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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 锦州 黑山县 >> 大法弟子, 女
紧急成度: 中
家庭地址: 辽宁省黑山县
个人近况:
立案日期: 2006-12-29
案例描述 折叠显示
2006-12-29: 一辽宁农妇揭露邪党多年迫害
我是辽宁省黑山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修炼前曾患有多种疾病，如眩晕症、关节炎、支气管炎，尤其是乳腺炎，非常顽固，经常复发，常年吃药，苦不堪言。一九九八年八月喜得大法，通过学法、炼功，不长时间身上所有的病症不治自愈。由于身体好了，干起农活来真是有使不完的劲儿。生活中处处按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遇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从此家庭矛盾和解，婆媳关系大有改善，邻里关系越来越融洽。从我身体和我们家庭的变化，乡亲们都感到大法的神奇，真是一人炼功全家受益。
被迫流离失所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小人出于个人的妒嫉，发动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动用整部国家机器，采取流氓手段大肆造谣、诬陷法轮功创始人，诽谤法轮大法。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为了师父和大法的清白，我要以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向政府说明法轮大法好，镇压是错误的。七月二十日那天，我和我的同修（法轮功学员）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依法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可是刚一下火车，就被北京不法警察非法抓捕，并送到丰台体育馆。七月二十三日被当地公安部门接回当地。
回来后遭当地派出所警察的不断骚扰和村干部的监视。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村干部到我家说：“镇派出所来人，说有点事让你到村上去一趟”。我跟他来到村政府，一看，他们把全村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二十多人）都骗到了村政府。因当时打压升级，已经把法轮功定性为“×教”，他们为防止学员进京上访，搜走所有学员的身份证，逼学员写不炼功、不进京上访、与法轮功决裂的“保证书”。并威胁说：“不写就给你送到马三家（教养院）种稻子去”。并且向学员每人要一千元钱作“保证金”，有的学员家没钱，就把电视机搬走作抵押。我们家里没钱交，他们把我非法关押在村政府八天才放回来。
二零零一年年底，一天夜里十一点多钟，听到咣咣的敲门声，周围的邻居都被吵醒了。我开开大门一看，门外站了七、八个人（是镇派出所和村政府的），进院后，他们直奔屋里到处察看，我丈夫对他们说：“你们想干什么？这么晚来骚扰不让我们休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们就是想看看她在不在家”。我丈夫跟他们说：“不就炼炼法轮功吗，犯啥法了？”他们一看我在家，没说什么就走了。临走时还说“别哪儿去啊！”意思是别进京上访。
二零零二夏天的一个夜里，村书记、妇联主任和治保主任等七、八个人来到我家，说是让我“去县里开会”（其实是参加县里办的“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我说：“我不去。”象这样的骚扰也记不清有多次了，每当新年、“四·二五”“七·二零”“十·一”等所谓的“敏感日”他们都要到家来“光顾”。
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县公安局伙同镇派出所，到村中骚扰，企图抓捕一名法轮功学员，但该学员当时正在地里干农活，不在家，结果将她家（外地）来串门的亲戚抓走。一个恶警叫嚣：“抓一个也是抓，干脆都把他们（法轮功学员）抓走”。然后挨家找，当问到我婆婆“你儿媳妇在家没？”婆婆回答他们“出去打工挺长时间了，秋收都没回来”。在婆婆的掩护下，我才得以幸免。警察走后，家人怕他们再来抓人，不敢让我在家里住，从此我不得不离家出走，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残暴的恶警毕诗君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我推着自行车从临时住处走出来不远，刚走上马路，从路边早已停在那里等候的轿车里边，跳下来两个便衣恶警（后来知道一个是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毕诗君，另一个男警（身高1.75米左右）方脸，四十多岁，可能姓张。他们不由分说将我的自行车把抓住，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我绑架。他们把我抓上车后，毕某对我进行非法搜身，将我身上带的手机，IC电话卡抢走，还把我兜里的六百八十元现金掏出来，装进他自己的腰包。我质问他：“你拿我钱干啥？”毕说：“谁看见我拿你钱了？”（他一贯是这样，打完人后，会赖皮的说“谁看见我打你了？”在当地一向以“流氓打手”著称。他们公安内部有正义感的干警都对此人非常厌恶）。他们将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将我拉到县公安局。
在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毕某开始审问我：“你都和谁联系？”“你还认识谁？”我心想，我没犯法，不是犯人，你们无权审问我。所以我始终不说话。他看我啥也不说，就猛劲抡起巴掌打我的脸，这突如其来的一掌，打的我整个人立刻倾倒，头撞到墙上后又弹回摔倒在地上，然后他拽着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拽起来，紧接着又左右开弓打我的脸，鲜血从我的嘴角流出来，为掩盖罪证，他急忙把血擦干净，还假惺惺的对我说：“你看你，说出来不就得了，何苦还得挨打。”他看我还是不说，就又接着打，就这样反复打，他一连打了我几十个嘴巴，累的他手直哆嗦，看那样子，他实在是打不动了。这时已经到了中午。毕从兜里拿出从我这儿抢去的钱给张说：“去，买只熏鸡，买点火腿肠，再买两瓶啤酒等，吃完饭看我怎么收拾她。”他们把我铐在（铁架）沙发的扶手上就走了。
吃完午饭，他们找来了两根棍子（四、五公分粗，长一米多，好象是拖布杆）。毕对我说： “你能过我这关就算你能耐。”他把一根放在地上，让我跪在棍子上，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只跪我师父，任何人不配我跪。他看我不跪，就抡起另一根棍子猛打我的双腿腿肚子（一年以后腿上仍有青紫硬块），不知打了多少下，直至把棍子打折了好几节，他见我还是不跪，他们俩就使劲往下摁我，我就是不跪，他就把我的双手由原来的反铐，又铐成“背箭铐”（这种酷刑致使人呼吸困难，据说一个时辰就能使胳膊残废）。当时我就感到双臂疼痛难忍，胸闷，喘不过气来，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落下来。他们又使劲往下摁我，我还是拼命挣扎就是不跪，结果把我摁摔坐在地上。毕又提着手铐子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手铐子卡到肉里很深，四个月后还有伤痕），毕又拿起地上那根棍子打我的腿，把这根棍子又打折好几节。然后他又拿打折的一节棍子敲打我的前额，他还跟张说：“哎，你看象不象扣个小锅？” 然后又用拳头敲打我肿起的前额，并恶狠狠的说：“疼死你！”他们看我一直没有屈服，就把手铐打开（是怕弄残我的胳膊担责任）。张某见打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气的够呛，把审讯记录的单子扔到一边，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往我的膝盖处踢了十来脚。
晚上下班前，他们把我送到了县看守所，毕对看守所的一个值班管教说：“她啥也不说，给她关到男号里去。”毕走后，那个管教（挺有正义感）看到我被打成这样，跟我说：“出去后，你去告他”。
当我进到监室时，室内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被吓的够呛。我已经被打的没有人样儿了，辨不清模样，真是面目全非、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二个半月后，二零零三年七月末，他们非法判我劳教三年，转关到马三家劳教所继续迫害。
邪恶的马三家
来到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女二所），我就开始绝食绝水。不穿他们的“校服”，刚开始他们伪善的向我问这问那的，询问一些生活上的事，每天用几个人围着我，向我散布中共恶党那一套歪理。她们看我不听，就撕下伪装，逼我坐小板凳，从早四点半开始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中午吃饭都不许离开小凳。整天坐得腰酸背痛，只要你想站起来，她们就拽你坐下，还限制上厕所。我坚信师父，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拒绝接受她们给我“洗脑”。
因为我一直在绝食绝水，身体非常虚弱。八月五日清晨，我起床后去厕所突然晕倒。当我醒来时发现他们已经把我弄到床上，后来他们又把我弄到医院强行给我打点滴，并且劝我进食。当时我了解到，他们对那些绝食的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根本不顾死活，灌一次还要三十元钱“灌食费”，其实灌的都是稀粥，灌完食还不让上厕所。
曾有位学员家属来劳教所要求接见，他们说：“她欠了很多钱，想见就先掏一万块钱。”家属无奈，只好凑足一万块钱，才见一面。
盘锦法轮功学员李宝杰被灌食时，恶警把她用四个铐子铐在床上成大字型，并将她的嘴用“铁撑子”撑住，大队长李明玉坐在她的身上，歇斯底里的喊：“灌！给她灌！”只见李宝杰的脸变得青紫，李明玉害怕出人命，才把她放开。然后找来几个狱警把她抬上警车送往医院，结果李宝杰在去医院的途中死亡。
我家住在农村，家境本来就不宽裕，这几年因遭受迫害更是债台高筑，我万般无奈，开始进食。二十天后，他们把我调到了一楼“隔离区”进行强制性“转化”。
一次去厕所，我见监室对面的门开着，看到有一位同修被绑在床上，双手在背后铐着，嘴被绳子勒着，后来知道她叫夏宁，因为她坚信大法，拒不“转化”，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遭受三年（又加期四个月）的各种酷刑折磨。她经常被关进小号，被铐在铁椅子上，臀部都坐烂了。
一天我还看到一位同修被人用绳子绑在腰上在地上拖着走，后来了解到，是由于长时间强制蹲着造成的不能正常站立行走。
有一天在厕所碰到一位同修，走路需两个人搀着，腰直不起来。是由于长时间被铐在小号的铁椅子上造成的。有的还长时间限制去厕所，造成大、小便便到裤子里。
在“隔离区”，他们每天派三、四个所谓的“包夹”如影随形的跟着我，妄图继续“转化”我，并且每周要换人。从第三天开始，他们开始体罚我，不许我上床睡觉。逼我站在地中间的一块四十公分见方的砖上，长时间不许去厕所。他们每晚由三个“包夹”轮流值班看着我，一直逼我站着，腿都站肿了。始终不许我合眼，只要一闭眼，她们就连推带打，或往脸上弄凉水，或用卫生纸捻成细条往我耳朵、鼻孔里捅。由于长时间不让睡觉，因而时常晕倒、摔跟头。一次我摔倒后，他们把我从地上一圈一圈的拖着走，不知她们把我拖了多少圈，一直拖到天亮。后来她们怕我再摔倒出现意外担责任，就要把我铐在暖气管上。再后来他们逼我蹲着，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不许动。恶警张环对“包夹”说：“她要不写（三书），一直让她蹲着。”
一天，他们把我调到干警寝室，给我放诽谤大法的录像，我不看，他们又给我放大法弟子卫星插播真相的录像。我看到大法弟子利用这种形式向世人讲清真相，真了不起，看完后非常受鼓舞。他们又把我调到干警值班室，一个恶警说：“你们说做好人，干扰人正常看电视，这是做好人吗？”我说：“你们电视播的都是编造的谎言，是骗人的。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搞电视插播是让人们了解大法真相，这没有错”。这时一个高个子恶警走到我的跟前，往我的前胸使劲打了好几拳，还邪恶的说：“象这玩意儿跟她讲啥，干脆给她改大门儿，送监狱去得了。” 她走后，一个干警对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这儿的所长（苏境）”。
就这样反复折磨了我三个多月。这期间我的家人来看我，他们都不让接见，还欺骗我的家人说：“她不想见你们”。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日，辽宁省所谓的“帮教团”（由各市六一零、政法委及各地劳教所恶警组成）五十多人住在女二所的“综合楼”。这个所谓的“帮教”实质上就是采取更卑鄙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把所有的不“转化”的大法弟子一个个送到“综合楼”，每个房间由七个恶警针对一个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强制“打坐”，是把腿反盘上（一种非常残忍的酷刑）、再用被单绑上，并且用四个（男）恶警按住头、肩和双腿，还邪恶的说：“你不是炼功吗？我们帮你炼……”。
辽宁葫芦岛的王桂兰被他们用电棍电的后背全是水泡，半夜又被他们强行扒掉棉衣、棉裤，只剩内衣，在外面雪地里冻了两个多小时。
二零零五年三月初，义县的陈淑娟，因不配合上“大课”，恶警张环叫几个人把她抬去，逼她听诽谤大法的录音。回来后，给她铐到床头的铁管子上。为防止她叫喊，用塑料胶带把嘴从脑后一圈一圈的粘住。之后又关进“综合楼”的小号里。后来被超期关押了四个月才放人。
二零零五年三月，他们把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调离原队，组成一大队和二大队。是怕影响了新来的学员和已经被他们所谓“转化”的学员（因当时又有很多写声明的学员，宣布原来在压力下写的所谓“三书”作废，重新坚定修炼）。
四月初，我和我的同修悟到，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决不承认这种邪恶的迫害，一定要反迫害。我们纷纷脱掉了“校服”。他们就找来十来个男、女干警和四防人员“坐班”，四、五个人围着一个大法弟子强制往身上穿校服，不穿的就连踢带打，有的被铐在床头上，晚上睡觉也不给打开。后来又把我们轮流铐到铁门外的那个阴冷潮湿的厕所里，上面还滴着水。这样一直铐了六、七天。
二零零五年六月的一天，铁岭的赵素云因为不穿校服，被恶警张秀荣带到大队长办公室，叫来几个恶警，把她的衣服扒光，把背心都撕破了，只剩下一个三角裤头，然后用胶带把她的嘴一圈一圈的粘上，甚至连鼻子都粘上了，后来看着她差一点窒息，才把粘鼻子的胶带拆开。七八个人把她按倒在地，强制给她套上校服。
到十一月份，我们再一次集体脱掉“校服”，恶警气急败坏的把我们的换洗的衣服、日用品等（包括卫生纸）全部拿走，连续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屋里、走廊都有恶警昼夜监视。这还不够，他们又调来了所谓的“强改组”的人，其实就是打手。他们把不配合穿校服的大法弟子拽到“综合楼”进行折磨。抚顺的吴丽霞被铐在干警室，折磨了她一昼夜，回来时走路得扶着墙，腿一瘸一拐的，一个多月才好。
二零零六年过年前两天，我们拿着发霉的窝头找干警反映情况，她们却找理由狡辩说：“这次面不好”。其实平时经常是吃这样发霉的窝头，又苦又辣。
二零零六年二月四日那天，这是辽宁法轮大法日，为了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共同高喊“法轮大法好！”这喊声惊天动地。男恶警刘春杰暴跳如雷，气势汹汹的冲大法弟子何桂荣打去，一连打了好几拳，我们见恶警如此猖狂，又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刘某见此情景只好罢手。但是晚饭后，恶警又把何桂荣单独拽到铁门外，把她铐到“三角库”里（是远离监室的一个很隐蔽的、不透光、不通风的不到二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面只放一张铁椅子，专门用于迫害大法弟子），三天后才把人放回来。
二零零六年三月下了几场雪，恶警（大队长）张秀荣、向奎丽和周谦要求出去扫雪，他们又找来十来个男干警（据说是强改组的）把拒绝扫雪的大法弟子连推带打，都给拽到雪地里站着，一直到中午他们吃饭去了，才叫大家回到屋里。这样连续站了三天。
四月份，恶警强迫我们做奴工，剥大蒜，恶警把学员送到一楼隔离区，五个学员一个监室，每个监室有三个干警监工，拒绝干活的就拳打脚踢，罚站（面冲墙）。他们拽着抚顺刘玉秋的头发往墙上撞，撞的她鼻青脸肿，还踢她的腿，致使她走路一瘸一拐的；鞍山的孙萍被打的腰直不起来，走路要两个人扶着，很长时间才好；大连的邹秀菊被他们打倒后，还用脚踢她的头部，然后给铐在暖气管子上，不让上厕所；抚顺的付全花被他们推倒后，还把她的衣服撩起来，肚皮露在外面，让她肚皮贴地，还邪恶的说：“帮她烙烙肚子”。
曾因“转化”法轮功学员有功而受奖励五万元人民币的女二所所长苏境，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次法轮功学员们喊“法轮大法好”，苏境从“综合楼”大门外面一直追到食堂，嘴里一直在叫骂。然后那天剥大蒜的任务由原来的三袋（每袋八十斤左右）又增加到五袋，并且她亲自监工，从早上一直到半夜也没干完，不干完她就不让上床睡觉，还邪恶的对大法学员说：“你自己不剥，还想找人帮你剥呀？”（意思是威胁学员，要找打手动手打人）。
抚顺的邱丽因长时间被折磨（一只胳膊被铐到上铺的栏杆上，另一只胳膊铐到下铺的床头上）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需要人扶，她却下令不许别人扶她。这才是这位被流氓政府宣标榜为“教育、挽救”法轮功学员的模范人物的真实嘴脸。表面上她一直让人感觉很善，这一点很能迷惑人，我们有一些学员就是被她这种伪善所欺骗，其实都是伪装的，一旦扯下伪善的面纱，就露出阴险狡诈的狰狞面目。
从二零零六年九月份起，马三家女二所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又进行新一轮更疯狂迫害。他们昼夜轮班折磨大法弟子，每天都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他们不但对大法弟子进行肉体的摧残，还进行精神上的迫害，每天用高音喇叭播放诽谤大法的广播和为恶党歌功颂德的歌曲，把声音放到最大。
几年来，我亲身遭遇的和我亲眼所见到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也只是中共（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的冰山一角。目前在马三家劳教所至少还有一百多名大法学员，每天遭受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希望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及所有正义人士关注这个人间地狱---纳粹莫及的马三家集中营，伸出您的援手，营救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早日脱离魔爪，还他们公道---人权与自由。早日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12/29/145714.html
我是辽宁省黑山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修炼前曾患有多种疾病，如眩晕症、关节炎、支气管炎，尤其是乳腺炎，非常顽固，经常复发，常年吃药，苦不堪言。一九九八年八月喜得大法，通过学法、炼功，不长时间身上所有的病症不治自愈。由于身体好了，干起农活来真是有使不完的劲儿。生活中处处按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遇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从此家庭矛盾和解，婆媳关系大有改善，邻里关系越来越融洽。从我身体和我们家庭的变化，乡亲们都感到大法的神奇，真是一人炼功全家受益。
被迫流离失所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小人出于个人的妒嫉，发动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动用整部国家机器，采取流氓手段大肆造谣、诬陷法轮功创始人，诽谤法轮大法。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为了师父和大法的清白，我要以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向政府说明法轮大法好，镇压是错误的。七月二十日那天，我和我的同修（法轮功学员）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依法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可是刚一下火车，就被北京不法警察非法抓捕，并送到丰台体育馆。七月二十三日被当地公安部门接回当地。
回来后遭当地派出所警察的不断骚扰和村干部的监视。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村干部到我家说：“镇派出所来人，说有点事让你到村上去一趟”。我跟他来到村政府，一看，他们把全村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二十多人）都骗到了村政府。因当时打压升级，已经把法轮功定性为“×教”，他们为防止学员进京上访，搜走所有学员的身份证，逼学员写不炼功、不进京上访、与法轮功决裂的“保证书”。并威胁说：“不写就给你送到马三家（教养院）种稻子去”。并且向学员每人要一千元钱作“保证金”，有的学员家没钱，就把电视机搬走作抵押。我们家里没钱交，他们把我非法关押在村政府八天才放回来。
二零零一年年底，一天夜里十一点多钟，听到咣咣的敲门声，周围的邻居都被吵醒了。我开开大门一看，门外站了七、八个人（是镇派出所和村政府的），进院后，他们直奔屋里到处察看，我丈夫对他们说：“你们想干什么？这么晚来骚扰不让我们休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们就是想看看她在不在家”。我丈夫跟他们说：“不就炼炼法轮功吗，犯啥法了？”他们一看我在家，没说什么就走了。临走时还说“别哪儿去啊！”意思是别进京上访。
二零零二夏天的一个夜里，村书记、妇联主任和治保主任等七、八个人来到我家，说是让我“去县里开会”（其实是参加县里办的“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我说：“我不去。”象这样的骚扰也记不清有多次了，每当新年、“四·二五”“七·二零”“十·一”等所谓的“敏感日”他们都要到家来“光顾”。
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县公安局伙同镇派出所，到村中骚扰，企图抓捕一名法轮功学员，但该学员当时正在地里干农活，不在家，结果将她家（外地）来串门的亲戚抓走。一个恶警叫嚣：“抓一个也是抓，干脆都把他们（法轮功学员）抓走”。然后挨家找，当问到我婆婆“你儿媳妇在家没？”婆婆回答他们“出去打工挺长时间了，秋收都没回来”。在婆婆的掩护下，我才得以幸免。警察走后，家人怕他们再来抓人，不敢让我在家里住，从此我不得不离家出走，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残暴的恶警毕诗君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我推着自行车从临时住处走出来不远，刚走上马路，从路边早已停在那里等候的轿车里边，跳下来两个便衣恶警（后来知道一个是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毕诗君，另一个男警（身高1.75米左右）方脸，四十多岁，可能姓张。他们不由分说将我的自行车把抓住，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我绑架。他们把我抓上车后，毕某对我进行非法搜身，将我身上带的手机，IC电话卡抢走，还把我兜里的六百八十元现金掏出来，装进他自己的腰包。我质问他：“你拿我钱干啥？”毕说：“谁看见我拿你钱了？”（他一贯是这样，打完人后，会赖皮的说“谁看见我打你了？”在当地一向以“流氓打手”著称。他们公安内部有正义感的干警都对此人非常厌恶）。他们将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将我拉到县公安局。
在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毕某开始审问我：“你都和谁联系？”“你还认识谁？”我心想，我没犯法，不是犯人，你们无权审问我。所以我始终不说话。他看我啥也不说，就猛劲抡起巴掌打我的脸，这突如其来的一掌，打的我整个人立刻倾倒，头撞到墙上后又弹回摔倒在地上，然后他拽着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拽起来，紧接着又左右开弓打我的脸，鲜血从我的嘴角流出来，为掩盖罪证，他急忙把血擦干净，还假惺惺的对我说：“你看你，说出来不就得了，何苦还得挨打。”他看我还是不说，就又接着打，就这样反复打，他一连打了我几十个嘴巴，累的他手直哆嗦，看那样子，他实在是打不动了。这时已经到了中午。毕从兜里拿出从我这儿抢去的钱给张说：“去，买只熏鸡，买点火腿肠，再买两瓶啤酒等，吃完饭看我怎么收拾她。”他们把我铐在（铁架）沙发的扶手上就走了。
吃完午饭，他们找来了两根棍子（四、五公分粗，长一米多，好象是拖布杆）。毕对我说： “你能过我这关就算你能耐。”他把一根放在地上，让我跪在棍子上，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只跪我师父，任何人不配我跪。他看我不跪，就抡起另一根棍子猛打我的双腿腿肚子（一年以后腿上仍有青紫硬块），不知打了多少下，直至把棍子打折了好几节，他见我还是不跪，他们俩就使劲往下摁我，我就是不跪，他就把我的双手由原来的反铐，又铐成“背箭铐”（这种酷刑致使人呼吸困难，据说一个时辰就能使胳膊残废）。当时我就感到双臂疼痛难忍，胸闷，喘不过气来，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落下来。他们又使劲往下摁我，我还是拼命挣扎就是不跪，结果把我摁摔坐在地上。毕又提着手铐子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手铐子卡到肉里很深，四个月后还有伤痕），毕又拿起地上那根棍子打我的腿，把这根棍子又打折好几节。然后他又拿打折的一节棍子敲打我的前额，他还跟张说：“哎，你看象不象扣个小锅？” 然后又用拳头敲打我肿起的前额，并恶狠狠的说：“疼死你！”他们看我一直没有屈服，就把手铐打开（是怕弄残我的胳膊担责任）。张某见打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气的够呛，把审讯记录的单子扔到一边，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往我的膝盖处踢了十来脚。
晚上下班前，他们把我送到了县看守所，毕对看守所的一个值班管教说：“她啥也不说，给她关到男号里去。”毕走后，那个管教（挺有正义感）看到我被打成这样，跟我说：“出去后，你去告他”。
当我进到监室时，室内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被吓的够呛。我已经被打的没有人样儿了，辨不清模样，真是面目全非、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二个半月后，二零零三年七月末，他们非法判我劳教三年，转关到马三家劳教所继续迫害。
邪恶的马三家
来到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女二所），我就开始绝食绝水。不穿他们的“校服”，刚开始他们伪善的向我问这问那的，询问一些生活上的事，每天用几个人围着我，向我散布中共恶党那一套歪理。她们看我不听，就撕下伪装，逼我坐小板凳，从早四点半开始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中午吃饭都不许离开小凳。整天坐得腰酸背痛，只要你想站起来，她们就拽你坐下，还限制上厕所。我坚信师父，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拒绝接受她们给我“洗脑”。
因为我一直在绝食绝水，身体非常虚弱。八月五日清晨，我起床后去厕所突然晕倒。当我醒来时发现他们已经把我弄到床上，后来他们又把我弄到医院强行给我打点滴，并且劝我进食。当时我了解到，他们对那些绝食的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根本不顾死活，灌一次还要三十元钱“灌食费”，其实灌的都是稀粥，灌完食还不让上厕所。
曾有位学员家属来劳教所要求接见，他们说：“她欠了很多钱，想见就先掏一万块钱。”家属无奈，只好凑足一万块钱，才见一面。
盘锦法轮功学员李宝杰被灌食时，恶警把她用四个铐子铐在床上成大字型，并将她的嘴用“铁撑子”撑住，大队长李明玉坐在她的身上，歇斯底里的喊：“灌！给她灌！”只见李宝杰的脸变得青紫，李明玉害怕出人命，才把她放开。然后找来几个狱警把她抬上警车送往医院，结果李宝杰在去医院的途中死亡。
我家住在农村，家境本来就不宽裕，这几年因遭受迫害更是债台高筑，我万般无奈，开始进食。二十天后，他们把我调到了一楼“隔离区”进行强制性“转化”。
一次去厕所，我见监室对面的门开着，看到有一位同修被绑在床上，双手在背后铐着，嘴被绳子勒着，后来知道她叫夏宁，因为她坚信大法，拒不“转化”，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遭受三年（又加期四个月）的各种酷刑折磨。她经常被关进小号，被铐在铁椅子上，臀部都坐烂了。
一天我还看到一位同修被人用绳子绑在腰上在地上拖着走，后来了解到，是由于长时间强制蹲着造成的不能正常站立行走。
有一天在厕所碰到一位同修，走路需两个人搀着，腰直不起来。是由于长时间被铐在小号的铁椅子上造成的。有的还长时间限制去厕所，造成大、小便便到裤子里。
在“隔离区”，他们每天派三、四个所谓的“包夹”如影随形的跟着我，妄图继续“转化”我，并且每周要换人。从第三天开始，他们开始体罚我，不许我上床睡觉。逼我站在地中间的一块四十公分见方的砖上，长时间不许去厕所。他们每晚由三个“包夹”轮流值班看着我，一直逼我站着，腿都站肿了。始终不许我合眼，只要一闭眼，她们就连推带打，或往脸上弄凉水，或用卫生纸捻成细条往我耳朵、鼻孔里捅。由于长时间不让睡觉，因而时常晕倒、摔跟头。一次我摔倒后，他们把我从地上一圈一圈的拖着走，不知她们把我拖了多少圈，一直拖到天亮。后来她们怕我再摔倒出现意外担责任，就要把我铐在暖气管上。再后来他们逼我蹲着，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不许动。恶警张环对“包夹”说：“她要不写（三书），一直让她蹲着。”
一天，他们把我调到干警寝室，给我放诽谤大法的录像，我不看，他们又给我放大法弟子卫星插播真相的录像。我看到大法弟子利用这种形式向世人讲清真相，真了不起，看完后非常受鼓舞。他们又把我调到干警值班室，一个恶警说：“你们说做好人，干扰人正常看电视，这是做好人吗？”我说：“你们电视播的都是编造的谎言，是骗人的。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搞电视插播是让人们了解大法真相，这没有错”。这时一个高个子恶警走到我的跟前，往我的前胸使劲打了好几拳，还邪恶的说：“象这玩意儿跟她讲啥，干脆给她改大门儿，送监狱去得了。” 她走后，一个干警对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这儿的所长（苏境）”。
就这样反复折磨了我三个多月。这期间我的家人来看我，他们都不让接见，还欺骗我的家人说：“她不想见你们”。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日，辽宁省所谓的“帮教团”（由各市六一零、政法委及各地劳教所恶警组成）五十多人住在女二所的“综合楼”。这个所谓的“帮教”实质上就是采取更卑鄙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把所有的不“转化”的大法弟子一个个送到“综合楼”，每个房间由七个恶警针对一个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强制“打坐”，是把腿反盘上（一种非常残忍的酷刑）、再用被单绑上，并且用四个（男）恶警按住头、肩和双腿，还邪恶的说：“你不是炼功吗？我们帮你炼……”。
辽宁葫芦岛的王桂兰被他们用电棍电的后背全是水泡，半夜又被他们强行扒掉棉衣、棉裤，只剩内衣，在外面雪地里冻了两个多小时。
二零零五年三月初，义县的陈淑娟，因不配合上“大课”，恶警张环叫几个人把她抬去，逼她听诽谤大法的录音。回来后，给她铐到床头的铁管子上。为防止她叫喊，用塑料胶带把嘴从脑后一圈一圈的粘住。之后又关进“综合楼”的小号里。后来被超期关押了四个月才放人。
二零零五年三月，他们把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调离原队，组成一大队和二大队。是怕影响了新来的学员和已经被他们所谓“转化”的学员（因当时又有很多写声明的学员，宣布原来在压力下写的所谓“三书”作废，重新坚定修炼）。
四月初，我和我的同修悟到，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决不承认这种邪恶的迫害，一定要反迫害。我们纷纷脱掉了“校服”。他们就找来十来个男、女干警和四防人员“坐班”，四、五个人围着一个大法弟子强制往身上穿校服，不穿的就连踢带打，有的被铐在床头上，晚上睡觉也不给打开。后来又把我们轮流铐到铁门外的那个阴冷潮湿的厕所里，上面还滴着水。这样一直铐了六、七天。
二零零五年六月的一天，铁岭的赵素云因为不穿校服，被恶警张秀荣带到大队长办公室，叫来几个恶警，把她的衣服扒光，把背心都撕破了，只剩下一个三角裤头，然后用胶带把她的嘴一圈一圈的粘上，甚至连鼻子都粘上了，后来看着她差一点窒息，才把粘鼻子的胶带拆开。七八个人把她按倒在地，强制给她套上校服。
到十一月份，我们再一次集体脱掉“校服”，恶警气急败坏的把我们的换洗的衣服、日用品等（包括卫生纸）全部拿走，连续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屋里、走廊都有恶警昼夜监视。这还不够，他们又调来了所谓的“强改组”的人，其实就是打手。他们把不配合穿校服的大法弟子拽到“综合楼”进行折磨。抚顺的吴丽霞被铐在干警室，折磨了她一昼夜，回来时走路得扶着墙，腿一瘸一拐的，一个多月才好。
二零零六年过年前两天，我们拿着发霉的窝头找干警反映情况，她们却找理由狡辩说：“这次面不好”。其实平时经常是吃这样发霉的窝头，又苦又辣。
二零零六年二月四日那天，这是辽宁法轮大法日，为了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共同高喊“法轮大法好！”这喊声惊天动地。男恶警刘春杰暴跳如雷，气势汹汹的冲大法弟子何桂荣打去，一连打了好几拳，我们见恶警如此猖狂，又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刘某见此情景只好罢手。但是晚饭后，恶警又把何桂荣单独拽到铁门外，把她铐到“三角库”里（是远离监室的一个很隐蔽的、不透光、不通风的不到二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面只放一张铁椅子，专门用于迫害大法弟子），三天后才把人放回来。
二零零六年三月下了几场雪，恶警（大队长）张秀荣、向奎丽和周谦要求出去扫雪，他们又找来十来个男干警（据说是强改组的）把拒绝扫雪的大法弟子连推带打，都给拽到雪地里站着，一直到中午他们吃饭去了，才叫大家回到屋里。这样连续站了三天。
四月份，恶警强迫我们做奴工，剥大蒜，恶警把学员送到一楼隔离区，五个学员一个监室，每个监室有三个干警监工，拒绝干活的就拳打脚踢，罚站（面冲墙）。他们拽着抚顺刘玉秋的头发往墙上撞，撞的她鼻青脸肿，还踢她的腿，致使她走路一瘸一拐的；鞍山的孙萍被打的腰直不起来，走路要两个人扶着，很长时间才好；大连的邹秀菊被他们打倒后，还用脚踢她的头部，然后给铐在暖气管子上，不让上厕所；抚顺的付全花被他们推倒后，还把她的衣服撩起来，肚皮露在外面，让她肚皮贴地，还邪恶的说：“帮她烙烙肚子”。
曾因“转化”法轮功学员有功而受奖励五万元人民币的女二所所长苏境，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次法轮功学员们喊“法轮大法好”，苏境从“综合楼”大门外面一直追到食堂，嘴里一直在叫骂。然后那天剥大蒜的任务由原来的三袋（每袋八十斤左右）又增加到五袋，并且她亲自监工，从早上一直到半夜也没干完，不干完她就不让上床睡觉，还邪恶的对大法学员说：“你自己不剥，还想找人帮你剥呀？”（意思是威胁学员，要找打手动手打人）。
抚顺的邱丽因长时间被折磨（一只胳膊被铐到上铺的栏杆上，另一只胳膊铐到下铺的床头上）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需要人扶，她却下令不许别人扶她。这才是这位被流氓政府宣标榜为“教育、挽救”法轮功学员的模范人物的真实嘴脸。表面上她一直让人感觉很善，这一点很能迷惑人，我们有一些学员就是被她这种伪善所欺骗，其实都是伪装的，一旦扯下伪善的面纱，就露出阴险狡诈的狰狞面目。
从二零零六年九月份起，马三家女二所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又进行新一轮更疯狂迫害。他们昼夜轮班折磨大法弟子，每天都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他们不但对大法弟子进行肉体的摧残，还进行精神上的迫害，每天用高音喇叭播放诽谤大法的广播和为恶党歌功颂德的歌曲，把声音放到最大。
几年来，我亲身遭遇的和我亲眼所见到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也只是中共（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的冰山一角。目前在马三家劳教所至少还有一百多名大法学员，每天遭受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希望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及所有正义人士关注这个人间地狱---纳粹莫及的马三家集中营，伸出您的援手，营救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早日脱离魔爪，还他们公道---人权与自由。早日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12/29/145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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