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法轮功学员数据库: Case Detail

2013-08-06: 辽宁省黑山县孙丽君遭受的酷刑和凌辱

我是辽宁省黑山县常兴镇赵家村人，以前我百病缠身，给家人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我对生活绝望了，多次产生轻生的念头，家里人对我的病一筹莫展。九四年春天，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的病很快不治而愈，十八年来我再没吃过一片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给我展现了许多殊胜美好的景象，更增强了我坚修大法到底的决心。

邪党早就准备迫害法轮功

九九年七•二零前夕，镇派出所让我村辅导员把全村学法轮功的人名报上去，当时辅导员并不知道邪党的阴谋诡计，过后才意识到邪党早就开始准备迫害大法了。七•二零那天，镇派出所副所长、冯江、张国清进村，不准我们集体炼功。第二天傍晚他们又闯进炼功点，逼着我们把书交出来，我没交。紧接着他们又进村威逼我们村所有大法弟子交身份证，我被迫把身份证交上去了。此后镇派出所几次骚扰，不准我们集体炼功。

二零零零年春一天，镇派出所正、副所长、冯江、张国清突然把我和我丈夫以及三名法轮功学员骗到镇派出所，逼着我们“转化”，我们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我们也没办法，是上面让这么做的。”我丈夫本来就没有修炼，但知道大法好，就说“不炼了”被放回来了，剩下我们四人被劫持到县拘留所逼着“转化”。到第十五天，冯江又来威逼，并说：“转化”了，每人五千元押金，一年之内不去北京上访把钱退回，在拘留所伙食费自负。我坚决不“转化”，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四十五天。期间我丈夫和亲戚到看守所看望我，亲戚劝我放弃，我给他讲真相，看守所所长大声吼叫不准我讲。他们回来后找冯江放人，镇派出所趁机勒索我家五千元钱，当时家中经济困难，我丈夫借了亲戚五千元，后来因无力偿还，只好把房子卖了才还上这笔债，至今我们一家人被邪恶迫害的流离在外。镇派出所恶警冯江是迫害我村大法弟子的急先锋，把我们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并且整理黑材料，都是此恶徒干的。他几次见到我就破口大骂，并恶毒诽谤我们师父和大法，给他讲真相也不听。

遭北京流氓警察的酷刑折磨

随着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加紧，我在家再也呆不住了。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我去了北京天安门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场过来两个警察把横幅抢走。警察叫来警车，把我和其他大法弟子逼上车，随后警察又绑架了许多大法弟子，这一车大法弟子被送到一个大空屋。快到时，警车经过一个大屋子，我看见屋子南墙根放着一个很长的铁笼子，铁笼子里蹲着坐不下站不起来的一个挨一个的年龄不等的男女，模样象大法弟子。我们这一屋同修在一起背法，傍晚一些警察把同修三三俩俩带走了，不知送到哪里去了？

最后我和几位同修被来的警察送到北京的一个派出所，派出所名字记不起来了。因我不报地址，三个警察一个便衣扒我的衣服，只剩下贴身内衣，然后把我双手吊起、两脚离地、象吊白条鸡一样吊在屋里专用吊人的梁上，四个恶警用加大电伏的电棍一齐电我的头、牙、乳头、小便、手的合谷穴、腿，一边电击，便衣一边胳肢我的肋骨，一边说着流氓下流话，其中一个恶警说：反对江泽民就弄死你。

他们看我不屈服，把我推到院子里，把我两手吊起、脚不沾地、吊在院子里专门用吊人的水泥柱上长时间的冻我，再把我吊到屋里梁上长时间不停的折磨我，当时我闻到我身上一股焦肉味，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叫着师父的名字。他们累得直喘，他们说大法弟子都这样，他们让我骂师父谤大法，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真是善意的给他们讲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们也不听。他们不停地折磨我，累了就换班，也不让我喝水，要水也不给。大约晚上九、十点钟，我承受到极限，就报了地址。我知道是师父在替我承受，否则我就死在他们手里了，他们电击我的部位全是致命处，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我怎能活着。这也让我当时就认识到中共邪党的下流无耻、阴险毒辣、残忍的对待中国民众。当天夜晚一个恶警把我绑架到辽宁省驻京办，我听到恶警和一个人说，他一会儿还的去找什么小姐，我身上掉在地上十元钱也被他们掠去了。

第二天镇派出所一把手和冯江到北京接我回来，直接绑架到县看守所。当时我被北京恶警迫害的浑身肿的很厉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全由本监室同修们照顾，一开始看守所的所医看我满身是伤，丧良心的说：“没事，就点外伤。”这个医生一听大法弟子们给他讲真相，他就骂。

马三家的邪恶“转化”迫害

三个月后，因我不“转化”，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一去被分到二大队六分队，当时恶警丘平是分队长。我一到就开始洗脑，每天数人换着班进行“转化”，他们讲着破坏大法的话，把师父的法断章取义后来骗我，用尽各种计谋，白天夜里逼着“转化”，不让睡觉、有时整宿不让睡觉、长时间罚站、罚蹲，对我进行精神摧残。

当时迫害我最严重的是丘平、丘平指使的牢头儿（名字记不起来了）、还有些进行“转化”迫害的打手们。记得刚到时，有一天丘平逼我念破坏大法的书，我不念，就罚我长时间站着。每天上早课丘平在全分队人的面前对我进行精神迫害，骂我如何没良心、愧对邪党……我给丘平和进行“转化”迫害的打手讲真相，他们不听。而且进行“转化”迫害的打手们，特别是牢头儿象特务一样窃取我个人和家庭信息后，汇报给丘平，然后对我进行迫害。开始我用善的一面对待他们，他们还是迫害我。我看不行，利用上课写作业的机会揭露丘平和进行“转化”的毒瘤们对我和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此后情况有些好转。

后来教养院把我转到五分队配合，队长姓尹，我抱着善心多次给她讲真相，劝她不要迫害大法弟子。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逼我“转化”，我不转化，她把师父的像放着地上逼我踩，我不踩，她拼命扳我脚踩，我不踩，我对她讲真相她不听，她还狠狠打我两个耳光子，用脚踢我。有一次，教养院对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进行全面迫害，他们叫“严打”，有时叫“攻坚战”，那是对全院大法弟子迫害很严重的日子。分队进行“转化”迫害的打手们（院里进行“转化”迫害的打手随时调换），把我弄到一个无人知道的楼梯下逼我“转化”，我不转，他们逼我长时间抱轮、盘腿，说如果抱不下来、盘不下来就得“转化”。我给他们讲真相，不让他们迫害我，他们不听。他们又给我上刑，记得有凳子、棍子什么的，他们长时间折磨我，不准我上厕所，长时间不让我睡觉，我精神恍惚，大小便失禁，后来他们怎么折磨我，我都记不清了。

马三家恶徒长时间对我的精神摧残、身体折磨，使我彻底精神恍惚了，邪恶逼我写了“五书”。后来我稍微清醒了些，知道做错了，做了对不起师父的事，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那时觉得生不如死。我对队长和进行“转化”迫害的打手们说，我错了，我不应该“转化”。他们就花言巧语骗我。一天夜晚，所长苏境到我被非法关押的分队检查，我当时对苏境和全分队的人声明写的“五书”作废。苏境随后给我非法加期三个月。我在马三家被非法劳教三年零三个月。我在二零零四年正月十三离开黑窝时，精神失常，记忆力减退，家人的形像都想不起来了。在马三家，夜深人静时，我时常能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那就是邪恶在迫害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坚定的大法弟子时时都被专人监控，吃饭、洗刷、上厕所、一言一行都有专人包夹，没“转化”的学员互相之间不许接触、不准说话，除特批。那些进行“转化”迫害的打手们，里面有多少特务不明？他们肆意迫害大法弟子，教室、小号、管教室、厕所、食堂、楼梯下（无人时）都是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马三家迫害大法弟子的办法据我所知有：电棍、蹲小号、老虎凳、长时间不让睡觉、罚站、罚蹲、绝食插管、挨打、长时间精神摧残……

在马三家，有个坚定的大法弟子被打手们用被捂头，坐在她身上，差点捂死。还有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打手们长达一年没让她上床睡觉，在地上坐了一年的板凳。在五分队时，我和大连的李小燕、王岩同牢房，王岩因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迫害，几次蹲小号，不让她睡觉，她绝食给她插管灌食，后来听说她死了，还听说被送到大北监狱了（待查证）。

在马三家，恶徒专找破坏大法的毒瘤们和假气功师作报告，有些坚定的大法弟子拒绝听就遭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家人来看得“特批”，和家人见面受监控。

马三家逼学员做奴工，如给死人用的工艺品，从外面一来人就赶快收起来。

马三家恶警还逼学员反复写出从修炼大法直到被劳教前的详细过程，目的是从中找出外面的大法弟子，窃取家庭成员信息。

我临离开马三家时，当地公安局叫我丈夫签合同，大概意思是不许我宣传法轮功、不许我到北京上访，让我丈夫看守着我。

我所知道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也是他们的常用手段。我们家被中共害的流离在外，邪恶千方百计想迫害我，五年前邪党的一个所谓的敏感日期间，当时的村支书贾春楼领着镇派出所警察到我婆家翻出我丈夫的电话号码，问我的情况去北京没有，二零一二年六月份后，镇派出所又给我丈夫打电话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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