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法轮功学员数据库: Case Detail

2005-05-14: 2001年夏天，刚刚收完小麦，一天半夜，中共不法镇长高忠德、副镇长戴清君、司法所所长夏炳堂、刘忠杰、王立参、张连海、孙庆禹（打手）、王金钟（打手）、曹夕臻（打手）、武继方（打手）、还有两名一姓胡一姓季的女人（名字不详），将大法学员绑架到镇上去进行了没有人性的折磨。恶徒拳打脚踢、警棍、电棍，大法弟子刘云香又一次被打的流了产，一名叫王荣香的女学员被当场被打昏死，于当晚送去军埠口医院。女学员刘锡珍被几支电棍电昏，恶徒泼上凉水再电，打的她身上黑色连成一片，鲜血和衣服沾在一起。

就这样被关了20多天后，除王荣香和刘云香外，其余大法学员全部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又被劫持回镇上继续关了20多天后才放回家。这些遭受迫害的大法学员包括王秀华、孙瑞英、曹小红、曹小梅、武学红、刘锡珍、刘向军、刘希福、刘明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5/14/101773.html

2004-06-03: 孙瑞英，今年59岁，小学文化程度，家住山东省潍坊市军埠口镇军埠口村。我于1997年正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身心受益特别大。

1999年4月，潍坊市坊子区的科普论坛说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镇上的干部就开始不让我们到炼功点炼功。我们到市政府解释情况，没有结果。从此，镇政府的干部就不断干扰我们炼功。炼功点不让去，我们只好到公路边儿上炼。

1999年7月，辅导员和站长相继被抓捕。后来我就把我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经过写出来给了镇政府的干部。7月20日前几天，法轮功学员被严管。7月19日下午全村人监视着我们，晚上，我们突破封锁去北京上访，到了潍坊车站，车站已被查封，我们走了一夜也没出去。家人把我们找回，镇政府命村委对我们训话。当时真是一片恐怖。紧接着我们被带上警车送到潍坊十六中学关押。在学校里他们又打又骂，逼我们站在烈日下曝晒，几天后又逼我们把大法书交上，强迫我们写不炼功的保证书，然后又向我们每人勒索300元人民币才放我们回家。

到了1999年的腊月，一场迫害又发生了。腊月十七、八，因母亲病重，我回娘家去了，镇政府打电话要我回家，当时母亲不醒人事，我正打算给母亲安排一些后事。我刚到家就被镇政府的干部叫到了村委，这一天风雪交加，我一进村委就看见几个法轮功学员只穿着秋衣在扫雪，我莫名其妙，镇政府的人把我叫到屋里，干部高明刚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他们说好，便强行脱掉我的棉衣，只剩一件小汗衫，上来四个一米七、八高的打手抡起皮带狠抽我，皮带打断了两根方才罢手，他们又叫我穿上棉衣到院子里站着挨冻，约一个小时后，高明刚又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又说好，带我到了另一个屋子，叫我村的村干部看着，拿了根一寸粗的胶皮管，脱下我的棉衣，让四、五个大汉打我，直打到皮管断了好几根才住手，我的背全肿起来了，自己棉衣都穿不上。从那天起，我们日日遭受着痛苦的打骂。全镇的干部都出动了，他们轮流值班，晚上喝了酒就开始打，不让我们睡觉，有时我们不能自理，还天天逼着我们跑步，跑不动后面就有人拿三角带打，逼我们骂着师父、跑步，不骂就打。三天后，他们说为了破我们的功，逼我们喝酒、抽烟，每人喝一杯二锅头，不喝就打，他们打累了就逼学员动手打。第四天晚上，镇政府的刘邦江喝了酒，带着三个小青年，把我叫到跟前，强行去掉我的帽子和棉衣，拿三角带用力照我头顶猛抽一下，我只觉得眼前一黑，看不见了灯光，我晕了过去，醒来后刘邦江叫我站起来继续打，第二下打在我的眼上。眼的周围都肿起来，就是没打着眼球，幸亏三角带的一端有个圈儿。刘邦江叫我举起双手，把我从上到下打了个遍，我倒在地上，他连我的双脚也抽了几下，周围的人不忍再看下去，他们都闭上了眼睛。

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过小年，司法所所长夏炳堂说：“老孙啊，人家都在家过小年，你们连累的我们不能团圆，我只好拿你出气了。拿过三角带来，脱下棉衣，我打你二十下。”他用力打了我二十下，还抱怨道：“你把我累死了。”
过了腊月二十三，有的学员交上钱回家了，镇政府向我勒索三千元人民币，我没有，继续受他们的折磨，我丈夫给我送饭时，他们说不交钱不放人，丈夫只好把家中养了十多年的母牛卖掉，又借了一千多元，凑足三千交上。腊月二十五日，我被放回家时，母亲已不吃不喝等了我七天。我赡养母亲30多年，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却不得尽孝。腊月二十七日，94岁的母亲离开了人世。

在这七天里，我挨了一百多下皮带和三角带，无数的拳打脚踢。

过完年，正月十八镇政府又逼我们扫垃圾，此后经常叫我们无偿的劳动，剥夺了我们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

2000年10我们几个学员到北京上访鸣冤，我没跟上他们，没到北京就回来了。还没到家，我就被叫到大队，到那一看，我们的家人都被关起来了，我回来我儿子才被放走。从此我又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坏人不让家人给我送饭，他们轮流值班，轮流打。在村委关了几天后，我们又被带到司法所关了30多天。去北京的几个功友都被送入了看守所，有的被非法劳教。这回我被逼交了四百元钱，副书记戴清君嫌少，打了我丈夫一拳。

2001年6月，大约5、6号，夜里不到12点，司法所所长夏炳堂带了10几个人到我家，当时我已睡了，他们砸了几下门，我儿子开门后，他们拿着手电筒和电棍闯入我的房间翻了个遍，衣服、被子、箱子乱七八糟扔了一地，只搜到一本《转法轮》。他们把我绑架到司法所，叫我坐在地上，后面用三角带打，前面用电棍电我的四肢，打了一顿，把我关到一间屋内，里面早已关了七、八个功友。第二天，恶徒说我发传单，到村支书家门喷“真善忍”，对我又打又电。一天，他们逼我撕大法书，我不撕，他们就打我，其中一个村干部曹夕真立起手掌照我的脖子狠狠的砍了四下，就像要把我的头砍下来似的。一天下午，我们10个学员在一间屋子里，忽然闻到了香味，自己身体感觉也有些异常。

晚上，司法所的法庭变成了刑场，我们一个个被带到里面受刑，他们没抓到功友王克吉，就抓了王克吉的妻子和我们受着同样的折磨。呻吟声、叫声、电棍响声、棍子打声连成一片。叫到我时已是第五个了，到了法庭，我说，我们就是做好人，不要再打了。他们根本不理，熄了电灯，用手电筒照着打，刑具是公安打坏人的警棍和电棍。开始打的时候我还知道，以后就不知道了，他们就泼凉水，我醒了他们继续打，我昏死过去他们再泼凉水，我又有了呻吟，他们才住手，我慢慢挪到关我们的房间，一下倒在水泥地上，再也动不了了，只觉得全身都肿起来了，浑身是水，又冷又渴，动不了，那晚的俩个值班的人有同情心，把水端到我们的头前帮我们喝，他俩一夜没睡。我们10个人躺在水泥地上，有一个年青功友唐高朋一夜说胡话，功友王荣香奄奄一息，大便失禁，被送到医院。第二天，我看到自己身上全成了黑色，右手肿得老厚，手心和手背被电成了黑色的，手背还有一个大疙瘩。后来我听别人说，他们用两根电棍轮流着充电电我，当时我什麽也不知道。我背部两边各有一处骨折，两腿也迈不动，去厕所由王克吉的妻子架着。这次对我的毒打谁也没看见，只听到政法委书记花光勇在院子里说话。在这期间他们不让家人同我们见面，每次行凶，他们就说上级说了，打死就给你们登报纸，说是你们自己炼功炼死的。由于我身体极度虚弱，一次上完厕所回来，我倒在院子里不能动了，眼也睁不开，大约两小时后，司法所长夏炳堂过来，叫我，我说不出声，但心里明白，他用电棍在我手腕上电了两下，我的手一动没动，他们把我拖到屋里说是饿的，泡了一包方便面叫唐高明喂我吃。他们怕我死在那里，第二天就放我回了家。

我回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叫我拍片，我没那麽多钱，只买了二包三七片和一盒跌打丸。我回家第四天，司法所长又拿着电棍，带了10几个人来到我家。那时刚刚麦收结束，他们把我家的陈麦、新麦全抢走了，共三千七百斤，卖给了粮管所。我儿子干电器维修的活儿，他们把他的工具全部抢走，一台电冰箱，连根吊水泵的大绳也拿走了，还骑走了我儿子的摩托车，电也给停了。当时我家没吃没喝，儿子、儿媳、孙子都走了。那副惨景让我看到江泽民养了一伙真正的强盗。第六天，他们又把我带到司法所，十多天后又把我们送入看守所关押了三十天，回到镇上又关了一个月才放我回家。这时儿子、儿媳、孙子都回来了，我到家后，媳妇就骂我，儿子也气病了，连五岁的小孙子都骂我。家里没吃没喝，只好到别人家要水喝，借了点粮食吃，老伴气极了也打我，我在家里简直没法活下去，但我没想到死，我想总有一天我会重见光明的，我决定离家出走。我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我娘家，叫哥哥侄子不要怪我家人对我不好；第二封给我家人，不要到处找我，我不会死的；第三封写给镇政府，我走后不要对我的家人使加压力。我刚走出村，就被镇政府的车追上了，不准我到处走。在镇政府呆了几天，老伴找到我把我接回家。回家时镇政府的人叫拿三千元钱换回我家的东西，麦子不给了。当时我没钱，到现在也没钱，儿子的车司法所长把牌子摘下后现在还骑着。一个执法人员竟干出这种违法的事！我说宪法规定我们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他们却说不保护炼法轮功的。我家的电六个月后才给接上。其馀的几个学员都被非法劳教了。

武装部的孙庆禹打人专打腰部和腹部，有一次他命我们面朝墙，狠狠的打我们耳部。

一个叫武继方的汽车司机打人很凶，几乎每次迫害都没落下，有一次，潍坊市奎文区的一名法轮功学员被镇上的人从北京带到村委，这位学员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有人偷着给了我们一点饼乾，我给了她几块，被武继方看见了，他用湿毛巾冲我的头狠狠的打了一顿。

王金忠、唐乃玺都是被雇用的打手。一次王金忠逼我撕师父的像，用电棍不停的电我的手，直到我撕了师父像。我真后悔没用正念正视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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