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法轮功学员数据库: Case Detail

2020-09-04: 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多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
哈尔滨呼兰区各派出所、社区、农村乡镇大队发生了多起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或打电话骚扰事件。

夏姓法轮功学员，今年七十八岁，她的儿子在五月下旬的一天，接到光明派出所的电话，询问老人的住址，现在是否还炼法轮功。

王姓法轮功学员，现年八十五岁，六月初的一天，她的儿子接到新华社区人员打来的电话，问王的住址，是否还炼法轮功，被家属拒绝。

法轮功学员王金月，她丈夫在外地河北打工，曾几次接到呼兰区双井乡果园村大队书记打电话骚扰，她丈夫很害怕，担心家里妻子的安全。

还有陈忠（建设社区）、焦晓华、包玉芬、周春芝、郭玉华（新民派出所）、郭玉兰、李冬雪、（兴盛社区）、胡翠环等法轮功学员都受到社区等部门骚扰。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20/9/4/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大陆综合消息-411365.html

2013-07-12: 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李冬雪遭受的残忍迫害
按：哈尔滨呼兰区法轮功学员李冬雪，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遭受了种种迫害，被非法判刑六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各种酷刑：在小号被迫害带地环五十五天；在水房子、便衣库背铐近一年半，还遭受吊铐、挨冻、毒打等折磨。

下面是李冬雪女士自述其遭遇：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病魔缠身，九岁时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如果今天关节开始疼，明天准下雨；还有严重的心脏病，最严重的是肾炎，到后期全身浮肿，排不出尿来。医生当时诊断，我的病情再往下发展，就成尿毒症了。每年辛苦挣的钱都用来吃药打针，可身体并不见好。我练过假气功，也当过虔诚的佛教徒，希望这些能给我的身体带来希望，可是后来我还是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家人找了民间乱七八糟跳大神的，结果从看巫医那天起，我就昏睡不醒，扶起来就吃，躺下就睡，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折腾了近十天，都没有使身体改变。这时，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同事给我送来了《转法轮》这本宝书，我只看了几页，就知道我与法轮大法有缘。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很快告别了所有的病痛折磨，无病一身轻。同时我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

自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因为坚持信仰，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遭受了种种迫害。

一、遭监控、“谈话”、绑架种种迫害

二零零零年正月，呼兰区新民派出所所长高立华、包片民警岳文龙到我家骚扰，逼迫我写不上北京的保证。我不写，就把我上报为顽固份子；随后街道吕书记和小组长天天来监视。后来由呼兰镇吕镇长、宣传部部长、还有一个保卫干事负责监控我，每天到我家，就象上班一样，早上八点来、四点半下班回家，主要就是强制和我“谈话”洗脑。

正月十四日，我被送到呼兰镇胜利街道二十四小时监控，轮番以谈话为名，让我写不炼功保证书。丈夫是残疾人，孩子上学，家里开的食杂店也关了门。父母亲吓得没办法，母亲和婆婆商量俩人要到街道来给我下跪磕头，求我写保证书，好能回家。

正月十六日我被绑架到呼兰看守所非法关押。这是我从来想都想不到的，做好人做到监狱里了。我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回家，期间呼兰公安局国保科科长常江海等人向我家属勒索一千四百元整。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在同修家看师父讲法录像，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建国派出所警察将我们绑架到看守所，家属去要人，又被呼兰区六一零和国保科科长常江海等人勒索人民币八百元回家。十一月三日，我上北京证实法，被北京前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崇文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七天后，我被呼兰新民派出所孙姓所长和桑姓警察从北京接回关押到呼兰看守所。当时陆续从北京劫回来的、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七十人左右，最后我们集体绝食回家。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到腰堡乡发放真相资料，被腰堡派出所警察绑架，呼兰国保科常江海等人绑架我至呼兰看守所，我在那里绝食六天后回家。

二、近三十名警察围困、入室绑架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我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婆婆在医院打针，刚回到家，呼兰新华派出所所长王洪潮、杜志和呼兰公安局政保科一恶警闯进家中，说上边找“谈话”，让我上公安局去一趟。因为他们多次用这卑劣手段诱骗抓捕法轮功学员，并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劳教、判刑，我想不能跟他们走。我向他们出示了婆婆的病重诊断书——心肌梗死，不能受惊吓刺激，否则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丈夫要他们出一份使我安全回来的保证书，他们不能保证。然后政保科恶警就打电话叫人，一共找来了三批警察。

当时我家的楼道里、楼前、楼后有近三十名警察，为首的是政保科代理科长王可达。这时小区院里也挤满了居民，我把前后窗户打开，向人群说道：我们都是好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警察不去管坏人，专门迫害好人。王可达指着一一零的那些人，满口骂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时警察蜂拥而上，薅头发，拽胳膊和腿，硬把我从床上架空抬起。丈夫一看急了，和警察打在一起，我被塞进一一零警车，两个警察死死地按着我直到看守所。我的满身、脸和头发都是土。

婆婆因亲眼目睹我被恶警疯狂绑架的过程，受了惊吓，不久住院，抢救无效去世。多年瘫痪在床的公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家庭巨变和打击，也相继去世。我被抓时，院子里挤满了人，有一邻居问他认识的警察——这人家出了什么事，来了这么多警察。那个警察竟然诬陷说：“这家女的炼法轮功走火入魔，要拿刀杀她婆婆，来人少了治不了。”

在看守所，还有两名同修被非法关押，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我想自己是一个守法公民，却承受着被非法关押的无理迫害，只能用绝食的方式，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去抵制对我的正当权利的践踏。这期间家人痛苦哀求要我写保证、写悔过书。为了能让我安全回家，他们撕心裂肺的哭着喊着，让我配合邪恶。

呼兰检察院对我们非法起诉，八月份非法开庭。恶警王可达为了能早日转为正式科长，不遗余力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后，法院说证据不足，他竟还要凭空捏造所谓的证据。

三、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残忍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末，我和同修周春芝被非法判刑六年，倪淑芝被枉判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被劫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我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也真的亲身体验了什么是人间地狱。

（一）集训队迫害

刚到黑女监集训队，恶警为搜经文，把我所有的物品都翻个遍，甚至把棉被的棉花都掏出来。还没翻完，我就被叫去“谈话”，其实就是恐吓。找我谈话的是打包监区大队长杨华，一进门就让我蹲下说话。我说我蹲不住坐在地上。她说：蹲监狱蹲监狱，你得蹲六年，刚进来你就蹲不了，这六年你怎么蹲呀？说着她拿出一打“转化书”让我看，恐吓我让我照着写，不写就关在小黑屋里。我念师父的正法口诀，他说了上句想不起下句，还坚持让我写。最后我说了一句：“死都不会写的。”她才把我送回集训队。在集训队，每天每时都在紧张恐惧的压抑中度过，不断有邪悟的人围攻我们，被我正念制止。

大约半个月后，我被送到黑女监七监区（现四监区）迫害。监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制定了“五联保”，四个犯人看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许有笔纸，不许和同修说话。如果和同修说话、传条，扣四个犯人的分。犯人服奴役干活，挣分减刑。我没有铺，睡在两个犯人连铺的中间，每天早晨起来把被褥包一大包，跟着看我的犯人送库房，之后跟着犯人出工。晚上犯人收工，再跟我去库房背回被褥包。两个多月，才有个夹铺，两个铺的夹空，一尺半宽。监狱还规定铺必须平整，被摞叠的得有棱有角。这个夹铺是用薄厚不等的木板拼的，有一次警察林佳来检查床铺，说我的铺不平，被子叠的没棱没角，罚我在出工前打扫宿舍卫生，值日一周，包括二十八人的打饭打水。四个犯人出工做劳役轮流看着我，还得轮流跟着我去打饭打水。可想而知这关系是什么样子了。

（二）药物迫害

这期间我的身上还长了疥，警察姜微给我提来一暖瓶开水，把犯人感动的哭了，说犯人从来没有这个待遇，只有法轮功李冬雪你得好好表现，报答姜干事（监狱内部对警察都称干事）。第二天姜微又给我提来一瓶，被我善意的拒绝了。我知道接受了，以后她就会要我事事随她。

没过几天，我发高烧，警察林佳、医院的院长都来了。我告诉他们我没事，炼功人自身带的功会调理身体，明天早上我的体温就会正常。第二天早上她们来量，我的体温果然正常。到了傍晚，犯人头杨淑华又给我测试体温三十九度半。警察姜微指使犯人马桂敏、杨淑华、万忠丽（五联保中的三个人）把我连拉带拽的带到办公室。拿出事先准备的针管给我打针，她们四人摁我，我强烈抵制，把针管搅碎扔了。姜微很生气，大喊大吵道：“李冬雪，我看你说话细声细语的，觉的你挺柔弱，能听话，没想到你会这样对我。你说哪个犯人敢这样对我。”那三个犯人骂我。接着姜微又逼我吃药，说：吃了药，我们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这就是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关心、照顾。我说：你们从四点半，跟我撕扯到八点半，你看哪个发高烧的人这么有劲。你如果真把我当成病人，真对我好，能这样对我吗？而且我出了一身汗，也不烧了。

她们还是不依不饶，跟我撕扯，给我灌药。我在她们的逼迫下吃了不明药物，到了半夜，我的腹内烧的不行，嗓子发热，说话发不出声来；我的耳朵发鸣，嗡嗡的有回响声，两腿发软，第二天起不了床。全组犯人都骂我装病不出工，我的嗓子发不出声来，别人和我说话，小声听不着，大声说我就是感觉好象两个时空的声音，从远处慢慢的飘过来声音一样，嗡嗡回响。我想如果我是常人也许会变的又聋又哑。可我是炼功人，我的细胞都是功，什么对我都不起作用，后来我渐渐的才恢复过来。

（三）码凳、罚站、挨冻

零三年四月，我和同修拒绝干奴役，大队长康亚玲、崔艳指使警察、犯人强迫我们坐小凳，名曰：码凳。从早晨六点犯人出工到晚上犯人收工，大约八、九点钟。四月十四日，黑女监政委褚淑华带领防暴队十余人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手持警棍，威胁恐吓法轮功学员出工。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走廊被强制“码小凳”，犯人刘艳平喊：“起立”。我们纹丝不动，刘艳平又喊第二遍，她的双腿带有节奏的抖个不停。褚淑华说：“别喊了，跟她们丢不起这人。”

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晚，点名时，我们不报数、不蹲、不戴犯人带的名签（名签上有姓名、罪名、几年刑期）。我和三十多名同修集体被罚站到半夜十二点，几天后被罚站到十点。

零三年十一月末，黑女监全面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又一轮残酷迫害，强行把我们拉到室外挨冻。大队长康亚珍、崔艳、警察吴雪松、姜微、林佳，还有她们挑选出的非常恶毒的犯人崔雪、赵月琴连拉带拽把我们拉到室外跑步。法轮功学员铁俊英在最前面，不跑，肖林狠狠打了铁俊英两个巴掌，铁俊英大喊：法轮大法好。肖林看全体不配合，都不跑，就把我们拉到男犯大墙下罚站，强行把我们的棉衣、帽子、手套拽下。从早八点警察上班拽出，到下午四点半警察下班。中午饭挑到那儿吃，我们都没吃。郑金波、沈景娥没被拽出去，被防暴队新来的小警察穿着皮靴一阵猛踹，之后被铐在走廊的监栏门上。

当时郑宏立被冻昏倒在地，我因告诉同修发正念，警察林佳指使犯人岳革、张宇、张璇等强行给我戴背铐。我们在阴风刺骨的寒风中，衣服单薄，冻得全身不由自主的抽搐，哆嗦，晚上回来全身的筋、骨头、肉连皮都感觉疼。
这种迫害持续了七天，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我和王桦、王法娟、王玉贤、王淑霞、徐小微、王桂丽、潘庆丽、刘亚芹、郑金波、沈景娥、陈云霞、缪晓露、陈伟君、管凤兰、郑宏立、李景伟、王淑芳、王金月等。参与迫害的警察有肖林、康亚珍、崔艳、吴雪松、林佳、姜微，犯人有岳革、张宇、崔雪、付秀玲、张璇、杨淑华、李月芹。

七天挨冻迫害结束的那天晚上点名，我和吕淑芹坚持不报数，不戴名签。吕淑芹被犯人崔雪踢起蹲在地上，从嘴里吐出血来，第二天被送去病号监区迫害。我被铐在阴暗潮湿的水房子里一天一夜。一天晚上，我被拽出点名，我不报数，身边的犯人报，不蹲（点名时强迫我们蹲下大低头），不带犯人的名签。监栏外点名的警察大喊：“叫她蹲下。”赵大红（贩毒）、潘桂玲（杀人犯）、侯志云（杀人犯）五联保三人马上跑过来（不过来扣分），朝我大腿弯连踢带踹，再往下按。当时我正念很强，就有一念，你动不了我。我整个人都被能量包着，她们使足了劲，落到我身上只感觉象手指轻轻一弹，我纹丝未动，她们又叫来几个膀大腰圆的人，我还是如些。同修李景伟喊：还打啊，都点完名了。她们才散去，回到屋里。犯人们包括那三个五联保的犯人，全部兴奋的议论：这法轮功真有功，这么小个（我不到一米五），这么多人，整不倒她。侯志云、赵大红、潘桂玲三人说出了一身汗，得去水房冲澡。
（四）侮辱人格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车间警察吴雪松挨个问法轮功学员戴不戴名签。因为拒绝戴名签，康亚珍、崔艳指使犯人李立、石朝波把我和同修管凤兰、缪晓露用绳子五花大绑的绑起来。康亚珍劈头盖脸的打我和缪晓露，然后把我们送监舍。途中看到在三队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摁在地上，身上的一件件衣服被揭开，然后往衣服上按上“犯”字的大戳，大约有碗口那么大。还有不忍心参与迫害的犯人被警察骂，在一旁哭。

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法轮功学员不只是承受着身体上的迫害，还有对我们精神上的迫害，人格的侮辱，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真正的感受到。在黑女监所有的衣服都得给按上“犯”字的戳，没有的被搜出来送到锅炉房里烧掉。我把自己的内衣装进我精心缝制的枕包，其余的是监狱强制我们穿的衣服，字多大，我就剪多大，冬天的棉服剪完后，棉花露着，就那样穿，再后来她们不动我们的衣服了。

（五）背铐、二十四小时罚站昏倒
一次，我们被绑在监舍的水房子里，被绑的有王法娟、陈伟君、陈艳梅、陈云霞、孙桂芝、王淑霞、郑金波、沈景娥、武立君、郑宏丽等。我和管凤兰、缪晓露、王法娟、陈艳梅、陈伟君、陈云霞在水房子戴背铐罚站，二十四小时罚站。我们还绝食，站到第四天晚上，我们困极了，就倒在潮湿的地上睡。因为没地方，陈伟君就倒在水池里。我和郑宏丽先后被迫害的昏了过去。犯人王宪立、徐桂兰把我俩拖到便衣库，醒后又拖回水房子。徐桂兰在我们睡觉时故意洗澡，我们的棉裤都湿透了。在寒冷的冬天里，衣服都是用自己的身体溻干的。

此后我们白天被关在水房子，晚上到便衣库的地面砖上睡觉。手和胳膊背在后面，除吃饭、定点上厕所外，都是用铐子扣上。有一次，杨淑华用布写名当名签给我们缝上，让我们撕掉了。她气急败坏，拿针挨个扎我们脑袋，把孙桂芝的头上扎出个大包来，我不让扎，她用皮鞋踢我的小腿骨。

二零零四年二月七日晚，我们在便衣库学法，狱长刘志强在监控室看到，把师父经文抢走，把我和同修孙桂芝、缪晓露关进小号迫害；一进小号，就把我们的棉衣、棉裤扒下。那时正是阴历正月十七，小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在阴暗冰冷的光板铺上，我们只穿着线衣线裤，恶警还故意把窗户打开让冰冷的寒风吹进来冻我们。小号里吃的玉米糠粥，喝到嘴里，玉米糠的糠皮糊到嗓子根本咽不下去，我说这不是鸡饲料么。期间康亚珍、崔艳上小号问我们服不服从犯人的管理，我们在小号被迫害了一个月。
三月八日，恶警们把我和缪晓露、孙桂芝从小号接回又送到水房子、便衣库继续迫害，被迫害的还有陈云霞、王法娟、郑金波、郑宏丽，还有陈伟君、王芳，她俩一直在绝食。犯人医生商小梅给她们灌食，插管七、八天才拔。结果王芳咳嗽不止，管拔出来都长绿毛了。（这两位同修后来都被迫害死了。）我们白天戴背铐在水房子里罚站，有时犯人们还要在这个拥挤潮湿的水房子洗澡，洗衣服等，晚上我们睡在便衣库的地砖上。

（六）上大挂、全身悬空

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康亚珍以单独谈话为由，把我和孙桂芝、王法娟、缪晓露、陈云霞、郑金波、郑宏丽七人先后一个一个叫到办公室，康亚珍问能不能戴名签，能不能服从犯人的管理。回答“不能”后，就被劫持到监舍上大挂，叫背剑，把一只胳膊从肩上往后背，另一只胳膊从后面背上来用铐子铐上。还有一种更残忍的，把两只胳膊从后面往上背，用铐子铐在上床（上下床铺）的上边横杆上，脚离地悬起。
王法娟被背剑上刑不到十分钟，口吐白沫，说要上厕所，就昏死过去。等醒过来之后，一侧腿脚、胳膊和手不好使，扶墙能走时，腿一踮一踮的，一只手还不能拿东西。郑金波也被用背剑上刑导致心脏病被抢救过来，缪晓露、陈云霞、郑宏丽被背剑上刑，手腕被铐进肉里，造成一道道伤痕。孙桂芝也不同程度受伤。

犯人杨淑华、胡小丽、张庆梅把我的手硬往后背铐。我胳膊短，硬戴背铐时，有时疼的整宿睡不着觉。我大声道：你们把我弄残，我叫家人告你们，你们谁能负责。那时我不知道其他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她们三人累了一身汗，也没达到她们的目的。她们就从车间调回十多个犯人，把我抱着竖起来，把双手往上拽，用铐子铐在上铺的最高处，我脚尖着地，就感觉铐子勒进肉里。吃饭也不放下，她们喂，我不吃。想上厕所，她们把桶拿来接，我就让这种生理反应消失。疼痛难忍时，我让自己入静，让她们疼。

我被迫害了三天，我的胳膊肿得很粗，不能脱衣穿衣，犯人们都说你这胳膊非残废不可，同修们也担心。但我知道我怎么可能残废呢！这次参与迫害的是七监区的大队长康亚珍、吴雪松，犯人张庆梅，胡小丽，杨淑华，刘岩，崔雪。

当我和同修在车间看到狱长刘志强，劝告他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指给他看我们因上刑留下的伤时，他竟大声的对所有在场的犯人们说：“犯人们都听着，今后对法轮功不要打，不要骂，她们不服从管理就给她们戴戒具，让她们上哪告都告不赢。”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康亚珍、吴雪松、崔艳、林佳指使犯人李立、胡小丽、张庆梅、宋小磊、崔雪、石朝波对我们坚持不点名、不戴名签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恶人胡小丽、李立、张庆梅阴谋策划对上次已被上过大挂、背剑的法轮功学员的实施毒计。她们抱着我的腿，把我的双手往后背、往上举，用铐子吊在上铺的角铁上，恶人李立在上边踩着我被铐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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