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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 大庆 龙凤区(龙风区,厂西看守所,卧里屯,石化总厂,采油二厂,四厂,乙烯厂) >> 徐亚利, 男, 43
案例描述 折叠显示
2016-06-23: 遭七年冤狱 大庆市徐亚利控告元凶江泽民
大庆市四十三岁徐亚利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被绑架，遭警察暴力迫害，被用双馈电线狠抽脚趾、打生殖器等折磨后，被非法判刑七年，在监狱长被强制长时间超负荷劳动造成左骻股骨头损伤，至今十年了仍时有疼痛。
徐亚利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元凶江泽民，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涉嫌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诽谤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罪的刑事责任，依法恢复法轮功与创始人的名誉。
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以个人意志成立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同年七月二十日操控各级“610”在全国系统地推行，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迫害政策，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直接破坏和践踏国家法律，摧毁道义良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
下面说徐亚利先生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短短一个月，困扰我十几年的肾炎、心脏病、低血压、颈椎病等全都好了。特别是夫妻双双修炼法轮大法，戒除了酗酒、打麻将，经常吵架的家变得和睦了，而且在单位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不随波逐流，不做任何坑害别人、损害别人、伤害别人的事。法轮大法对提升人的道德，对社会的安定有很大的促进。可谓：“于国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
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后，单位成立了“610办公室”。派出所，政保科（后改为国保大队），多次施压，逼写保证。单位610，每周定期开会，逼我们听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造谣文章，并安排专人监视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份，迫于压力，单位撤回推荐我任财务科负责人的报告， [时任中石油销售东北公司大庆分公司（存续公司）总帐会计，会计师]取消我评先进的资格。只因我不放弃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们亲戚也受到牵连：孩子上学，毕业应聘，提干都不敢填报我们的社会关系。有亲属甚至要断绝关系。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初，我与妻到北京上访遭天安门分局警察暴力殴打，被抓回拘留十五天。拘留期间，我被迫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收入损失近百万。
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我在牡丹江被绑架，阳明分局警察暴力迫害，用双馈电线狠抽我的双脚脚趾，打生殖器，用拳打头，用凉水浇头，开窗用冷风吹，将头按到地上和脚并到一起；强制坐铁椅子折磨。五月十日送进牡丹江第二看守所。
五月十一日，我绝食已进入第四天。刘所长及三个警察将我提到值班室，一恶警用拳猛击我太阳穴，将我打倒，一阵拳打脚踢，见我不屈服，刘所长气急败坏咆哮：我要把牡丹江看守所的酷刑都给你用用。他把我带回号房，强制给我灌食。灌完食，刘所长取来手铐、脚镣，将我手和脚从背后用手铐连上，他们称之为：穿（串）。把我扔到铺上走了。我的整个手臂、躯干、脚和腿向后形成环状，每个关节都处于高度紧张、绷紧，疼痛逐渐加剧，躺不了，卧不下，趴着也不行。甚至小便都不给解开，让犯人给接。
整个上午，我捱着，突然，我开始抽搐，号长马上报告值班警察。警察迅速打开号门，抓一把救心丸塞我嘴里，被我吐出；又拿钥匙打开我背后的手铐、脚镣。我的手臂和腿被放下，整个人瘫在那里，保持着放开的姿势很长时间也不敢动一下。
第二天，包房谢狱警上班找我谈话，要我吃饭，我拒绝。他便给我“开管”，即用“小白龙”（白硬塑管）抽打，整个臀部打黑了，肌肉形成硬块，不能坐。
看守所每天两餐，每餐每人一块玉米面发糕（又黑又粗又牙碜），一碗汤（白水加盐，偶尔有几片菜叶）由于长期见不到油水，家里不存钱就天天挨饿。
看守所还有一个敛财手段：强迫在押人员做奴工。当时是将各种成品筷子包装。看包装是出口日本的各种档次的木质筷子。在押人员人人有任务，拒绝劳役和完不成任务都要遭到暴力殴打。由于长期关押和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人手长着疥疮，流着脓。那些使用这些筷子品尝美味的食客，殊不知这筷子沾满了血腥。
二零零二年十月 二十九日牡丹江阳明法院，在未通知我家人的情况下开庭，非法判我七年有期徒刑。对我的陈述和自我辩护，法官多次打断并不予采纳，甚至在我要求书记员庭审记录改为我的原话时，书记员薛芳暴跳如雷叫嚣：“对你们（指法轮功）就得重判，严判！”国家法院俨然成了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它们家的法院。[（2002）阳刑初字第113号]审判长柳冬梅，审判员王伟东，代理审判员贾宏，书记员薛芳。
牡丹江中级法院在听我的上诉理由时，无言以对，可最终还是“维持原判”。【（2002）牡刑一终字第66号】审判长崔玉田，审判员王英霞，代理审判员吕毓书记员金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我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在这里我度过了六年半时间。我做了两年多奴工。先后做过杂活（打饭、打水），在彩印车间包装搬运，扒废皮里的钢丝，编汽车坐垫，缝足球等。二零零五年七月因劳累，我从上铺直接坠落地面，造成右脚踝骨严重挫伤。其后因右脚不能着地，上厕所、洗漱只能靠左脚单腿蹦，长时间超负荷造成左骻股骨头损伤，十年了至今仍时有疼痛。
二零零六年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反迫害抗议：不穿囚服，不报数，不做奴工（因我没有犯罪）。我遭十二监区长姜亦臣暴力迫害，一分监区指导员姜海涛和另一警察做帮凶，而后姜亦臣指使胁迫犯人尚尔文踢我脸。教导员田增军派人烧我个人衣服。二人均威胁押我“小号”（关禁闭迫害）未得逞。此后转我到其他监区，逼我做奴工，多次翻我行李，图谋加重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到二零零七年五月，我被转了三次监区。期间多次受到暴力、押小号等威胁。在恐怖和陌生的环境中，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很大。
我们这些因不放弃信仰而被判刑的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不能和家人会面，不能到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同修之间不能交往，甚至不能说话。而某些杀人放火黑社会被判的人却有更多的权力和自由。
在这七年中，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遭受歧视、侮辱、冷漠。我父亲和岳父在忧愤中，在巨大的压力下，先后离世。女儿中考和高考多么需要爸爸的鼓励呀，可是她不但得不到父爱，还要承受抄家，电话监控，警察上门骚扰。还要承受学校、老师、同学的歧视。善良、活泼、大度、充满自信的女儿变得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偏执。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难题，幸好在亲戚的帮助下勉强完成了学业。
经历了十六年的迫害，我们被边缘化，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老人白发送黑发；多少孩子失学，又有多少家庭在贫困线下挣扎。曾几何时对我们曾经羡慕和赞赏的同事亲友邻居，在长期的谎言毒害下，失去了真伪善恶的辨别和衡量，冷漠，嘲讽、侮辱甚至谩骂。更甚的是，江泽民胁持和操纵全国公检法人员，成为他的打手和做案工具。
是谁在灌输仇恨，是谁在扭曲国人的心灵？是江泽民，是这个民族的败类为了达到蛊惑人心，欺骗民众的目的，不惜倾国之力，持续进行长达十六年的暴力迫害和谎言毒害。仇恨“真善忍”必然造成“假恶暴”。看看中国市场：充斥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毒奶粉、地沟油、毒大米，呼吸有毒的空气，诚信危机，黄赌毒泛滥。每个国人都在为江泽民对“真善忍”的迫害行为买单—不管你愿不愿意。
为了中华民族的薪火传承，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对这场浩劫说不，将恶贯满盈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江泽民及其一手操控610非法组织及政府各职能部门违反了《宪法》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六条（公民有信仰自由）、第三十七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违反了《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非法拘禁罪）、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罪），并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公民享有并且应该得到政府保障的生命，自由，人身权，人格权，信仰自由权，财产权，集会结社权，免受奴役酷刑侮辱等权利，违反了联合国一九九八年颁布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灭绝种族罪”五条中的前四条，符合“危害人类罪”定义中的除第十条以外的所有条款。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6/23/遭七年冤狱-大庆市徐亚利控告元凶江泽民-330404.html
2015-10-02: 我在牡丹江监狱遭到的迫害（下）
高墙内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我被押送到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在这里我度过了六年半。我做了两年多奴工。先后做过杂活（打饭、打水），在彩印车间包装搬运，扒废皮里的钢丝，编汽车坐垫，缝足球等。二零零五年七月因劳累，我从上铺直接落到地面，造成右脚踝骨严重挫伤。其后因右脚不能着地，上厕所、洗漱只能靠左脚单腿蹦，长时间超负荷造成左骻股骨头损伤，十年了至今仍时有疼痛。
二零零六年初，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反迫害抗议：不穿囚服（也不戴服刑人员胸卡），不报数，不做奴工（因我没有犯罪）。监区长姜亦臣约我谈话。我被带到车间，进监区长办公室我不喊报告敲门而入，姜亦臣示意我蹲下（监狱侮辱犯人，犯人要蹲下和警察谈话。），我拒绝，在这个监狱我从未给任何人蹲下过也从未喊过报告（包括狱长）。姜亦臣气急败坏，抓住我，想把我按下。一分监区指导员姜海涛和另一警察做帮凶，即使把我按倒，我坐在地上也不蹲。姜亦臣气急败坏地踢我两脚，指使胁迫犯人尚尔文踢我脸。我给他讲：我没有犯罪，非法关押本身就是迫害，再强迫我做奴工，更是加重迫害。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想法，你们也是被胁迫，你们也是受害者。姜亦臣不听，叫来秦干事，让他取几个大电棍，先把我“突撸突撸”（意用电棍电）收拾完再送“小号”。我也不怕，反正豁出去了。我心里想：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秦干事出去找电棍一上午也没回来，我被带到另一办公室，警察进进出出，到中午吃饭时间也没人管我。一个犯人来叫我，说吃饭了，我便随他走出管教室。
第二天教导员林增军找我谈话，威胁押小号，并派人把我个人棉衣烧了，叫嚣明天要抬我到车间冻我。我义正词严，当着十几个犯人面，我大声讲：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遵守犯人行为规范？我是被迫害的，你们不要助纣为虐。我开始绝食。第二天上午九点多 ，林增军、秦干事从车间回到监舍 ，把监舍里的犯人全部叫出去开会，监舍里只剩我一人。一会犯人回来了，值夜班的犯人来到我床边，小声跟我说，你要炼功你就炼。衣服有没有，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吃饭吧。我知道，他们妥协了。我也吃饭了，此后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走出监狱，我没有出工。
十一月份，我被转到当时是这个监狱最黑的监区：十三监区。我收拾东西时，许多跟我关系不错的犯人纷纷过来嘱咐我：小心。
这个监区的监舍里听不到人说话，收工回来，吃过饭，犯人们都在铺上静静的坐着。白天出工完不成任务，晚上报完数还要被“开会”。我亲眼看见了一次：报过数，犯人班长派人把名单上的人都叫来说“开会”。很快，那些犯人都过来了，多数是老弱病残，一个个诚惶诚恐的，好像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似的。门关上，班长一个个问，为什么没完成任务？那些犯人不怎么敢说话。随后就是扇耳光，用铺板打。有的铺板都被打折了，打累了，才停下来。我邻铺进来前是某某大学的老师，五十多岁，也被开会。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精神的压抑和身体上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哭又不敢哭出声，屈辱和无奈将伴随他很多年。曾经有几个犯人受不了这里的管制，在收工时，跑到狱长面前跪下，诉说受到的暴力对待，请求转监区。而等待他的是又一轮暴力。除了暴力，这里还能有什么？
这个监区的同修见面不敢说话。白天病休的犯人偷偷告诉我，法轮功学员贺江以前被他们（狱警和犯人狼狈为奸）整够呛，在车间吊在前面都吐血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的一天，新上任十三监区三中队队长和指导员突然来到监舍找我谈话，要求我出工干活。那天我状态出奇的好，异常平静。我对他俩讲：“首先，我不出工，不报数，不穿囚服不针对任何个人。而且我来十三监区前就已经这样做了。我来第二天，前任队长也找我谈话我也是这样表示的。我没有犯罪，我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行为上没有侵犯和妨碍任何人的合法权益，而是“于国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一己之私，违反宪法、法律强行推动这场逆天背民的迫害。绑架我，本身是执法犯法，如果强迫我做奴工就是助纣为虐，罪上加罪。我相信你们都是善良人，这只是你的工作。而对我来说，我会用我所能用的方式捍卫我的权利和尊严！”他们说：“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只是通知你出工，你不同意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我无所畏惧，软中带硬：“当初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个工我是肯定不能出了，至于你们想怎么样，我不希望看到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他们说：“那好，你穿衣服，送你去小号。”我换上棉鞋，（这是以前呆的监区的一个犯人朋友怕我在这里遭罪，前几天特意给我新买来的。）我站起来要跟他们走。一人说：“穿上棉衣，就这身儿上小号不冻死你呀！”我说我不穿囚服，家里送的棉衣被他们烧了。我找出一件球衣套在毛衣外面。我借上厕所的机会跟监舍里值班和打饭的那些犯人大声说：“你们给我做个见证，我现在好好的，非常健康，如果有什么意外都是他们造成的！”有好几个犯人跟我处的挺好，满口答应，有的还叮嘱我小心。当时刚好中午开饭，队长让我吃完饭再去。我说：“押我上小号我肯定不吃了。”他们俩一个押我去小号，一个进了管教室。
下了楼，出大门，向左拐，瑟瑟的冷风迎面吹来，真挺冷啊！我有半年多没有出过楼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气温零下三十度左右，而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小号是经常开着窗户的。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什么，我在心里琢磨着“义无反顾”这句话的涵义。
刚走不远，楼上有人喊送我去小号的队长，说句什么，队长便带我回到楼上。把我关进监舍他就走了。
二零零七年二月我又被转到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八监区。这个监区的多个警察在明慧网上被曝光列为恶警。监区长：唐晓辉是个流氓警察。我在十三监区时，有一个犯人跟我相处不错，他和唐是朋友。他讲，唐在社会上有一帮朋友（很多都进来过），即使同事间发生矛盾，他也可能找社会上的人解决（当然是暴力解决。）。所以很多警察都怕他，不敢惹他。就是这样的人，可以担任监区长。而他这种人恰恰被中共利用的得心应手，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他是无所顾忌的。在明慧网上可以查到的被这个监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黄国栋、刘军、王明柱、张世江、关文龙等。
我到八监区的第二天早上，犯人都出工了，我还在铺上睡觉。一个犯人很气愤地把我叫醒，说了一些我不知好歹，给他找麻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不知所云，急忙起床，并说声对不起。修炼这么多年我们都养成习惯，遇到冲突首先想自己，这是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
我将监舍门关上，请他坐下说话。原来他是这里管监舍事务的犯人头，在这个监狱叫：“站道杂工”。出工后，没出工的犯人，包括生病、受伤或其它原因不能出工的犯人，以及在监舍负责夜间值班，打饭收拾卫生，以及特殊关系犯，都集中在一个监舍。如果监舍管理出问题，他会被扣分（减刑积分）。他是我老乡，而且和某法轮功学员关系不错。讲开了，又是老乡，一下子亲近了。此后他帮了我很多，特别是下午教导员陈占峰来监舍要押我小号时，他挡了一下，说安排我帮一个近期出监的老头刷饭桶，要教导员给他一个面子，别押我了。教导员是他的关系，给了他这个面子。表面看是这样，实质上，我们修炼人，是有师父保护的，只要我们符合了“真善忍”，师父就能把任何强加的魔难化解。
上午，狱警姜磊、张生利俩人找我谈话。他们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中队长，要求我出工。并讲只要我出工，不干任何活，而且答应给我找一个地方，能坐能躺，给我带一些杂志、书籍随便看。张生利讲，明慧网文章把他叫恶警，他很委屈，问我：“你看我象恶警吗？”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说。人有善恶两面，而中共邪党就是利用人恶的一面，为其所用。对他们所讲我置之一笑，很坚决的告诉他们：我不会出工，也不会报数，更不会穿囚服。谢谢你们的安排。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悻悻地走了。
虽然这个监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邪恶，但这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们都非常坚定，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之间的互相关心和无私帮助。
报数的时候，我就站在走廊犯人对面，看着他们。点数的狱警站在我身边，对我也是很客气。这些警察和犯人对中共邪党敢于说不的人也是佩服的，看得出他们对我是尊敬的。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他们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开绿灯。过年前，我和有条件的同修商量，大家凑钱买了点水果，给没条件的同修每人一份。过年时，同修们凑在一起吃饭、交流。
我是二月九日到八监区，五月初转到七监区。短短不到三个月，这个监区就有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三月三十一日，有个叫陈斌的犹大（在打压前学了法轮功，同时在祛病健身或其他方面得到了好处，打压后也曾为中共的邪恶镇压上访或通过其它方式为法轮功说过公道话。但是在中共邪恶的迫害下，承受不住，违心地写不炼功保证，甚至站在中共立场为邪恶迫害涂脂抹粉。更甚者，反过来用邪恶手段对待昔日同修。心灵的扭曲，人性的泯灭足以见中共邪党的邪恶。）来监狱做诽谤大法，诬蔑师父，蛊惑人心的所谓报告。他已经来过几次了，我虽然从没见过，但听回来的同修说过。八监区法轮功学员黄国栋在陈斌来监狱诬蔑大法，诽谤李洪志师父的报告会上喊：“不许诬蔑我师父，法轮大法好！”即遭到狱警暴力殴打。恶警孙健、张生利、宋军飘用多个电棍围殴黄国栋，同时胁迫犯人对其拳打脚踢，直到黄国栋被打的奄奄一息，又押小号，锁地环达八天之久。八天后黄国栋从小号回来在水房洗澡，我亲眼所见，他的腿上，身上还一块块青紫，走路一瘸一拐的。
四月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王明柱在手臂上写了几行经文，干活之余自己看看。狱警发现后将其带到厕所殴打。当时值班的狱警几乎全部参与了对王明柱的迫害，他们是：张生利、姜磊、武学军、孙健、陈占峰等以及犯人王立军。我离开八监区时，王明柱还没有从小号出来。
四月二十四日，法轮功学员张世江为王明柱被打被押小号想同唐晓辉谈谈，没有出工。占道杂工问他为何没出工，有没有假条。张世江说要找唐谈话。占道杂工赶他出工，他不出，占道杂工就打他。我看到后即站在他们中间隔开他们，同时制止占道杂工行恶。因我和占道杂工是老乡，平时关系相当不错，对我他也不好意思动粗。打不到张世江他气得大叫。这时在门外值班的张生利冲进来，一米九的个头，拳头象个大榔头，一拳把张世江打倒。我大声呼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收拾卫生的一个犯人赶紧把我推到监舍里去，他好心，怕张生利打我。我不停地喊。张生利看着我，犹豫了一下，出去了。他用实际行动证实了“恶警”的称号。
八监区的恶警们总想找理由迫害我，上午突然回来到放被褥的库房（白天行李都送库房）翻我的行李。褥子被他们拆开了，可放在褥子里面的大法书却没被发现。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有师父和护法神保护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承认不承认，神佛不会因为人的承认和相信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人的不相信而不存在。我堂堂正正，不卑不亢，不给他们迫害我任何机会。
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左右，我被第三次转监区。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教导员同样找我谈话，并给我四天时间考虑，他下一个值班日听我的决定，如不出工那时将押我小号。我当即告诉他：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是不会出工的。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不要急，不要急，四天后再说。过了四天，他值班，果然又找我谈，东拉西扯也没谈押小号的事。
二零零八年，两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向世人揭露中共邪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被绑架，被判刑。监狱借奥运之名，掀起了又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我所在监区法轮功学员多次被翻查，行李几乎拆烂，大法书几乎被清没。多次听到其它监区同修被押小号的消息。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到二零零七年五月，我被转了三次监区。期间多次受到暴力、押小号等威胁。在恐怖和陌生的环境中，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很大。
在这七年中，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的消息，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宁军，汪继国，金宥峰，魏晓冬，还有不认识的于军修等共十几人，先后在这个期间被迫害离世。
魏晓冬和我在一个监区（十二监区）。他从集训队分到十二监区时，身体已经被迫害得相当不象样。由于多日不让睡觉在水房罚站，加之肺结核晚期，明显看到他的身体已经弱不禁风。还是被逼出工，晚上睡觉咳嗽不止，邻铺的犯人被他咳嗽的睡不着觉。魏晓冬为了不影响别人，只得一宿宿的坐着。这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在自己被病痛折磨的难以承受的情况下，还想着别人。许多犯人提到此事，对法轮功学员赞叹不已，大骂共产邪党太没人性了。过年时，他把一个同在监狱服刑，他曾经教过的学生送给他的水果，分给那些家里没人管的犯人。
监狱是不把人当回事的。监狱医院给犯人输液时，有很多只输盐水，而药被犯医攒起来拿到外面去卖。我认识一个犯人，痔疮手术，手术后竟然不打消炎针或输液，这个犯人托人买一条烟送给犯医，马上给输液。魏晓冬住院时已经很严重了，而监狱医院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案，保外就医又不批，等于在这里靠时间等死。据当时十二监区的陪护犯人卢××亲口对我讲，魏晓冬出现生命危险时，是在凌晨。当时魏晓冬出现呼吸困难，因他住在二楼而氧气在三楼病房，楼上楼下病房走廊门全锁着，出不去，进不来，狱医也不去想办法，大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魏晓冬在极度痛苦中渐渐的没有了呼吸。当时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吴月庆？）在同一病房住院，那个同修，焦急的用双手晃动着锁着的铁门，呼喊着。眼睁睁看着魏晓冬痛苦中离世。同修嚎啕大哭，在这昏暗的监狱里，在这黎明前的黑夜中，哭声显得非常纤弱，无助与无奈。
我接触了很多人。他们犯罪的原因很多，有杀人放火的，有抢劫偷窃的，有诈骗勒索的，也有被冤枉强判的，还有黑社会的。在我眼里他们和社会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也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一个警察。我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在无知中，在利益驱使下做着世上最坏的事—迫害正信的修炼人。中共邪党灌输的无神论，使他们做起恶来无所畏惧，中共的专制独裁，又使这些人执法犯法，毫无顾忌。特别是在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抄家、劳教、判刑，被送黑监狱（洗脑班）迫害，更甚者被活摘器官牟取暴利。我曾经有三次以上的体检，抽血化验。在这里法轮功学员没有普通服刑人员所享有的待遇。我们这些因不放弃信仰而被判刑的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我们不能和家人会面，不能到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同修之间不能交往，甚至不能说话。杀人放火黑社会，被判死缓的都比我们有更多的权力和自由。可在抽血化验体检上，监狱对我们格外殷勤。当时我们也觉得有问题，后来得知，这一切都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关联。中共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罪恶被掩 盖着，一旦红墙倒塌，将有更多令人发指的惊天黑幕曝光在世人面前。“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九评》）
在这七年中，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歧视、侮辱、冷漠。我父亲和岳父在忧愤中，在巨大的压力下，先后离世。女儿中考和大考多么需要爸爸的鼓励呀，可是她不但得不到父爱，还要承受抄家，电话监控，警察上门骚扰。还要承受学校、老师、同学的歧视。善良、活泼、大度、充满自信的女儿变得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偏执。失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孩子的就学费用成了难题。幸好在亲戚的帮助下勉强完成了学业。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从小到大，虽然也吃过很多苦，遭过一些罪，但冥冥之中总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我一步步走出艰难的困境，走出危险的歧途，走向光明。
小学二年级，在一个新修的水库闸门下出水口，我被卷进漩涡，在我拼尽了全身力气，绝望的停止了努力，扬起手，站在没顶的水中，等待生与死的选择。一只手将我从浑浊的水中拉起。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感恩。感恩帮我脱离死亡的路人，感恩含辛茹苦养育我，让我明辨善恶的父母，感恩给我“真善忍”宇宙大法，帮我认知人生真正意义，引我走向回归之路的师父。
十几年的修炼实践，使我更加珍惜法轮大法的修炼机缘，更加珍惜能够使我返本归真的人身。可谓：“东土难生，人身难得，正法难寻”。今天，这些我全部拥有，我倍感幸运和荣耀。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前，修炼法轮功使我多年的心律严重不齐、脉搏过缓、慢性肾炎、低血压、梗椎等病症不翼而飞，戒掉了赌和喝的陋习，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其乐融融。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更趋成熟，我是会计师，从不挤占公司和个人利益，成为一个有口皆碑的好人。
中共和江泽民狼狈为奸，“假恶暴”的本性必然令它们视“真善忍”为根本的法轮功为敌。大家试想：一个以谎言、欺骗和暴力手段夺得政权和维持统治的邪恶组织，一个以继承父亲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给日本侵略者当汉奸和出卖国土资源给俄罗斯的克格勃特务，这样的民族败类结合到一起，竟然统治中国达十余年之久。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十五亿国人的不幸。惩善扬恶，对人类本性的扭曲，对向善民众的打压，对宪法的践踏，对普世价值的否定，必然导致“假恶暴”的盛行。看我中华大地，疮痍遍地，自然破坏严重，假货盛行，有毒食品泛滥，恐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人性的扭曲，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整个民族陷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每个人都在推波助澜，每个人也都逃不出这恶性循环的宿命。
为了免于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为了我们华夏文明的薪火传承，特别是为了挽救被谎言欺骗的民众，无数法轮功学员走出来，在面临最大限度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工作、事业、学业、财产、家庭、甚至生命，他们默默的走出来，无怨无恨的面对打压他们的暴力机器，本着善心，本着宽容，最大限度的承受他们本不该承受的魔难，向广大的中国民众讲述着真相，使更多能明白真相的世人免于与中共共同销毁的下场。其实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真正受害的是被谎言欺骗的世人。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是要在艰苦的魔炼中不断的返本归真，达到修炼圆满的。
而作为世人，特别是在中共邪党的胁迫下，被动和主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直接或间接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更是置自己于淘汰与销毁之列。如果在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清真相中还不能醒悟过来，不能主动与中共邪党分割，主动揭露迫害内幕，保护法轮功学员，将功折罪，就将在即将到来的大审判中被淘汰。
序幕已经拉开，从今年五月开始的，对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江泽民的控告，已经使更多的民众认识到：审判江泽民，结束这场民族灾难大势所趋。而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下层参与者，仍然给他们听真相的机会、改过的机会。很多人是被谎言欺骗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如果在法轮功学员的讲清真相中能够真正明白过来，并努力去弥补自己造下的罪业，给自己一个生的机会，那才是不幸中的万幸，也不枉法轮功学员的艰难付出，不枉作为大法洪传时做人一回。冷静思考一下，体会一下法轮功学员的无怨无恨的善良和坚忍，感受神佛的洪大慈悲！
过去的终将过去，而我们将要和永远拥有的，正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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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30: 我在牡丹江监狱遭到的迫害（上）
绑架与刑讯
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下午五时，在牡丹江最繁华的地段：大商牡丹江百货大楼对面，电脑城楼下公共电话亭前，我被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从背后拦腰抱住。从这一刻起一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二千五百五十六个漫长而黑暗的日夜，被强加到我的人生中。
我被牡丹江阳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恶警绑架。那个绑架我的壮汉和开车的是牡丹江公安局的教导员（姓名未知），之前刚刚绑架了朱同修。（由于本人高度近视，眼镜被恶警抢走，无法看清他们，因此，很多信息无法更详尽。）
我被绑架到阳明分局国保大队四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我问：凭什么把我带到这里？话音未落，冲上四、五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他们把我的头用力摁到地上，让头和脚合在一起。鼻子被打出血，头昏昏沉沉，腰腿疼痛难忍。
他们又对我强行搜身，抢走我的一千五百元现金、一部手机、传呼机，甚至连眼镜布（鹿皮）也不放过。
他们用电线将我五花大绑固定在椅子上。他们吃过晚饭，开始对我刑讯逼供。我不配合，他们开始打我。几个恶警轮番上阵。他们用电线抽我的脚趾，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想我不能动，如果他们发现我的脚怕打，他们会一直打下去。人的脚趾神经很敏感，电线抽打在上面的感觉是很强烈的，象猫咬的似的。我强忍着，一动不动，心里求助师父。痛楚一点一点的加剧，当痛苦达到极限，再打我可能就会躲闪（躲是无处可躲）时，那个恶警突然去打另一只脚。可能恶警看我的脚一动不动，知道我不怕打，所以换另一只脚。当另一只脚痛到极限时，他又换脚。打来打去，他开始抽打我的生殖器。当时我穿着很单薄，我很鄙夷地对他说：我们都是男人。他停下来，想了一下，然后就不打了。
他们准备了芥末油，但没给我灌。他们打开窗子，东北山区夜里还是很冷，可谓春寒料峭。他们用矿泉水瓶装上凉水，往我的头上浇，凉水从头上慢慢的流下来，衣服湿了，裤子也湿了。冷风一吹，浑身发抖。
他们又打我的头。我是高度近视，他们这样打我很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我出现抽搐状态，他们有点害怕，因为他们没有确定我的身份，他们也不敢太过嚣张。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晚，他们将我投入牡丹江第二看守所。
暴力
五月十一日，星期六，因为我从被绑架开始一直绝食，早饭后，值班恶警刘所长伙同另两个恶警将我带到值班室。一恶警用拳猛击我太阳穴，将我打倒。一阵拳打脚踢，见我不屈服，刘所长气急败坏，咆哮：我要把牡丹江看守所的酷刑都给你用用。他把我带回号房，强制给我灌食。六、七个犯人摁着我，捏住鼻子，用硬物撬开我的牙齿，把矿泉水瓶中装的奶粉和盐混合物向我嘴里倒一些。我拼命挣扎，吐出一部份。
灌完食，刘所长取来手铐、脚镣，将我手和脚从背后用手铐连上，他们称之为：穿（串）。把我扔到铺上走了。我的整个手臂、躯干、脚和腿向后形成环状，每个关节都处于高度紧张，绷紧。疼痛逐渐加剧，躺不了，卧不下，趴着也不行。甚至小便都不给解开，让犯人给接。
整个上午，我捱着，值班警察过一段时间来问一下，想让我屈服。疼痛是一点点加剧，全身所有的关节都紧绷着，疼痛好似从骨髓中钻出来，每一个细胞都在承受着，没有缓冲余地。最难的是没有期限，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也不知道我能挺到什么时候。我捱着，坚守着信念，这是我唯一能够坚持的原因。我想起了耶稣，想起了密勒日巴，想起了李洪志师父为度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犯人们静静地看着我，一点声息也没有，很怕响动会增加我的疼痛。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我感觉承受到极限了。
突然，我开始抽搐，号长马上喊值班警察。警察迅速打开号门，抓一把救心丸塞我嘴里，被我吐出。又拿钥匙打开我背后的手铐、脚镣。我的手臂和腿被放下，整个人瘫在那里，不敢动，保持着放开的姿势很长时间，很长时间。
第二天，包房管教谢X涛上班找我谈话，逼我吃饭，我拒绝。他便给我“开管”，即用“小白龙”（白硬塑管）抽打。整个臀部打黑了，肌肉形成硬块，不能坐。
饥饿和劳役
看守所每天两餐，每餐每人一块玉米面发糕（又黑又粗又牙碜），一碗汤（白水加盐，偶尔有几片菜叶）由于长期见不到油水，家里不存钱就天天挨饿。有一天早饭，我看到手中的发糕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绿豆蝇，就在表皮下面，可见厨房的卫生状况。我犹豫了，吃还是不吃，不吃明天可能还会看到令人恶心的绿豆蝇，我把苍蝇的范围抠去，剩下的硬塞进嘴里。那一刻我感到了耻辱。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半年，暴力、恐怖、饥饿、压抑始终笼罩着。
人的心灵被扭曲着。冷漠、变态、极端自私，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出卖灵魂、泯灭良知的事经常出现。为一小块食物，朋友间可以大打出手。有一个强奸犯，被饿的皮包骨，整日象个饿狗一样两眼贪婪地盯着别人的食物。一次，一个黑社会成员，让他学狗爬，把食物扔在地上，他便象狗一样用嘴直接到地上叼起来取食。
克扣囚粮，这在看守所是一个很普遍现象。一方面可直接减少其成本，另一方面鼓励被押人员向家里要钱在所里超市消费或订餐，这里的物价比外面要贵出几倍。
看守所还有一个敛财手段：强迫在押人员做奴工。当时是将各种成品筷子包装。看包装是出口日本的各种档次的木质筷子。在押人员人人有任务，拒绝劳役和完不成任务都要遭到暴力迫害。由于长期关押和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人手长着疥疮，流着脓。那些使用这些筷子品尝美食的食客，殊不知这筷子沾满了血腥。
法庭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牡丹江阳明法院。冬天很冷，我和另一同修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法庭在二楼，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看似庄严的法庭。
法庭摆好了摄像机，旁听席全是公检法和“610”的人员。有几个装作热情的和我打招呼，他们都曾经审过我，或随别人审过我。开庭前检察院来人通知我，我要他通知我家人，他以我家在外地为由拒绝。
对我的陈诉和自我辩护，法官多次打断并不予采纳，甚至在我要求书记员庭审记录改为我的原话时，书记员薛芳暴跳如雷叫嚣：“对你们（指法轮功）就得重判，严判！”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插曲：在看守所有一天，他们来提审，我便随他们走进提审室，很自然的坐在被提审所坐的椅子上。提审我的是阳明分局国保大队长魏某某，他向我介绍：这位是黑龙江省管法轮功的最大官（省610主任），我向他望去，一个胖胖的有四、五十岁的男人坐在那里（我没戴眼镜，所以看不清他的脸）我不以为然。我不会逢迎任何权势，更何况迫害大法的邪恶组织的头子。他暴跳如雷，咆哮着，说对我就要严惩等等。不到半分钟我便被带回去了。
上至国家高级干部，下至基层法院的书记员，他们都认为法律是他们手中随意惩治人、迫害人的工具，国家法院俨然成了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它们家的法院。
开庭结果[（2002）阳刑初字第113号]审判长柳冬梅，审判员王伟东，代理审判员贾宏，书记员薛芳。在未通知我家人的情况下开庭，无理判处我七年有期徒刑。
牡丹江中级法院在听我的上诉理由时，无言以对，可最终还是“维持原判”。【（2002）牡刑一终字第66号】审判长崔玉田，审判员王英霞，代理审判员吕毓书记员金艳。
我出生在劳改农场，父亲是监狱当兵看犯人的。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告诉我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坏人要坐牢。坐牢要遭很多罪的。我们很多小学、中学同学的爸爸就是刑满释放的。那时，不但他们本身受歧视，就连他们的家属孩子也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尽管他们很多人是被冤判的，如：历史反革命，有很多是因为参与了国民党时期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也有的是不放弃对神佛的信仰。我有一个好同学，也是好朋友，他父亲原来是个医生，江苏高邮人，四九年前信奉天主教，被逼放弃改信“三自教会”，不从，结果被判十年。出狱后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生活。一九八三年前后，同学给我来信说他爸“平反”了。我为他祝贺，同时感到悲哀，他爸当时已有五十岁了。
在中共邪党统治下，相似的故事不断的在重复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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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01: 大庆龙凤地区6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情况
徐亚利：被非法判刑，现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12监区。
大庆市四十三岁徐亚利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被绑架，遭警察暴力迫害，被用双馈电线狠抽脚趾、打生殖器等折磨后，被非法判刑七年，在监狱长被强制长时间超负荷劳动造成左骻股骨头损伤，至今十年了仍时有疼痛。
徐亚利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元凶江泽民，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涉嫌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诽谤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罪的刑事责任，依法恢复法轮功与创始人的名誉。
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以个人意志成立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同年七月二十日操控各级“610”在全国系统地推行，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迫害政策，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直接破坏和践踏国家法律，摧毁道义良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
下面说徐亚利先生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短短一个月，困扰我十几年的肾炎、心脏病、低血压、颈椎病等全都好了。特别是夫妻双双修炼法轮大法，戒除了酗酒、打麻将，经常吵架的家变得和睦了，而且在单位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不随波逐流，不做任何坑害别人、损害别人、伤害别人的事。法轮大法对提升人的道德，对社会的安定有很大的促进。可谓：“于国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
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后，单位成立了“610办公室”。派出所，政保科（后改为国保大队），多次施压，逼写保证。单位610，每周定期开会，逼我们听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造谣文章，并安排专人监视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份，迫于压力，单位撤回推荐我任财务科负责人的报告， [时任中石油销售东北公司大庆分公司（存续公司）总帐会计，会计师]取消我评先进的资格。只因我不放弃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们亲戚也受到牵连：孩子上学，毕业应聘，提干都不敢填报我们的社会关系。有亲属甚至要断绝关系。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初，我与妻到北京上访遭天安门分局警察暴力殴打，被抓回拘留十五天。拘留期间，我被迫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收入损失近百万。
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我在牡丹江被绑架，阳明分局警察暴力迫害，用双馈电线狠抽我的双脚脚趾，打生殖器，用拳打头，用凉水浇头，开窗用冷风吹，将头按到地上和脚并到一起；强制坐铁椅子折磨。五月十日送进牡丹江第二看守所。
五月十一日，我绝食已进入第四天。刘所长及三个警察将我提到值班室，一恶警用拳猛击我太阳穴，将我打倒，一阵拳打脚踢，见我不屈服，刘所长气急败坏咆哮：我要把牡丹江看守所的酷刑都给你用用。他把我带回号房，强制给我灌食。灌完食，刘所长取来手铐、脚镣，将我手和脚从背后用手铐连上，他们称之为：穿（串）。把我扔到铺上走了。我的整个手臂、躯干、脚和腿向后形成环状，每个关节都处于高度紧张、绷紧，疼痛逐渐加剧，躺不了，卧不下，趴着也不行。甚至小便都不给解开，让犯人给接。
整个上午，我捱着，突然，我开始抽搐，号长马上报告值班警察。警察迅速打开号门，抓一把救心丸塞我嘴里，被我吐出；又拿钥匙打开我背后的手铐、脚镣。我的手臂和腿被放下，整个人瘫在那里，保持着放开的姿势很长时间也不敢动一下。
第二天，包房谢狱警上班找我谈话，要我吃饭，我拒绝。他便给我“开管”，即用“小白龙”（白硬塑管）抽打，整个臀部打黑了，肌肉形成硬块，不能坐。
看守所每天两餐，每餐每人一块玉米面发糕（又黑又粗又牙碜），一碗汤（白水加盐，偶尔有几片菜叶）由于长期见不到油水，家里不存钱就天天挨饿。
看守所还有一个敛财手段：强迫在押人员做奴工。当时是将各种成品筷子包装。看包装是出口日本的各种档次的木质筷子。在押人员人人有任务，拒绝劳役和完不成任务都要遭到暴力殴打。由于长期关押和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人手长着疥疮，流着脓。那些使用这些筷子品尝美味的食客，殊不知这筷子沾满了血腥。
二零零二年十月 二十九日牡丹江阳明法院，在未通知我家人的情况下开庭，非法判我七年有期徒刑。对我的陈述和自我辩护，法官多次打断并不予采纳，甚至在我要求书记员庭审记录改为我的原话时，书记员薛芳暴跳如雷叫嚣：“对你们（指法轮功）就得重判，严判！”国家法院俨然成了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它们家的法院。[（2002）阳刑初字第113号]审判长柳冬梅，审判员王伟东，代理审判员贾宏，书记员薛芳。
牡丹江中级法院在听我的上诉理由时，无言以对，可最终还是“维持原判”。【（2002）牡刑一终字第66号】审判长崔玉田，审判员王英霞，代理审判员吕毓书记员金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我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在这里我度过了六年半时间。我做了两年多奴工。先后做过杂活（打饭、打水），在彩印车间包装搬运，扒废皮里的钢丝，编汽车坐垫，缝足球等。二零零五年七月因劳累，我从上铺直接坠落地面，造成右脚踝骨严重挫伤。其后因右脚不能着地，上厕所、洗漱只能靠左脚单腿蹦，长时间超负荷造成左骻股骨头损伤，十年了至今仍时有疼痛。
二零零六年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反迫害抗议：不穿囚服，不报数，不做奴工（因我没有犯罪）。我遭十二监区长姜亦臣暴力迫害，一分监区指导员姜海涛和另一警察做帮凶，而后姜亦臣指使胁迫犯人尚尔文踢我脸。教导员田增军派人烧我个人衣服。二人均威胁押我“小号”（关禁闭迫害）未得逞。此后转我到其他监区，逼我做奴工，多次翻我行李，图谋加重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到二零零七年五月，我被转了三次监区。期间多次受到暴力、押小号等威胁。在恐怖和陌生的环境中，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很大。
我们这些因不放弃信仰而被判刑的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不能和家人会面，不能到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同修之间不能交往，甚至不能说话。而某些杀人放火黑社会被判的人却有更多的权力和自由。
在这七年中，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遭受歧视、侮辱、冷漠。我父亲和岳父在忧愤中，在巨大的压力下，先后离世。女儿中考和高考多么需要爸爸的鼓励呀，可是她不但得不到父爱，还要承受抄家，电话监控，警察上门骚扰。还要承受学校、老师、同学的歧视。善良、活泼、大度、充满自信的女儿变得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偏执。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难题，幸好在亲戚的帮助下勉强完成了学业。
经历了十六年的迫害，我们被边缘化，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老人白发送黑发；多少孩子失学，又有多少家庭在贫困线下挣扎。曾几何时对我们曾经羡慕和赞赏的同事亲友邻居，在长期的谎言毒害下，失去了真伪善恶的辨别和衡量，冷漠，嘲讽、侮辱甚至谩骂。更甚的是，江泽民胁持和操纵全国公检法人员，成为他的打手和做案工具。
是谁在灌输仇恨，是谁在扭曲国人的心灵？是江泽民，是这个民族的败类为了达到蛊惑人心，欺骗民众的目的，不惜倾国之力，持续进行长达十六年的暴力迫害和谎言毒害。仇恨“真善忍”必然造成“假恶暴”。看看中国市场：充斥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毒奶粉、地沟油、毒大米，呼吸有毒的空气，诚信危机，黄赌毒泛滥。每个国人都在为江泽民对“真善忍”的迫害行为买单—不管你愿不愿意。
为了中华民族的薪火传承，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对这场浩劫说不，将恶贯满盈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江泽民及其一手操控610非法组织及政府各职能部门违反了《宪法》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六条（公民有信仰自由）、第三十七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违反了《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非法拘禁罪）、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罪），并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公民享有并且应该得到政府保障的生命，自由，人身权，人格权，信仰自由权，财产权，集会结社权，免受奴役酷刑侮辱等权利，违反了联合国一九九八年颁布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灭绝种族罪”五条中的前四条，符合“危害人类罪”定义中的除第十条以外的所有条款。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6/23/遭七年冤狱-大庆市徐亚利控告元凶江泽民-330404.html
2015-10-02: 我在牡丹江监狱遭到的迫害（下）
高墙内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我被押送到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在这里我度过了六年半。我做了两年多奴工。先后做过杂活（打饭、打水），在彩印车间包装搬运，扒废皮里的钢丝，编汽车坐垫，缝足球等。二零零五年七月因劳累，我从上铺直接落到地面，造成右脚踝骨严重挫伤。其后因右脚不能着地，上厕所、洗漱只能靠左脚单腿蹦，长时间超负荷造成左骻股骨头损伤，十年了至今仍时有疼痛。
二零零六年初，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反迫害抗议：不穿囚服（也不戴服刑人员胸卡），不报数，不做奴工（因我没有犯罪）。监区长姜亦臣约我谈话。我被带到车间，进监区长办公室我不喊报告敲门而入，姜亦臣示意我蹲下（监狱侮辱犯人，犯人要蹲下和警察谈话。），我拒绝，在这个监狱我从未给任何人蹲下过也从未喊过报告（包括狱长）。姜亦臣气急败坏，抓住我，想把我按下。一分监区指导员姜海涛和另一警察做帮凶，即使把我按倒，我坐在地上也不蹲。姜亦臣气急败坏地踢我两脚，指使胁迫犯人尚尔文踢我脸。我给他讲：我没有犯罪，非法关押本身就是迫害，再强迫我做奴工，更是加重迫害。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想法，你们也是被胁迫，你们也是受害者。姜亦臣不听，叫来秦干事，让他取几个大电棍，先把我“突撸突撸”（意用电棍电）收拾完再送“小号”。我也不怕，反正豁出去了。我心里想：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秦干事出去找电棍一上午也没回来，我被带到另一办公室，警察进进出出，到中午吃饭时间也没人管我。一个犯人来叫我，说吃饭了，我便随他走出管教室。
第二天教导员林增军找我谈话，威胁押小号，并派人把我个人棉衣烧了，叫嚣明天要抬我到车间冻我。我义正词严，当着十几个犯人面，我大声讲：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遵守犯人行为规范？我是被迫害的，你们不要助纣为虐。我开始绝食。第二天上午九点多 ，林增军、秦干事从车间回到监舍 ，把监舍里的犯人全部叫出去开会，监舍里只剩我一人。一会犯人回来了，值夜班的犯人来到我床边，小声跟我说，你要炼功你就炼。衣服有没有，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吃饭吧。我知道，他们妥协了。我也吃饭了，此后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走出监狱，我没有出工。
十一月份，我被转到当时是这个监狱最黑的监区：十三监区。我收拾东西时，许多跟我关系不错的犯人纷纷过来嘱咐我：小心。
这个监区的监舍里听不到人说话，收工回来，吃过饭，犯人们都在铺上静静的坐着。白天出工完不成任务，晚上报完数还要被“开会”。我亲眼看见了一次：报过数，犯人班长派人把名单上的人都叫来说“开会”。很快，那些犯人都过来了，多数是老弱病残，一个个诚惶诚恐的，好像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似的。门关上，班长一个个问，为什么没完成任务？那些犯人不怎么敢说话。随后就是扇耳光，用铺板打。有的铺板都被打折了，打累了，才停下来。我邻铺进来前是某某大学的老师，五十多岁，也被开会。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精神的压抑和身体上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哭又不敢哭出声，屈辱和无奈将伴随他很多年。曾经有几个犯人受不了这里的管制，在收工时，跑到狱长面前跪下，诉说受到的暴力对待，请求转监区。而等待他的是又一轮暴力。除了暴力，这里还能有什么？
这个监区的同修见面不敢说话。白天病休的犯人偷偷告诉我，法轮功学员贺江以前被他们（狱警和犯人狼狈为奸）整够呛，在车间吊在前面都吐血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的一天，新上任十三监区三中队队长和指导员突然来到监舍找我谈话，要求我出工干活。那天我状态出奇的好，异常平静。我对他俩讲：“首先，我不出工，不报数，不穿囚服不针对任何个人。而且我来十三监区前就已经这样做了。我来第二天，前任队长也找我谈话我也是这样表示的。我没有犯罪，我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行为上没有侵犯和妨碍任何人的合法权益，而是“于国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一己之私，违反宪法、法律强行推动这场逆天背民的迫害。绑架我，本身是执法犯法，如果强迫我做奴工就是助纣为虐，罪上加罪。我相信你们都是善良人，这只是你的工作。而对我来说，我会用我所能用的方式捍卫我的权利和尊严！”他们说：“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只是通知你出工，你不同意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我无所畏惧，软中带硬：“当初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个工我是肯定不能出了，至于你们想怎么样，我不希望看到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他们说：“那好，你穿衣服，送你去小号。”我换上棉鞋，（这是以前呆的监区的一个犯人朋友怕我在这里遭罪，前几天特意给我新买来的。）我站起来要跟他们走。一人说：“穿上棉衣，就这身儿上小号不冻死你呀！”我说我不穿囚服，家里送的棉衣被他们烧了。我找出一件球衣套在毛衣外面。我借上厕所的机会跟监舍里值班和打饭的那些犯人大声说：“你们给我做个见证，我现在好好的，非常健康，如果有什么意外都是他们造成的！”有好几个犯人跟我处的挺好，满口答应，有的还叮嘱我小心。当时刚好中午开饭，队长让我吃完饭再去。我说：“押我上小号我肯定不吃了。”他们俩一个押我去小号，一个进了管教室。
下了楼，出大门，向左拐，瑟瑟的冷风迎面吹来，真挺冷啊！我有半年多没有出过楼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气温零下三十度左右，而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小号是经常开着窗户的。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什么，我在心里琢磨着“义无反顾”这句话的涵义。
刚走不远，楼上有人喊送我去小号的队长，说句什么，队长便带我回到楼上。把我关进监舍他就走了。
二零零七年二月我又被转到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八监区。这个监区的多个警察在明慧网上被曝光列为恶警。监区长：唐晓辉是个流氓警察。我在十三监区时，有一个犯人跟我相处不错，他和唐是朋友。他讲，唐在社会上有一帮朋友（很多都进来过），即使同事间发生矛盾，他也可能找社会上的人解决（当然是暴力解决。）。所以很多警察都怕他，不敢惹他。就是这样的人，可以担任监区长。而他这种人恰恰被中共利用的得心应手，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他是无所顾忌的。在明慧网上可以查到的被这个监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黄国栋、刘军、王明柱、张世江、关文龙等。
我到八监区的第二天早上，犯人都出工了，我还在铺上睡觉。一个犯人很气愤地把我叫醒，说了一些我不知好歹，给他找麻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不知所云，急忙起床，并说声对不起。修炼这么多年我们都养成习惯，遇到冲突首先想自己，这是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
我将监舍门关上，请他坐下说话。原来他是这里管监舍事务的犯人头，在这个监狱叫：“站道杂工”。出工后，没出工的犯人，包括生病、受伤或其它原因不能出工的犯人，以及在监舍负责夜间值班，打饭收拾卫生，以及特殊关系犯，都集中在一个监舍。如果监舍管理出问题，他会被扣分（减刑积分）。他是我老乡，而且和某法轮功学员关系不错。讲开了，又是老乡，一下子亲近了。此后他帮了我很多，特别是下午教导员陈占峰来监舍要押我小号时，他挡了一下，说安排我帮一个近期出监的老头刷饭桶，要教导员给他一个面子，别押我了。教导员是他的关系，给了他这个面子。表面看是这样，实质上，我们修炼人，是有师父保护的，只要我们符合了“真善忍”，师父就能把任何强加的魔难化解。
上午，狱警姜磊、张生利俩人找我谈话。他们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中队长，要求我出工。并讲只要我出工，不干任何活，而且答应给我找一个地方，能坐能躺，给我带一些杂志、书籍随便看。张生利讲，明慧网文章把他叫恶警，他很委屈，问我：“你看我象恶警吗？”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说。人有善恶两面，而中共邪党就是利用人恶的一面，为其所用。对他们所讲我置之一笑，很坚决的告诉他们：我不会出工，也不会报数，更不会穿囚服。谢谢你们的安排。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悻悻地走了。
虽然这个监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邪恶，但这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们都非常坚定，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之间的互相关心和无私帮助。
报数的时候，我就站在走廊犯人对面，看着他们。点数的狱警站在我身边，对我也是很客气。这些警察和犯人对中共邪党敢于说不的人也是佩服的，看得出他们对我是尊敬的。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他们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开绿灯。过年前，我和有条件的同修商量，大家凑钱买了点水果，给没条件的同修每人一份。过年时，同修们凑在一起吃饭、交流。
我是二月九日到八监区，五月初转到七监区。短短不到三个月，这个监区就有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三月三十一日，有个叫陈斌的犹大（在打压前学了法轮功，同时在祛病健身或其他方面得到了好处，打压后也曾为中共的邪恶镇压上访或通过其它方式为法轮功说过公道话。但是在中共邪恶的迫害下，承受不住，违心地写不炼功保证，甚至站在中共立场为邪恶迫害涂脂抹粉。更甚者，反过来用邪恶手段对待昔日同修。心灵的扭曲，人性的泯灭足以见中共邪党的邪恶。）来监狱做诽谤大法，诬蔑师父，蛊惑人心的所谓报告。他已经来过几次了，我虽然从没见过，但听回来的同修说过。八监区法轮功学员黄国栋在陈斌来监狱诬蔑大法，诽谤李洪志师父的报告会上喊：“不许诬蔑我师父，法轮大法好！”即遭到狱警暴力殴打。恶警孙健、张生利、宋军飘用多个电棍围殴黄国栋，同时胁迫犯人对其拳打脚踢，直到黄国栋被打的奄奄一息，又押小号，锁地环达八天之久。八天后黄国栋从小号回来在水房洗澡，我亲眼所见，他的腿上，身上还一块块青紫，走路一瘸一拐的。
四月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王明柱在手臂上写了几行经文，干活之余自己看看。狱警发现后将其带到厕所殴打。当时值班的狱警几乎全部参与了对王明柱的迫害，他们是：张生利、姜磊、武学军、孙健、陈占峰等以及犯人王立军。我离开八监区时，王明柱还没有从小号出来。
四月二十四日，法轮功学员张世江为王明柱被打被押小号想同唐晓辉谈谈，没有出工。占道杂工问他为何没出工，有没有假条。张世江说要找唐谈话。占道杂工赶他出工，他不出，占道杂工就打他。我看到后即站在他们中间隔开他们，同时制止占道杂工行恶。因我和占道杂工是老乡，平时关系相当不错，对我他也不好意思动粗。打不到张世江他气得大叫。这时在门外值班的张生利冲进来，一米九的个头，拳头象个大榔头，一拳把张世江打倒。我大声呼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收拾卫生的一个犯人赶紧把我推到监舍里去，他好心，怕张生利打我。我不停地喊。张生利看着我，犹豫了一下，出去了。他用实际行动证实了“恶警”的称号。
八监区的恶警们总想找理由迫害我，上午突然回来到放被褥的库房（白天行李都送库房）翻我的行李。褥子被他们拆开了，可放在褥子里面的大法书却没被发现。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有师父和护法神保护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承认不承认，神佛不会因为人的承认和相信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人的不相信而不存在。我堂堂正正，不卑不亢，不给他们迫害我任何机会。
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左右，我被第三次转监区。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教导员同样找我谈话，并给我四天时间考虑，他下一个值班日听我的决定，如不出工那时将押我小号。我当即告诉他：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是不会出工的。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不要急，不要急，四天后再说。过了四天，他值班，果然又找我谈，东拉西扯也没谈押小号的事。
二零零八年，两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向世人揭露中共邪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被绑架，被判刑。监狱借奥运之名，掀起了又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我所在监区法轮功学员多次被翻查，行李几乎拆烂，大法书几乎被清没。多次听到其它监区同修被押小号的消息。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到二零零七年五月，我被转了三次监区。期间多次受到暴力、押小号等威胁。在恐怖和陌生的环境中，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很大。
在这七年中，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的消息，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宁军，汪继国，金宥峰，魏晓冬，还有不认识的于军修等共十几人，先后在这个期间被迫害离世。
魏晓冬和我在一个监区（十二监区）。他从集训队分到十二监区时，身体已经被迫害得相当不象样。由于多日不让睡觉在水房罚站，加之肺结核晚期，明显看到他的身体已经弱不禁风。还是被逼出工，晚上睡觉咳嗽不止，邻铺的犯人被他咳嗽的睡不着觉。魏晓冬为了不影响别人，只得一宿宿的坐着。这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在自己被病痛折磨的难以承受的情况下，还想着别人。许多犯人提到此事，对法轮功学员赞叹不已，大骂共产邪党太没人性了。过年时，他把一个同在监狱服刑，他曾经教过的学生送给他的水果，分给那些家里没人管的犯人。
监狱是不把人当回事的。监狱医院给犯人输液时，有很多只输盐水，而药被犯医攒起来拿到外面去卖。我认识一个犯人，痔疮手术，手术后竟然不打消炎针或输液，这个犯人托人买一条烟送给犯医，马上给输液。魏晓冬住院时已经很严重了，而监狱医院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案，保外就医又不批，等于在这里靠时间等死。据当时十二监区的陪护犯人卢××亲口对我讲，魏晓冬出现生命危险时，是在凌晨。当时魏晓冬出现呼吸困难，因他住在二楼而氧气在三楼病房，楼上楼下病房走廊门全锁着，出不去，进不来，狱医也不去想办法，大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魏晓冬在极度痛苦中渐渐的没有了呼吸。当时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吴月庆？）在同一病房住院，那个同修，焦急的用双手晃动着锁着的铁门，呼喊着。眼睁睁看着魏晓冬痛苦中离世。同修嚎啕大哭，在这昏暗的监狱里，在这黎明前的黑夜中，哭声显得非常纤弱，无助与无奈。
我接触了很多人。他们犯罪的原因很多，有杀人放火的，有抢劫偷窃的，有诈骗勒索的，也有被冤枉强判的，还有黑社会的。在我眼里他们和社会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也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一个警察。我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在无知中，在利益驱使下做着世上最坏的事—迫害正信的修炼人。中共邪党灌输的无神论，使他们做起恶来无所畏惧，中共的专制独裁，又使这些人执法犯法，毫无顾忌。特别是在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抄家、劳教、判刑，被送黑监狱（洗脑班）迫害，更甚者被活摘器官牟取暴利。我曾经有三次以上的体检，抽血化验。在这里法轮功学员没有普通服刑人员所享有的待遇。我们这些因不放弃信仰而被判刑的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我们不能和家人会面，不能到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同修之间不能交往，甚至不能说话。杀人放火黑社会，被判死缓的都比我们有更多的权力和自由。可在抽血化验体检上，监狱对我们格外殷勤。当时我们也觉得有问题，后来得知，这一切都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关联。中共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罪恶被掩 盖着，一旦红墙倒塌，将有更多令人发指的惊天黑幕曝光在世人面前。“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九评》）
在这七年中，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歧视、侮辱、冷漠。我父亲和岳父在忧愤中，在巨大的压力下，先后离世。女儿中考和大考多么需要爸爸的鼓励呀，可是她不但得不到父爱，还要承受抄家，电话监控，警察上门骚扰。还要承受学校、老师、同学的歧视。善良、活泼、大度、充满自信的女儿变得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偏执。失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孩子的就学费用成了难题。幸好在亲戚的帮助下勉强完成了学业。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从小到大，虽然也吃过很多苦，遭过一些罪，但冥冥之中总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我一步步走出艰难的困境，走出危险的歧途，走向光明。
小学二年级，在一个新修的水库闸门下出水口，我被卷进漩涡，在我拼尽了全身力气，绝望的停止了努力，扬起手，站在没顶的水中，等待生与死的选择。一只手将我从浑浊的水中拉起。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感恩。感恩帮我脱离死亡的路人，感恩含辛茹苦养育我，让我明辨善恶的父母，感恩给我“真善忍”宇宙大法，帮我认知人生真正意义，引我走向回归之路的师父。
十几年的修炼实践，使我更加珍惜法轮大法的修炼机缘，更加珍惜能够使我返本归真的人身。可谓：“东土难生，人身难得，正法难寻”。今天，这些我全部拥有，我倍感幸运和荣耀。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前，修炼法轮功使我多年的心律严重不齐、脉搏过缓、慢性肾炎、低血压、梗椎等病症不翼而飞，戒掉了赌和喝的陋习，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其乐融融。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更趋成熟，我是会计师，从不挤占公司和个人利益，成为一个有口皆碑的好人。
中共和江泽民狼狈为奸，“假恶暴”的本性必然令它们视“真善忍”为根本的法轮功为敌。大家试想：一个以谎言、欺骗和暴力手段夺得政权和维持统治的邪恶组织，一个以继承父亲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给日本侵略者当汉奸和出卖国土资源给俄罗斯的克格勃特务，这样的民族败类结合到一起，竟然统治中国达十余年之久。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十五亿国人的不幸。惩善扬恶，对人类本性的扭曲，对向善民众的打压，对宪法的践踏，对普世价值的否定，必然导致“假恶暴”的盛行。看我中华大地，疮痍遍地，自然破坏严重，假货盛行，有毒食品泛滥，恐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人性的扭曲，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整个民族陷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每个人都在推波助澜，每个人也都逃不出这恶性循环的宿命。
为了免于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为了我们华夏文明的薪火传承，特别是为了挽救被谎言欺骗的民众，无数法轮功学员走出来，在面临最大限度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工作、事业、学业、财产、家庭、甚至生命，他们默默的走出来，无怨无恨的面对打压他们的暴力机器，本着善心，本着宽容，最大限度的承受他们本不该承受的魔难，向广大的中国民众讲述着真相，使更多能明白真相的世人免于与中共共同销毁的下场。其实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真正受害的是被谎言欺骗的世人。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是要在艰苦的魔炼中不断的返本归真，达到修炼圆满的。
而作为世人，特别是在中共邪党的胁迫下，被动和主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直接或间接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更是置自己于淘汰与销毁之列。如果在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清真相中还不能醒悟过来，不能主动与中共邪党分割，主动揭露迫害内幕，保护法轮功学员，将功折罪，就将在即将到来的大审判中被淘汰。
序幕已经拉开，从今年五月开始的，对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江泽民的控告，已经使更多的民众认识到：审判江泽民，结束这场民族灾难大势所趋。而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下层参与者，仍然给他们听真相的机会、改过的机会。很多人是被谎言欺骗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如果在法轮功学员的讲清真相中能够真正明白过来，并努力去弥补自己造下的罪业，给自己一个生的机会，那才是不幸中的万幸，也不枉法轮功学员的艰难付出，不枉作为大法洪传时做人一回。冷静思考一下，体会一下法轮功学员的无怨无恨的善良和坚忍，感受神佛的洪大慈悲！
过去的终将过去，而我们将要和永远拥有的，正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选择。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10/2/我在牡丹江监狱遭到的迫害（下）-316730.html
2015-09-30: 我在牡丹江监狱遭到的迫害（上）
绑架与刑讯
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下午五时，在牡丹江最繁华的地段：大商牡丹江百货大楼对面，电脑城楼下公共电话亭前，我被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从背后拦腰抱住。从这一刻起一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二千五百五十六个漫长而黑暗的日夜，被强加到我的人生中。
我被牡丹江阳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恶警绑架。那个绑架我的壮汉和开车的是牡丹江公安局的教导员（姓名未知），之前刚刚绑架了朱同修。（由于本人高度近视，眼镜被恶警抢走，无法看清他们，因此，很多信息无法更详尽。）
我被绑架到阳明分局国保大队四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我问：凭什么把我带到这里？话音未落，冲上四、五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他们把我的头用力摁到地上，让头和脚合在一起。鼻子被打出血，头昏昏沉沉，腰腿疼痛难忍。
他们又对我强行搜身，抢走我的一千五百元现金、一部手机、传呼机，甚至连眼镜布（鹿皮）也不放过。
他们用电线将我五花大绑固定在椅子上。他们吃过晚饭，开始对我刑讯逼供。我不配合，他们开始打我。几个恶警轮番上阵。他们用电线抽我的脚趾，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想我不能动，如果他们发现我的脚怕打，他们会一直打下去。人的脚趾神经很敏感，电线抽打在上面的感觉是很强烈的，象猫咬的似的。我强忍着，一动不动，心里求助师父。痛楚一点一点的加剧，当痛苦达到极限，再打我可能就会躲闪（躲是无处可躲）时，那个恶警突然去打另一只脚。可能恶警看我的脚一动不动，知道我不怕打，所以换另一只脚。当另一只脚痛到极限时，他又换脚。打来打去，他开始抽打我的生殖器。当时我穿着很单薄，我很鄙夷地对他说：我们都是男人。他停下来，想了一下，然后就不打了。
他们准备了芥末油，但没给我灌。他们打开窗子，东北山区夜里还是很冷，可谓春寒料峭。他们用矿泉水瓶装上凉水，往我的头上浇，凉水从头上慢慢的流下来，衣服湿了，裤子也湿了。冷风一吹，浑身发抖。
他们又打我的头。我是高度近视，他们这样打我很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我出现抽搐状态，他们有点害怕，因为他们没有确定我的身份，他们也不敢太过嚣张。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晚，他们将我投入牡丹江第二看守所。
暴力
五月十一日，星期六，因为我从被绑架开始一直绝食，早饭后，值班恶警刘所长伙同另两个恶警将我带到值班室。一恶警用拳猛击我太阳穴，将我打倒。一阵拳打脚踢，见我不屈服，刘所长气急败坏，咆哮：我要把牡丹江看守所的酷刑都给你用用。他把我带回号房，强制给我灌食。六、七个犯人摁着我，捏住鼻子，用硬物撬开我的牙齿，把矿泉水瓶中装的奶粉和盐混合物向我嘴里倒一些。我拼命挣扎，吐出一部份。
灌完食，刘所长取来手铐、脚镣，将我手和脚从背后用手铐连上，他们称之为：穿（串）。把我扔到铺上走了。我的整个手臂、躯干、脚和腿向后形成环状，每个关节都处于高度紧张，绷紧。疼痛逐渐加剧，躺不了，卧不下，趴着也不行。甚至小便都不给解开，让犯人给接。
整个上午，我捱着，值班警察过一段时间来问一下，想让我屈服。疼痛是一点点加剧，全身所有的关节都紧绷着，疼痛好似从骨髓中钻出来，每一个细胞都在承受着，没有缓冲余地。最难的是没有期限，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也不知道我能挺到什么时候。我捱着，坚守着信念，这是我唯一能够坚持的原因。我想起了耶稣，想起了密勒日巴，想起了李洪志师父为度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犯人们静静地看着我，一点声息也没有，很怕响动会增加我的疼痛。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我感觉承受到极限了。
突然，我开始抽搐，号长马上喊值班警察。警察迅速打开号门，抓一把救心丸塞我嘴里，被我吐出。又拿钥匙打开我背后的手铐、脚镣。我的手臂和腿被放下，整个人瘫在那里，不敢动，保持着放开的姿势很长时间，很长时间。
第二天，包房管教谢X涛上班找我谈话，逼我吃饭，我拒绝。他便给我“开管”，即用“小白龙”（白硬塑管）抽打。整个臀部打黑了，肌肉形成硬块，不能坐。
饥饿和劳役
看守所每天两餐，每餐每人一块玉米面发糕（又黑又粗又牙碜），一碗汤（白水加盐，偶尔有几片菜叶）由于长期见不到油水，家里不存钱就天天挨饿。有一天早饭，我看到手中的发糕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绿豆蝇，就在表皮下面，可见厨房的卫生状况。我犹豫了，吃还是不吃，不吃明天可能还会看到令人恶心的绿豆蝇，我把苍蝇的范围抠去，剩下的硬塞进嘴里。那一刻我感到了耻辱。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半年，暴力、恐怖、饥饿、压抑始终笼罩着。
人的心灵被扭曲着。冷漠、变态、极端自私，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出卖灵魂、泯灭良知的事经常出现。为一小块食物，朋友间可以大打出手。有一个强奸犯，被饿的皮包骨，整日象个饿狗一样两眼贪婪地盯着别人的食物。一次，一个黑社会成员，让他学狗爬，把食物扔在地上，他便象狗一样用嘴直接到地上叼起来取食。
克扣囚粮，这在看守所是一个很普遍现象。一方面可直接减少其成本，另一方面鼓励被押人员向家里要钱在所里超市消费或订餐，这里的物价比外面要贵出几倍。
看守所还有一个敛财手段：强迫在押人员做奴工。当时是将各种成品筷子包装。看包装是出口日本的各种档次的木质筷子。在押人员人人有任务，拒绝劳役和完不成任务都要遭到暴力迫害。由于长期关押和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人手长着疥疮，流着脓。那些使用这些筷子品尝美食的食客，殊不知这筷子沾满了血腥。
法庭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牡丹江阳明法院。冬天很冷，我和另一同修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法庭在二楼，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看似庄严的法庭。
法庭摆好了摄像机，旁听席全是公检法和“610”的人员。有几个装作热情的和我打招呼，他们都曾经审过我，或随别人审过我。开庭前检察院来人通知我，我要他通知我家人，他以我家在外地为由拒绝。
对我的陈诉和自我辩护，法官多次打断并不予采纳，甚至在我要求书记员庭审记录改为我的原话时，书记员薛芳暴跳如雷叫嚣：“对你们（指法轮功）就得重判，严判！”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插曲：在看守所有一天，他们来提审，我便随他们走进提审室，很自然的坐在被提审所坐的椅子上。提审我的是阳明分局国保大队长魏某某，他向我介绍：这位是黑龙江省管法轮功的最大官（省610主任），我向他望去，一个胖胖的有四、五十岁的男人坐在那里（我没戴眼镜，所以看不清他的脸）我不以为然。我不会逢迎任何权势，更何况迫害大法的邪恶组织的头子。他暴跳如雷，咆哮着，说对我就要严惩等等。不到半分钟我便被带回去了。
上至国家高级干部，下至基层法院的书记员，他们都认为法律是他们手中随意惩治人、迫害人的工具，国家法院俨然成了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它们家的法院。
开庭结果[（2002）阳刑初字第113号]审判长柳冬梅，审判员王伟东，代理审判员贾宏，书记员薛芳。在未通知我家人的情况下开庭，无理判处我七年有期徒刑。
牡丹江中级法院在听我的上诉理由时，无言以对，可最终还是“维持原判”。【（2002）牡刑一终字第66号】审判长崔玉田，审判员王英霞，代理审判员吕毓书记员金艳。
我出生在劳改农场，父亲是监狱当兵看犯人的。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告诉我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坏人要坐牢。坐牢要遭很多罪的。我们很多小学、中学同学的爸爸就是刑满释放的。那时，不但他们本身受歧视，就连他们的家属孩子也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尽管他们很多人是被冤判的，如：历史反革命，有很多是因为参与了国民党时期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也有的是不放弃对神佛的信仰。我有一个好同学，也是好朋友，他父亲原来是个医生，江苏高邮人，四九年前信奉天主教，被逼放弃改信“三自教会”，不从，结果被判十年。出狱后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生活。一九八三年前后，同学给我来信说他爸“平反”了。我为他祝贺，同时感到悲哀，他爸当时已有五十岁了。
在中共邪党统治下，相似的故事不断的在重复着。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9/30/我在牡丹江监狱遭到的迫害（上）-316733.html
2004-12-01: 大庆龙凤地区6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情况
徐亚利：被非法判刑，现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12监区。
大庆 龙凤区(龙风区,厂西看守所,卧里屯,石化总厂,采油二厂,四厂,乙烯厂)联系资料(区号: 459)
2021-04-08: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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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海涛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王恩龙 大庆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维稳办主任、龙凤区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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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成 书记 政法委系统
姜维东 区长、原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2020-12-24: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公安局东光分局孙玉忠，电话号码是18545917000
2020-09-09: 卧里屯公安分局， 电话：0459—6763113
2020-04-29: 卧里屯公安分局参与迫害警察
李贵义，卧里屯公安分局副局长 手机 : 1394595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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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3: 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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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白景权 0459-5509009、13936708080
原院长李卓琳0459-5994066、13359596123
副院长魏文斌0459-5997575、13359596118 （主管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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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庭庭长施洪斌13359596012、0459-55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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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3: 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地址：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301号门，邮编163453
院长白景权 0459-5509009、13936708080
原院长李卓琳0459-5994066、13359596123
副院长魏文斌0459-5997575、13359596118 （主管刑庭）
张书琦0459-5977552、13359596011
刑庭庭长施洪斌13359596012、0459-5509001
纪检组长张旭光 0459-5990640
法官：李晨勇 13359596120
法官王广明18145999201、1335959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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