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法轮功学员数据库: Case Detail

2012-09-10: 修大法顽疾消除　遭迫害九死一生
我叫刘培珍。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湖北省潜江市人。曾任潜江市中心医院中医主治医师,整天忙碌给人治病，但我自己身患肩周炎，关节炎，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神经衰弱等疾病却治不好，无奈于一九九四年提前退休。

幸运得法走上大法修炼之路

因身体不好，我一直在寻找能祛病健身的方法。我曾炼过气功、剑术、太极拳等，但效果不佳。一九九五年十月我来到美国圣路易斯探亲，一九九八年元月二日，我在圣路易斯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法轮功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关于祛病健身的问题，还讲了“转法轮是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等。我被吸引住了，连续把文章看了好几遍。

我很想看《转法轮》这本书，就在该文章底下找到了联系人的信息，当天晚上就有人送书来了。我拿着书，如饥似渴地看了一晚上，到天亮时，看完了。我抱着这本书，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一辈子找的就是这个！

后来有同修给我带来其他大法书、炼功音乐带、讲法录音和录像等，并教我炼功。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同年三月，我参加了纽约的第一次法会，有幸见到了师尊，听了师尊的讲法，还有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这次法会我收获很大。

通过炼功，我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日益健康，身心愉快，以前的病症慢慢在消失，很多都没了。最明显的是我的肩周炎好了，感觉一身轻。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知道去做一个法轮大法要求的好人，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见证。

大法蒙难讲真相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元月，我回到了潜江中心医院的家里，和当地的法轮功同修一起学法炼功。医院的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五月时，同修告诉我，我们炼功的时候经常有便衣警察来观察摸底。后来，炼功点的电线被卡了，我们转到一河边炼，后来就不让炼了。七月二十日电视、广播、报纸等等所有宣传机构一齐出动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法轮功，我因是从美国回来的，在我们那小城镇里成了重点，我家门前有警察把守，我不理他们，坚信信仰无罪。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同修一行六人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讲法轮功真相。到北京后，整个北京大街小巷都有警察，也到处都有来北京证实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北京信访办早已不接待了，去了就被抓。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个地方住下。当时警察到处在搜查，我们中混進个便衣警察，我们想办法把他甩掉了，但不得不转移，后来在当地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才住下来。准备第二天集体上天安门静坐，但夜晚通知不要去了，说共产党纠集了大量流氓准备搞“打砸抢”并栽赃到大法弟子头上。但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天安门。十一点左右，天安门正门停了辆大警车，上面有个人正在指挥警察抓法轮功学员，很快就抓了一车人。

我们被劫持到一个派出所，派出所里面满屋都是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后来我被湖北办事处的人接走，押送回原籍。我所在单位医院派人将我从当地派出所保释出去，派出所的人拿出一张表要我签字，我不签，医院来的人说：“她不签，我签。”回家后，每天都有警察来家里查看，医院也常来人找我谈话。当时已经有好多当地同修被抓進了看守所，我也随时有被抓的危险。

我不敢在家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来到广东深圳的女儿家。潜江派出所的人经常打电话骚扰。

大法弟子们开始了讲真相的艰辛历程。后来我结识了从美国回来的同修。我们很快开始了做真相材料，而且天天出去寄信，发资料，有时还挂条幅，深圳的许多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二零零一年中国新年前一天，我们在深圳市政府门前的一条街上挂了好多横幅，回来的路上看到横幅在那里飘扬。

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都阻止不了我们讲真相的脚步。为了省下钱来做真相资料，我们在外面舍不得买瓶水喝、买点东西充饥。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我的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抓，后被劳教一年，我非常难过。

同修被抓，没人做真相资料了，我就开始面对面地给人讲真相，大巴、中巴、车站人多的地方都讲，讲法轮大法好，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来，我认识了另一位姓刘的同修。他会电脑，这样我们的资料又丰富起来了。

讲真相两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我在一个车站讲真相，乘车的人很多，一批又一批，我被恶人举报，被警察抓進了派出所。他们很快查到我的住处，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和个人用品。半夜，他们把我送回家，听到他们正在向上面要经费。我开始想办法逃脱。我女儿家住在十楼，楼梯和电梯出口有倆警察和一个保安看守。

我试了几种办法都不行，最后在师尊的点化下，想出一个办法。我把一条新床单剪成许多条子，做成一根长绳子，我一直在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到第二天半夜十二点半，我见监控的恶警已很困了，便轻轻出门，从十楼楼梯走下来，到了三楼就不能再这么走了，因下面保安很多。我就用做好的绳子系在窗户上，从窗户爬出去，沿着墙一层一层往下滑。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安全地下到了地面，然后翻过围墙，逃离了小区。我从此流离失所。

一人在外，加上时刻有邪恶追踪，没法讲真相，我很着急。到十一月中旬，我决定回深圳。在深圳郊区租了一间房子，我联系到了同修，同修给我带来了电脑，打印机。我买了光碟复制机和相关器材，这样我们开始了做真相资料。

起初主要是打印《九评》小册子、《天地苍生》等资料。得知湖北老家资料紧缺，我就通过大巴托运资料去。《九评》光碟出来后，我开始做《九评》光碟了。我有一次买回了一千张光碟，在与同修通话中，被网警监听到了。因为当时我把电话卡抽出时，电话又响了，是个男子在问话。我知道我的处境很危险，但我想尽快地把《九评》光碟刻完再转移，同时还有一箱资料没有送出去。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一伙人闯進了我居住的房子，我正在刻最后几张《九评》光碟，他们一進门就说：“你被捕了。”我落入了魔掌。

被恶人注射毒计身陷绝境

我的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光碟复制机、大法书籍、个人用品，还有同修存在我家的无线电信号发射器都被抄走。我再一次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着被非法关進南山区到看守所。恶警以开除我孩子的工作恫吓、威胁我，强迫我转化，还要揭发同修，我绝食抗议。

绝食的第四天，一帮公、检、法的人来了。他们知道我去过美国，又从我住房里搜出了无线电信号发射器，还有最新的《九评》光碟，他们以为我有什么国外背景，可以找出大线索来。这样我的所谓案子被上报到市公安局了，市公安局局长也来了。但他们什么也没捞到。

我继续绝食，后来他们强行把我拉上一辆车，拉到了蛇口人民医院内科一间单人房间里，由倆个警察看守。医生来了，我就跟医生说：“我没有病。我也是医生。我是炼法轮功的。现在在绝食。”進院第三天，有个护士提了两瓶液体来了，说给我补水。这已是我第六天没進食了，当时我警惕性放松了，就没反对。

第一瓶液体快打完时，我突然想：“他们会不会下毒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中共指使注射毒液而至精神失常或死亡的。我就去看输液卡，看到药的名称开头有个“D”，我做医生的经验告诉我这是兴奋剂，我立刻把针拔了。看守把护士找来，护士说：“那个药已经用上了。”当时我知道这下坏了。过了一会，主管医生来了，我说：“我跟你讲过真相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医生说：“这不是我们搞的，是医务科搞的。”这时我明白了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地对我下毒手，想从我这儿得到点到什么。

晚上药性发作了，我的脑子高度兴奋，翻江倒海似的就象有什么东西要冲出脑袋。我身体极度虚弱，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此时，四个警察進来了。他们开始问话，我的确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在药物的影响下，他们也问不出什么“新信息”。有个人整理了些材料，他念了些什么。那时，我也知道他在念什么，但已六天没進食，身体支撑不住了。他念完后，就要我签字。我摇头。他就抓住我的手写了点什么，就把我送回看守所了。以后几天我脑子都是糊糊涂涂的。

到了六月份，我发现我腿上的皮肤象树皮一样粗糙，全身肌肉都开始萎缩了。一天，有个同牢房的人跟我说：“你脸上的皮肤好象垮下来了。”渐渐的我身体支撑不住了。我知道注射大量兴奋剂造成的后遗症非常严重，大脑受刺激产生高度兴奋后，接着大脑中枢神经会出现抑制状态，而这样就会导致心脏衰竭而死，或导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我无力地躺着，仿佛死神就在我身边徘徊。我要求见主管警察和所长，将情况告诉他们，并要求见我的家人。我要把情况告诉他们，如果我死了，他们也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因为我知道，中共迫害死法轮功学员后，对外都会说成是什么“心脏衰竭”或者“心肌梗塞”等等谎称是正常死亡的。

后来我已完全不能起床了，也不能進食，死亡向我逼近。一天下午，来了辆救护车，把我又送了蛇口医院。一个护士要给我打针，我极力反对，他们用四个人按着我，强行给我打了。医生来了，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没有再用药。

我是学中医的，知道西瓜可以排毒和补充水份。我就找他们要西瓜。晚上，他们拿来个西瓜，我全吃了。第二天大便排了许多黑水。我吵着还要吃西瓜。他们通知我家人给我带西瓜来。这样，我吃了很多西瓜，又排了几次黑水，感觉好多了，渐渐能進食了。

后来，恶警们又将我关進了看守所，我并没有脱离危险。当时我想，法轮大法是超常的，我一定会好的。当身体好点时，我就开始炼功。到了这一步，看守我的警察也不阻止我炼功。我的身体开始渐渐恢复。

一天，他们把我拖到了一个地方，说是开庭。有四个法轮功学员，后面有一排全副武装的警察。我当时坐不起来，就躺在一个同修的腿上。我不断地呕吐。上面有个人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他们要我们签字，我们四个人谁也没签字。我被送回看守所后，不断有公、检、法的人送材料来，让我签字，我不签。我坚持信仰，因信仰无罪。

一天有警察拿来了判决书，我被判了八年。我不服，要求上诉。但我已经不能写字了，只能请人帮我写，一共写了十五页，上诉材料交上后没有反应。后来我问那个警察，他说他们（指610办公室的人）没有交上去，说是法轮功的人没有上诉的权利。

受尽迫害逃出魔掌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我被送到了“广东省女子监狱”，由三个经济犯看管我一个法轮功学员。她们为了让我放弃信仰，就打我、骂我、不让睡觉、不让洗澡、不让购买日用品。有一次，她们三人把我打在地上，衣服扣子全拉开了，警察進来根本就没制止。她们不让我睡觉，她们三人轮流睡，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看管着我。还常常骂个不停。在监狱，法轮功修炼者受的是警察和犯人的双重迫害，比杀人犯的境况还不如。

我的视力越来越不行了，医生检查说我的眼睛肯定会失眀。我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们看我已成了一个活死人了，没有利用价值反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怕我死在监狱，想推卸责任，就通知我家人，说可以保外就医。期间，我家人东奔西跑地到有关部门申请保外就医。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历尽磨难的我从魔窟走出来了。

回家后，我眼睛只有一点点光，身体非常虚弱，只剩半条命。但是迫害并没有结束。同年十一月，医院保卫科的人来到我家，要我到“学习班”去报到。“学习班”就是洗脑班，是迫害法轮功的黑窝，我坚持不去。我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赶快收拾一下，又一次被迫离开了家。

这几年，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株连。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六一零的人经常到我女儿公司骚扰，威胁我儿女和女婿，要他们揭发我，不然，要公司将他们辞退。最受打击的是我先生，他知道我是好人，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尤其是当他知道我被判了八年后，他整个精神全崩溃了。八年啊，一个古稀老人能等到我出狱那一天吗？他倒下了，但还是挣扎着艰难地度过了漫长的四年。我回家后，尽管我精心地照顾他，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离开了人世。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被共产恶党迫害得家破人亡。

幸运来到美国这块自由土地

我没地方去，只好回到深圳女儿家，我知道我在哪处境都很危险。因搞保外就医出来后，邪恶的中共还要继续监控我三年。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监控期满，我悄悄的回了老家，办了护照，又迅速到广州签证，于七月十二日来到美国，我脱离了魔掌。

我虽然到了自由的美国，但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同修还在遭受着中共邪党的迫害。我要揭露邪恶的罪行，让全世界所有正义的人们了解真相，制止邪恶的迫害，清除中共的流毒。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9/10/修大法顽疾消除-遭迫害九死一生-262617.html
2001-02-19: 湖北潜江被拘留及罚款名单∶

刘启亚刘慧新 刘培珍 刘士贵李明云李胜利李明媚李明丽李俊李圣桃及女儿李新秀及母亲和弟媳左梅杨西兰杨忠贵张桂红张桂平张心安牛平周文彩潘克香胡玉兰彭其凤冯开香全美珠熊万交汪洋珍王华芳郑定珍孙关香肖迁琼左代兰何庆国何德财及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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