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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 武威 古浪县 >> 赵常菊(赵长菊), 女, 55
紧急成度: 中
家庭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
个人近况: 已释
立案日期: 2003-06-01
案例分类:
起诉案例 洗脑班 劳教 奴工 非法拘留/绑架 非法庭审/监狱 毒打/体罚 掠夺财物/经济迫害 抄家/非法搜查 剥夺睡眠 骚扰/恐吓/长期监控 禁止入厕 电击/电刑 禁止洗澡、洗漱 受迫害程度:高
案例描述 折叠显示
2016-11-03: 五次遭绑架 陷狱逾十年
甘肃省古浪县赵长菊控告元凶江泽民
原工商银行甘肃省古浪县支行职工、法轮功学员赵长菊，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五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期间被非法劳教一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九年半，狱中受尽折磨。
现年五十五岁的赵长菊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六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赵长菊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是一九九七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类风湿性周身性关节炎 、萎缩性胃炎、妇科病、头疼、失眠、贫血、低血压等等多种病。我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修炼法轮功后疾病全无。使我的身体得到健康，思想得到了升华。从我看书的那天起，我就在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在工作单位、家庭、社会上都能严格要求自己 ，善待他人。
我受到的迫害经历
自九九年七·二零江氏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遭到多次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绑架：被非法拘留五十六天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日，我和一个同修去了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劫持到前门派出所，那里关着很多和我一样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后转押驻京办事处。一月二十八日由当地警察把我俩接回来，并把我们非法关进了古浪县看守所，并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大法书和炼功磁带。
警察李谧、陈延华去接我俩时，陈延华还带着她的女儿去玩，他们三人来去的各项费用，公安局通知我单位，从我的工资中扣。单位就从我的工资中扣了三千多元。
我被非法关押了五十六天。三月十六日放我的那天，丈夫去接我，公安局的赵虎向我的丈夫索要了五百元钱。我出来后到公安局去要存放在那里的八百元多元钱时，赵虎只给我五百元，其余的三百多元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出来后到单位去上班，领导让我先在家里待着。期间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单位通知我上班，我去上班，领导让我待业。在待业的三个月时间里单位只给我发基本生活费。我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办理了买断工龄手续，而我买断工龄的钱，单位一直拖延着不给，直到二零零三年六月才给，而且还给我少算了两千多元。
第二次绑架：被非法拘留三十三天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古浪县公安局的赵虎带领着六、七个警察闯进了我家，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在我家里到处乱翻，并把我绑架。同时把来我家的两个亲戚（常人）也非法抓去了，到公安局非法审问后放回，这样使我的亲戚也受到了惊吓和伤害。我被非法提审后，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三十三天。
第三次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再次去北京上访，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多被北京的警察绑架，恶警用警棍毒打我，还不停的辱骂师父、大法和我。晚上十二点多，我被非法关在拘留所（不知名），非法审我的北京警察连打带骂折磨我，打的我眼冒金星。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晚，又把我非法关押到北京海淀看守所。
在海淀看守所里，十几平米的牢房塞进了二十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么大个地方，每天被逼迫坐在没有铺垫的铺板上码坐，从早到晚坐十一小时以上，屁股都烂了。他们在非法提审我的时候，辱骂殴打我，还不停的辱骂师父和大法。在海淀看守所里非法关了二十天，二十三日古浪县警察把我接回当地，并非法关押在古浪看守所。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
中共酷刑示意图：毒打
中共酷刑示意图：毒打
我去北京后，古浪县公安局用恐吓、威胁的办法，强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他们所有的费用都让我的丈夫支付，第一次去北京，没有把我接上，我丈夫花去了五千多元。过了几天，又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丈夫又花去了五千多元。两次花去了一万多元。
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在劳教所里，警察指使吸毒犯们殴打、体罚虐待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干活，都是超体力、超强度的，劳动量超过三个男劳力的量，我被迫挖地、拔草、施肥、栽树、抹树芽、剪枝、挖树、挖土方、填垃圾、拉砖铺地，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回来就被罚站或蹲几个小时，不让洗漱、上厕所。下雨天不能外出干活就在室内做工艺活，捡过珠子、做装饰品垫子。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用手搓煤球，整个冬天女警和犯人用的取暖煤球一、二天就要弄出来，土和煤、水掺和在一起用手搓成一个个小球，冰冷刺骨。我天天被吸毒犯们殴打、辱骂。一次，程小红（临桃人，三十多岁，吸毒犯）殴打我，把我的眼睛都打成了紫黑色，眼睛肿的都睁不开了，几个月后才好。警察指使吸毒犯强逼“转化”我们。
酷刑演示：吊铐
酷刑演示：吊铐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晚上我被罚站，三十一日又让我们干很脏很重的活，晚上又罚站，在夜深时，程小红、高春梅等几个人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用绳子把双手绑住，然后再吊在门上，整个身体悬空，吊一会儿，突然间把绳子松开，几分钟后，又将我吊起，又松开绳子，反复多次。肩膀、胳膊就象被撕裂了，疼痛万分，那种痛苦难以言表。程小红、高春梅（吸毒犯）还拳打脚踢，强逼我“转化”。在那里遭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承受着屈辱、在痛苦中煎熬着，度日如年。
第四次绑架 ：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与几个法轮功学员坐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们遭到绑架，并非法抄了我们的家。参加绑架的人是古浪县公安局的张积才等十多人。
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我被保释，看守所向我索要了六百元钱。九月二十七日，张积财与冯维海到我家，把我骗到公安局，又把我非法关进了看守所。
二零零三年四月我被非法判刑四年。七月十日，他们把我往兰州监狱里送。在体检时，查出我有胸腔积液，监狱拒绝接受。十一日把我拉回古浪又关进了看守所。那时，我的身体状况是很差的，咳嗽的很严重。整个晚上都咳嗽个不停，根本就不能入睡，一躺下就咳嗽的气都上不来，晚上就一直坐着。人瘦得皮包骨头了。八月初看守所向上级呈报了给我保外的手续，八月二十日上级批下来了，可是古浪县公安局却迟迟不放人。九月二十七日看守所的警察陈立科对我说，让我的家人交二千五百元的保证金，公安局的局长董大儒从兰州回来就放你。我的家人就交了二千五百元，钱交了看守所并没有放人。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还不放人，看守所就把钱退给我，可是看守所只给我的家人退给了二千元钱，五百元被看守所没有理由的扣掉了。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我被保释。在我办手续时才知道，看守所又让我的家人交了二千元，这个钱看守所至今没有退还给我 。
第五次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一伙人闯进我家，有公安局的张积财等、政法委的王立军、还有社区的几人，共有十多人。抢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装订机、切纸刀、三个MP3、师父的法像、护身符等物品，并绑架了我。非法提审后，关进了看守所。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看守所把我往甘肃省女子监狱里送，但不是通过正常的手续送，而是通过送礼走后门的方式。把我送进了监狱。是看守所所长杜国峰的妻子张某去给送礼走后门的。
遭甘肃女监残酷迫害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有一个科室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指使着刑事犯（包夹 ）每天强逼法轮功学员看那些谎言碟片、书，内容都是栽赃、诬陷、诬蔑、诽谤法轮功的，然后强逼写“思想汇报”，内容要按邪恶的警察与包夹人的要求去写，如果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她们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极其阴险毒辣卑鄙的手段：如殴打、辱骂、电警棍电、体罚、羞辱、虐待等等多种方式来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还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等诸多手段，强逼法轮功学员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包夹人的严密监视，我们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看一眼都会招来毒打、辱骂。法轮功学员每时每刻都受着非人的折磨 ，每天都在极其艰难、极其痛苦中度过。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生活在高压恐怖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在那里法轮功学员无论做什么都要请示“包夹”批准才行。如果不请示的话，所有的“包夹”就象发了疯 一样的辱骂，有时还拳脚相加，逼迫法轮功学员说“我错了，我记住了，下次再不犯同样的错误了。”
恶警害怕自己的恶行曝光，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向亲属说受迫害的真实情况。法轮功学员接见时强迫用固定的十七号电话，有专人在窃听、通话内容被录音，严密监控，对没有转化的学员更是盯得严，有时会有两个警察，监控室一个，身边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一说真实情况马上切断，或取消接见，或加重迫害。一次家人接见我时，通话五、六分钟就被取消了接见。
我在写“思想汇报”的时候，就是按事实写，不按她们的要求写，根据所看的内容去揭露揭穿邪恶的谎言，讲真相，指出在各种媒体上所有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不实的，都是谎言，都是造假，都是栽赃陷害。写出自己修炼了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体会，还列举出许许多多的修炼者身心受益的实例来证实大法。由于我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就遭到了恶警与包夹人的残酷迫害。但恶警与包夹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迫害我、强逼我，我都是在按事实去写，每天都要重复多次的去写，有时十几次、二十几次的重复去写，无论写多少遍认识就是按事实写。无数次的“包夹” 恶狠狠的把本子甩得远远的，或打在我的头上，在我的脸上“叭叭”狂扇耳光。
我因不放弃信仰，恶徒对我的迫害更是肆无忌惮。浑身是伤，人被折磨的枯瘦如柴，昔日的容貌不见了，耳朵打聋了，每天每时对我打骂不停，每天至少被打十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经常是雨点般的拳头打在脸上头上，脸被打肿了，牙齿打松动了，头上大包小包。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经常遭到打骂。
不让睡觉：有时睡二、三个小时，有时整夜不让睡觉。一次连续十昼夜不让我 睡觉。不让上厕所：每天只能上二、三次厕所。不让洗衣服：很长时间才能洗一次衣服，有一年中只洗了三次衣服，包括内裤也是。
“包夹”常春（内蒙古人，三十多岁，抢劫犯）、方志娟（庆阳人，三十多岁，经济犯）、咸德英（兰州人，四十多岁，经济犯）、黄亚琴（四十多岁，天水北道人，贩毒犯）、延风（兰州人，三十多岁，经济犯），每天都要强逼我按她们的要求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办，她们每天殴打辱骂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也不让我喝开水。她们百般的刁难折磨我。每天都用极其卑鄙恶毒的手段殴打辱骂折磨我。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下午七点多，在二号室里，常春在我的胸部狠毒的打，当时我疼的坐在了地上，都喘不过气了，她还骂我在假装，同时常春和方志娟还用唾沫唾我，我的满脸都是唾沫。三月六日晚，我整夜没有睡觉，从晚上十二点开始，常春就殴打辱骂我，一直打到早上六点，打了六个小时，在我的脸上打了无数个耳光、用脚踢、用水泼。采用了各种方法折磨我，她还说有的是办法来折磨我。一次常春把我的鼻子都被打青了。
酷刑演示：毒打
酷刑演示：毒打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加班到十二点，咸德英在我的褥子上泼上水，我无法睡觉，就坐到了天亮，起床后，我把褥子抽出来，打算晒一下，咸德英辱骂我，她还把我的褥子、被子、毡全都扔到了楼道里。当时我给值班警官罗雅琼说了，她说她不管。警察不管，咸德英就更肆无忌惮的作恶了，最后被褥毡被咸德英扔在了厕所里，全都湿湿的了。同时，另一个犯人庞威（兰州人，四十七岁）和咸德英等人在我睡的床板上泼水，用拖把在床上拖。庞威在第二天说，她们在床板上泼了七、八盆水。十点多咸德英又逼我把湿湿的被褥毡铺在床上，我就在湿床上睡觉，以后也没有再晒过被褥。（那时还没有供暖气，一个月后才有了暖气 ）就在那天晚上咸德英还让值夜班的马桂芳（五十多岁，贩毒犯）在我的头上打，不让我睡，而马桂芳就用拳头在我的头上打，早上马桂芳自己说她打了我三十多下，连续打了三晚上。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只在早上七点上了一次厕所，下午七点多了咸德英还不让我上厕所，不但不让我上厕所，而且她还打我，还有佟华给咸德英帮忙，她俩把我按倒在地上，咸德英又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往起提，我的头发被她拔下来很多，并用拳头在我的头上狠毒 打了几十下，我的头都被打的失去 知觉了，眼冒金星。也是十二月的一天，我已经九个多小时没上厕所了，下午四点多，我正在上厕所时，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要把我从厕所坑子上往下拉，我用手抓住厕所墙，她没有把我拉下来，她又把一盆水从我的裤腰处灌入了裤子里，我的裤子都湿透了，她又把我按倒在厕所地上，用脚在我的腿上使劲的踢了七、八下，又逼着我去写思想汇报。
二零零九年一月的一天，咸德英在我的右肋处狠狠地踢了一脚，（肋骨伤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疼的喘不过气了。而在场的咸德英、庞威等人还骂我在假装。晚上睡觉时右侧不能睡，也翻不了身。第二天我们劳动，从楼下往楼上搬毛巾箱子时，我疼的提不动箱子，咸德英、孟海红（五十多岁，张掖人，抢劫犯）等人连骂带打，逼着我提着箱子要走快。十多天后还是疼的很厉害，警官带我去医务所，大夫看后说，一根肋骨头突起，问我怎么了，警官不让我说实情，我说是打伤的。七、八个月后才不疼了。
二零零九年八月的一天，黄亚琴在我的鼻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当时鼻血流了很多，我去向值班队长肖晶说了事情的经过，肖晶说黄亚琴在打我时谁看见了，她的意思是黄亚琴没有打我，是我在说谎。（因为那里的警官与包夹人经常会说这样的话，每当她们打我，我在质问她们时，她们都会无赖的说：谁看见了我在打你？她们时时都在用流氓卑鄙的手段迫害我）我一听肖晶的话，当时就把擦了鼻血的一把废纸从裤口袋里掏出来（黄亚琴让我把擦了鼻血的纸扔掉，我扔时留了一些），我说你看多数扔了，这只是一少部份。在十月十六日早上，黄亚琴不让我洗脸，我就想用毛巾把脸擦了一下，黄亚琴就打我，把我按倒在地上，她又骑到我的身上，用拳头在我的脸上头上不停的打。黄亚琴毒打了我 ，而恶警孙立伟还罚我蹲了一天，还让我写检查，我无辜被打还要让我写检查。在八月到十一月这四个月里，黄亚琴不让我吃饱，她让打饭的人给我只打半勺饭菜，我每顿都吃不饱，饿的发晕，经常感到天旋地转，瘦的皮包骨头了。
在延风包夹期间，延风每天都在殴打我，还专在我的头上、耳朵上、脸上打，有时一天打几下、十几下、几十下，还有打上百下的时候都有。经常雨点般的拳头打在脸上头上耳朵上，头上经常是大包小包的。牙齿打松动了，耳朵打聋了，眼睛打的快要看不见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延风让我在写“思想汇报”时，不准写“炼”字，只能写“练”，我说修炼的炼就是火字傍，我不能乱写。那天晚上，延 风 强迫我蹲了一晚上，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连续八个小时不让我动，不让换姿势，早上我腰疼的都站不起来了，从那以后腰一直很疼。二零一零年六月的一天，延风把我硬拽到厕所里毒打，参与打我的人还有毕万莉（天水人，五十多岁，经济犯）、杨晶（兰州人，三十多岁）、袁雪英（民勤人，三十多岁）。她们殴打我，还把我的头按入盛满水的桶子里，整个头都被按入水中了。有许多次延风硬逼着我按她的要求去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做，就会有延风与十几个人一起殴打辱骂我。有脚踢的、拳打的、在我的脸上吐吐沫的、辱骂的等。一次延风用厚厚的书在我的头上使劲的打，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恶警孙立伟用电警棍电了我四次，每次延风都在场。打我好几次。 在那里有二十多人殴打虐待迫害过我。不仅如此，毒贩贾小兰经常极其恶毒的辱骂殴打、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时时处处受到“包夹”的百般的故意刁难。包夹逼迫法轮功学员罚坐，不经过允许不能动弹， 抬一下头、低一下头也不行。“包夹”一会儿找茬说手没有放好，一会儿找茬说 腰没有坐端正，上去就是拳打脚踢一顿暴打。
一次，“包夹”延风给我找茬，说腰没有坐端正，当时恶警孙立伟就打我，并从那天开始罚我每天晚上收号室后蹲半小时。从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几日开始，延风就叫我每天晚上最少蹲半小时，有多次都超过了一小时。收号室后其他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就蹲在地上，什么时候延风同意了，我才能上床睡觉。蹲了三个月的时间。由于我的头长期被恶人殴打，已经严重的受到了伤害，被罚蹲后，过了二、三天后，我就明显的感到头疼在加剧，腰腿也疼的很厉害。而且还不能用力了，就连拧毛巾用那么一丁点儿力，都会加重头疼，只要用一点儿力，头就钻心的疼，经常是头疼的眼冒金星 。而且腿脚手也开始麻木了，也不灵活了。
“包夹”无时不在使用卑鄙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包夹”上完厕所不冲，没人管，法轮功学员稍微冲的慢一点，就被惩罚洗刷厕所一周。我被惩罚洗刷厕所两次，两周的时间。
我怕家人为我担心，我遭受的迫害一直不敢给家人说。在二零一一年四月，我感到已经承受到了极点了，精神快要崩溃了，也感到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在四月五日早上就想这次家人接见时，一定要把所遭受的迫害告诉家人，如果我不告诉家人的话，万一我被迫害死了，邪恶们可能还会造出谣言来，邪恶不会承认我是被她们迫害死的。四月六日家人接见时，我就把几年遭受的迫害大概情况告诉了家人。还对家人说，如果我出了事，就是被恶警与犯人迫害死的，你要把我遭受的迫害告诉其他人，等等。把邪恶们的罪恶曝光。
朱鸿是610科科长，朱鸿、孙立伟及其他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那些刑事犯（包夹）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罪孽，其真正的主谋就是那些教唆指使她们的恶警。而那些作恶的刑事犯人只是被恶警们利用的工具、打手。在一个惩治改造犯人的机关，那些犯人敢如此猖獗、肆无忌惮的作恶，没有恶警的纵容与主使是不可能的。
在残酷迫害下，使我的身体越发糟糕，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我被检查出是肺结核，就让我住进了医务所。在医务所里，虽然不看谎言碟片，不写“思想汇报”了，可是每天又让我抄十页书，那个量也是很大的，一整天不停的抄才能完成，而且还没有桌子，我只能放在腿上写，这样导致我的胳膊、腰都很疼，眼睛也很疼。本来眼睛就已经受了严重的伤害，就更加剧了眼睛的疼痛和视力的下降。
由于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我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经常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反应迟钝，视力严重下降。神经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严重的伤害，我的腿脚手都不灵便了，身体失去平衡了，走路脚底下都不稳了。（到现在这些症状还没有彻底好） 在恶人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下，我的耳朵聋了，还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许多事都记不起来了，不会说话了，就像一个傻子、呆子样了。还有大小便失禁的症状。
我历经九死一生在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终于回家了。回家的当天下午，政法委的王立军、国保大队的杜国峰、派出所的赵大义、还有社区的等共有十多人，到我家骚扰，并威胁恐吓我与家人。强逼我按手印。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政法委的王立军、国保大队的杜国峰、刘国育、社区的两人等一伙十多人到我家骚扰，并抢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说要拿去检查。后来我家人去要也没有给。
在女子监狱里，我所遭受到的迫害罄竹难书。现在能罗列出来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也只是所经历过的不到十分之一的一个大概过程。而当时身体上、精神上所承受的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也不愿意回忆那极其痛苦的经历，现在想起来所经历的那一切，心都在发抖，全身还会打颤的。
多年遭迫害 家人承受着巨大苦难
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的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的家没有平静过一天。这场本不该有的浩劫，给我家庭带来的痛苦、造成的损失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描述的。这些年中，我多次遭到邪恶的迫害，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心灵创伤，内心和精神上时时都在承受着焦虑、惊恐，在痛苦中煎熬着。而且还有公安、政法委、社区等人无数次的到我家里骚扰，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这些年中却被江氏与中共邪党迫害的家不象个家了，一家人大人孩子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11/3/五次遭绑架-陷狱逾十年-337185.html
2013-05-25: 甘肃古浪县赵长菊再遭骚扰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明慧文章登出《修大法做好人 甘肃赵长菊遭中共九年迫害》后，五月十七日，赵长菊在家又被古浪县政法委、国保大队恶徒骚扰，问文章是谁写的，谁登载的。在询问中有人欲取赵长菊的大法书，但被赵长菊厉声喝止。但在另一间屋子里，恶警拿走赵长菊家的笔记本电脑，说拿回去看看，没什么就通知去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5/25/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大陆综合消息-274452.html
2013-05-16:修大法做好人 甘肃赵长菊遭中共九年迫害
赵长菊，今年五十三岁，甘肃省古浪县人，九七年十月走入大法修炼的。在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毫无人性的迫害中，赵长菊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愿放弃修炼大法，曾多次遭到绑架、拘留、劳教、判刑。先后九年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与折磨。下面是赵长菊自述九年遭中共迫害经历。
喜得大法 做好人 疾病全无
從小我患有多种疾病，吃葯也不见好转。在十几岁时，我就患上了关节炎，开始只是腿痛，逐渐的手、胳膊、腰、肩、腿、脚等多处都痛，越来越严重，胳膊、腿开始麻木了，还经常抽筋，手不能见水了，只要手一触及到水就痛。最后发展成为类风湿性周身性关节炎。
由于萎缩性胃炎，多年来不能吃生的、硬的、凉的、刺激性的食物。多年来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没有什么效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还有，妇科病、头疼、失眠、贫血、低血压等等很多病。
我的丈夫曾经说我：“你从头发稍到脚趾甲没有不痛的地方。”真的是这样。我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
九七年十月十六日，我从远方亲戚那里得到一本《转法轮》，我如饥似渴的看书，越看越爱看，感到大法太好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得到了一本《大圆满法》，就看着《大圆满法》，自学动作。刚把动作学会，我以前得的疾病就已经好了，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多年来，吃了无数的药，没有把病治好，反而身体越来越差。修炼才一个多月，全身的病都好了，真是个奇迹。
从我看书的那天起，我就在尽量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做，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把大法的法理讲给家人听，丈夫和孩子的身心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也受益了。
在工作上，我更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的工作在全单位是最忙的，不但在八小时内很忙，晚上还经常加班。在九九年的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晚上要加班，不论多忙多累，从没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我的工作常常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也受到客户的好评，但我却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九九年进京说句公道话 遭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在各种媒体上造谣诬蔑法轮功，诽谤师父与大法。我心里很难受，我想这么好的大法，却被中共邪党恶毒的诽谤。我作为一个受益者，就应该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为大法去说句公道话，把真相讲出来。当我听说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时，我决定也去北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六日，我和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警察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就告诉他们：“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是来上访的，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说明法轮功真相的。”警察不由分说就把我们推上了警车，劫持到前门派出所，那里关着很多和我一样来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我们把上访信交给了警察，后转押驻京办事处。一月二十八日由我单位的人和当地警察把我俩接回来，并把我们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并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大法书和炼功磁带。在送往看守所之前，公安局的警察赵大义、李谧说；让我俩把身上带的钱、手表暂由他们给保管，我们出来就归还给我们。我俩轻信了他们的话，就把钱、手表给了他们。我的现金是八百多元，法轮功学员的现金是二百多元。
警察李谧、陈延华去接我俩时，陈延华还带着她的女儿去玩，他们三人来去的各项费用，公安局通知我的单位，从我的工资中扣。单位就从我的工资中大约扣了三千多元。
在看守所里，我们学法炼功，给看守所的警察和关在那里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不应该被关在这里，这里是关坏人的地方。我俩绝食抗议这种迫害。在绝食到第六天的早上，看守所又把我转到武威市看守所。在武威市看守所里，犯人牢头李某不但抢了我的东西，还折磨我。我走到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告诉那里的人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非常好，并讲了我和其他修炼者的身心变化，以及如何做人和善恶有报的道理，还把我带的《洪吟》等给她们看，她们明白了真相。有一个杀人犯（她已经判了死刑，正在上诉），她听了后说：如果早知道法轮功，她也会学的，她也不会去杀人干恶事的，她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为，后悔今世不能得法了。我说你现在听到了，也是你的福份。
我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九天。三月十六日放我的那天，丈夫去接我，公安局的赵虎向我的丈夫索要了几百元钱。我出来后到公安局去要存放在那里的钱时，赵虎只给我五百元，其余的三百多元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出来后到单位去上班，领导让我先在家里待着。期间单位领导受邪恶的影响，几次找我谈话，逼我不要炼功了。我说：“法轮功非常好。电视上的都是造谣。法轮功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信仰‘真、善、忍’，就会使人变得真诚、宽容与善良。我要坚持修到底”。一次领导威胁说：“如果你还继续炼功的话，要开除公职，还要没收你的楼房等等。”我坚定的说：“在工作、楼房与修炼之间，如果你们非要让我选择的话，我选择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单位通知我上班，我去上班，领导让我待业。在待业期间（待业就是每天在人秘股闲待着，不给安排工作），我主动找事干，打扫卫生、收发工作、还把客房的床单、被套、沙发套等，及整个三楼的办公室的沙发套等全洗了。而且那些日子里请假的开会的人特别多，我主动给请假或开会的人顶班。在任何时候，我都在严格要求着自己。而在待业的三个月时间里公司却只给我发基本生活费。
零零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三十三天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有人敲门，我刚开门，赵虎带领着六、七个警察闯了进来，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在我家里到处乱翻，并把我绑架。同时把来我家的两个亲戚（常人）也非法抓去了，到公安局非法审问后放回，这样使我的亲戚也受到了惊吓和伤害。我被非法提审后，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三十三天，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才放回。
在看守所里，我背法炼功，那些高墙上面的武警也用手在比划着学我炼功的动作。有一次看守所所长也进到女号室，看到我正在打坐炼功，就在院子里静静的看了几分钟，而后说，不要打扰人家炼功，就出去了。
再一次进京上访
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三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又去北京为师父和大法鸣冤。到北京后，住旅店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半夜的时候，才找了地方（不是旅店）住下，两个人挤在一个沙发上，躺了一会儿，还没有盖的，冻得无法入睡。第二天，就流落街头，下午五点多，才住在旅店，可是七点多（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就被北京的警察绑架，他们用警棍在我的脚踝骨上打了几十下，还不停的辱骂师父、大法和我。
晚上十二点多，我被非法关在拘留所（不知名），非法审我的警察连打带骂折磨我，打的我眼冒金星。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整天没有给我们一口水、一口吃的，到零一年一月一日的中午，我们自己掏钱，他们才给我们买了点吃的。零一年一月一日晚，又把我非法关押到北京海淀看守所。
在海淀看守所里，十几平米的牢房塞进了二十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么大个地方，每天被逼迫坐在没有铺垫的铺板上码坐，从早到晚坐十一小时以上，屁股都烂了，很痛。在那个房间里非法关了九个大法弟子，刑事犯们不让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互相说话。我们就绝食反迫害，绝食到第三天时，警察和犯人才允许我们互相之间说话。
在海淀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多天。他们在非法提审我的时候，不停的在辱骂师尊、大法和我，还用2厘米左右厚的书打猛打额头。二十三日古浪县警察把我接回当地，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我去北京后，古浪县公安局用恐吓、威胁的办法，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他们所有的费用都让我的丈夫支付，第一次去北京，没有把我接上，只接回我县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我丈夫花去了五千多元。过了几天，又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丈夫又花去了五千多元。
那时在古浪县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十三个大法弟子，（有六个女法轮功学员，七个男法轮功学员）我们每天高声背法，炼功。一天，公安局警察赵虎等人把我们十三个人召集在一起，他们念诽谤大法的报纸，我们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不听他们的胡言乱语。
后来，我与四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一年。四月十六日，把我们五人送往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其中一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所拒收后，他们又把她拉回来，关在了看守所，又关了九个多月才放了。其他八人继续关在看守所里，六人被关了六个月，两个人被关了九个月才放。非常可笑的是，还让这八个人签了“监视居住”的单证。监视居住应该是不在监管场所的范围内，而他们八个人本来就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被警察和武警看管着，还需要监视居住吗？这不是执法犯法吗？
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里遭洗脑、奴工迫害
在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不但要做奴工，还要受到警察指使的吸毒犯们的殴打、体罚虐待。在四月底的一天，劳教所强逼我们法轮功学员看“自焚”谎言碟片，并让我们把“认识”写出来。三中队一组里非法关押着九个大法弟子，我们九人就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碟片上的自焚事件是政府给法轮功栽的赃。
第二天中午，程小红（临桃人，三十多岁）殴打我们，其中一拳打在我的眼眶骨上，当时那个地方就起了个鸡蛋大的疙瘩，眼睛都睁不开了，几个月后才好。
那里我们每天干的活都很苦，量又大，如果完不成任务，收工后还要用“倒挂”等方式虐待我们。警察指使吸毒犯强逼“转化”我们。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程小红罚我站了一晚上，三十一日下午，又让我们干很脏很重的活，晚上又罚站，在夜深时，程小红、高春梅等几个人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用绳子把双手绑住，然后再吊在门上，整个身体悬空，吊一会儿，突然间把绳子松开，几分钟后，又将我吊起，又松开绳子，反复多次，并殴打我。
直到零二年一月十五日才把我从劳教所放出来。在劳教所里几乎天天被这些人殴打、辱骂。有些人甚至连厕所都不让去。
在看守所被迫害身体恶化 后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与几个法轮功学员坐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在裴家营加油站加油时，一个法轮功学员下车在加油站的院内贴了讲真相的不干胶，被加油站的人举报了（把车号记下了），几天后，我们就被古浪县公安局绑架了。我、王会中、冯金莲、侯菊花与她的两个儿子管永静、管永庆。冯金莲、侯菊花被非法关押在武威市看守所，其余四人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并非法抄了我们的家。
张积才非法提审我时，他极其凶恶的骂我，并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我面带微笑看着他，他骂了一阵子后，突然问我：“你望着我干啥？”我用善抑制了他的恶，他不那么邪恶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我们中四人被非法逮捕了，九月五日，我和管永庆被放了，张积财让我俩在签字时，日期写成九月四日。看守所向我索要了六百元钱。九月二十七日，张积财与冯维海到我家，把我骗到公安局，又把我非法关进了看守所。管永庆在零三年二月也又被绑架。
二零零三年四月，我们被非法庭审。在法庭上，我读了自己写的辩护词。我在辩护上写道：《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在《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信仰法轮功，这是我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有。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是教人如何做一个好人的功法，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讲了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大法的洪传情况，自焚真相及其他谎言等等。并把辩护交给了法庭。过后法院的副院长对我说：你写的太好了。
四月底，我被迫害的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同时肚子也胀得很厉害，就象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五月十三日看守所的警察带我去医院检查，查出有胆结石、腹水、肺上也有问题。五月十五日，让我去住院，住院后，我抗议，不接受任何治疗，警察让医生强行给我抽腹中的水，医生说：本人不配合的话，我们也不敢抽。在我住院的期间，非法判决下来了，王会中被非法判八年、管永静被非法判五年、侯菊花被非法判五年半、冯金莲被非法判四年半、我被非法判四年、管永庆被非法判一年半缓刑。
住了五天院后，又把我关进了看守所。我到看守所后，就开始绝食，并写上诉。五月二十三日，我被保外。同时公安局、政法委、社区派人监视我，还到我家中骚扰。七月初，上诉驳回维持原判。七月九日，看守所所长杜国峰和冯香兰来我家骗我说：现在你的判决下来了，你去看守所办一个正式的保外手续，他们说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和女儿就去了看守所。可是去后他们就不让我回家了。
七月十日，他们就把我、王会中、管永静往兰州监狱里送。在体检时，查出我有胸腔积液，监狱拒绝接受。十一日把我拉回古浪又关进了看守所。那时，我的身体状况是很差的，咳嗽的很严重，再一次关进了看守所后，咳嗽的更严重了。整个晚上都咳嗽个不停，根本就不能入睡，一躺下就咳嗽的气都上不来，晚上就一直坐着。几天时间人瘦得皮包骨头了。八月初在家人的要求下看守所向上级呈报了给我保外的手续，八月二十日上级批下来了，可是古浪县公安局却迟迟不放人。九月二十七日看守所的警察陈立科对我说，让我的家人交二千五百元的保证金，公安局的局长董大儒从兰州回来就放你。我的家人就交了二千五百元，钱交了看守所并没有放人。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还不放人，看守所就把钱退给我，可是看守所只给我的家人退给了二千元钱，五百元被看守所没有理由的扣掉了。
零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放我回家。在我办手续时才知道，看守所已经又让我的女儿交了二千元，这个钱看守所再没有给我退。
再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恶警“送礼”将我关进甘肃省女子监狱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一伙人闯进我家，有公安局的张积财等几人、政法委的王立平、还有社区的几人，共有十多人。抢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装订机、切纸刀、三个MP3、师父的法像、护身符等物品，并绑架了我。非法提审后，关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背法、炼功、发正念，给那里的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已洪传世界一百十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全世界的人都欢迎法轮功，只有中国在迫害法轮功。中国政府在各种媒体上有关法轮功的报道都是造谣、诬陷、贼赃陷害。天安门自焚、4.25上访、傅怡彬“京城血案”等等是怎么回事。还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破坏法轮大法、迫害了大法弟子的人都会遭到报应的。邪党干下的坏事太多了，在历次运动中迫害死中国同胞八千多万，现在又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人，迫害信仰神的人，天要灭邪党。只有三退（党、团、队）才能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的。他们听明白了。有的人三退了。有一个人她患有静脉曲张，腿很痛。我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几天后，她说腿不痛了，而且她时间不长就出去了。
我被非法提审，被非法判刑五年半。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看守所把我往甘肃省女子监狱里送，但不是通过正常的手续送，而是通过送礼走后门的方式。在送我的车上，坐有董大儒、杜国峰与他的妻子张某。他们让张某去送礼走后门（给康复医院的一个高个子五十多岁男人送礼）。他们把我拉到康复医院院内，并没有让我下车去体检，杜国峰与他的妻子张某提着礼物去门诊部送礼，一会儿他们就拿着体检表（章子都盖齐全了）出来了，就拿着一个完全是虚假的体检表，把我往监狱里送。当时我对他们说：“你们迫害法轮功学员，你们干坏事，还把你们的家人也扯进来干坏事，你们弄虚作假，真是太卑鄙了。”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受到的残酷迫害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有一个科室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在那里的一切都散发着邪恶的气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都会随时会成为法轮功学员的苦难。警察指使着包夹人在干着最邪恶的事，每天强逼法轮功学员看那些谎言碟片、书，内容都是栽赃、诬陷、诬蔑、诽谤法轮功的，然后强逼写“思想汇报”，内容要按邪恶的警察与包夹人的要求去写，如果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她们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极其阴险毒辣卑鄙的手段：如殴打、电警棍电、体罚、羞辱、虐待方式来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还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等诸多手段，强逼法轮功学员转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包夹人的严密监视，我们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看一眼都会招来包夹人的打骂。
我每天看到的是恶警指使包夹人（刑事犯）百般的刁难、虐待、体罚、殴打、折磨我们法轮功人员。听到的声音都是打骂声、威胁、恐吓、训斥声以及污言秽语。我们法轮功学员受着非人的折磨，每天都在极其艰难、极其痛苦中度过。
很多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罪孽，其真正的主谋就是那些教唆指使她们的恶警。而那些作恶的刑事犯人只是被恶警们利用的工具、打手。在一个惩治改造犯人的机关，那些犯人敢如此猖獗、肆无忌惮的作恶，没有警官的纵容与主使是不可能的。她们也常说：“其实我们也不愿这样对待你们，政府叫干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与你们无冤无仇，可我们要多挣分早回家，警察还等着拿奖金。”
我在写“思想汇报”的时候，就是按事实写，不按她们的要求写，根据所看的内容去揭露揭穿邪恶的谎言，讲真相，指出国家在各种媒体上所有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不实的，都是谎言，都是造假，都是栽赃陷害。写出自己修炼了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体会，还列举出许许多多的修炼者身心受益的实例来证实大法，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使炼功者不但道德提升了，而且还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由于我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就遭到了恶警与包夹人的残酷迫害。但恶警与包夹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迫害我、强逼我，我都是在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写，每天都要重复多次的去写，有时十几次、二十几次的重复去写，无论写多少遍认识还是那样的。有时候她们说，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只要在纸上应付一下就行了。我说：“那不行，我修的是‘真善忍’，就必须要说真话，必须表里如一。做人得讲良心，我决不做昧良心的事，因为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了，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激之情。有一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而我也决不做忘恩负义的人。大法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即使我失去生命，也绝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你们残酷的迫害我，能摧残我的身心，甚至也有可能把我迫害致死，但你们永远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改变不了我坚修大法的决心。任何强制的办法都不可能改变我信师信法的心。”
下面是我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里，所经历过的大概情况。
不让睡觉：整夜不让睡觉的时间累计超过一百多天，有多次一、二、三、四天，甚至还有更长的时间不让睡觉，零八年三月四日到十三日晚上十点，二百三十二个小时里，我的眼睛只闭了十三个小时。有三年的时间里都是晚上加班到很晚才能睡觉。
不让按时上厕所：有三年的时间里，每天只能上二、三次厕所。
不让按时洗衣服：很长时间才能洗一次衣服，在一零年的一年中只洗了三次衣服，包括内裤也是。
吃喝拉撒睡等，这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那些恶人把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给剥夺了。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几日，我已经把“思想汇报”完成了，杨庆汝（兰州人）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我说好。就因为这，晚上不让我睡觉，她还多次打骂强逼我按她的要求去写。因为她在警官面前说下了大话，两个月内要把我转化。
我从零七年五月就被迫害的开始咳嗽了，古浪看守所害怕送我去监狱被监狱拒收，就采取了送礼走后门的方式把我送进了监狱。我到监狱后，也一直在咳嗽，就告诉那里的警察，我没有经过体检。十月二十二日，警官带我去外院检查，查出是肺结核，就让我住进卫生所里治疗，就在我住院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包夹人每天都要强逼我按她们的要求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办，杨庆汝、常春（内蒙古人，三十四岁）、方志娟（庆阳人，三十七岁）每天殴打辱骂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也不让我喝开水。她们百般的刁难折磨我，卫生所的人都看不过去了，说她们在外面做了恶事，遭到了惩罚进了监狱，在监狱里还这么邪恶的害人，太过分了。她们由于受到卫生所里的人的反感，她们的邪恶气焰稍微有所收敛。常春还说等出院后，她再好好折磨我，到那时，几天的时间就要把我折磨的让我爬着走，非要把我转化不可。我出院后，常、方每天都在殴打辱骂虐待我。
二零零八年二月的一天，常春把我叫到厕所里殴打我，我的鼻子都被打青了。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下午七点多，在二号室里，常春在我的胸部狠毒的打，当时我疼的坐在了地上，都喘不过气了，她还骂我在假装，同时常春和方志娟还用唾沫唾我，我的满脸都是唾沫。三月六日晚，我整夜没有睡觉，从十二点过后二点开始，常春就殴打辱骂我，一直打到早上六点，在我的脸上打了无数个耳光。采用了各种方法折磨我，她说有的是办法来折磨我。硬逼着让我写天安门自焚人员是法轮功人员，逼着我说假话。
常春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间，每天都用卑鄙恶毒的手段殴打辱骂折磨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方志娟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间，经常打骂我。
咸德英（兰州人，四十六岁）在二零零八年三月至零九年四月间，每天都用极其卑鄙恶毒的手段迫害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在此后的时间里，也多次辱骂欺负过我，多次把脏水往我的身上泼。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加班到十二点，咸德英在我的褥子上泼上水，我无法睡觉，就坐到了天亮，起床后，我把褥子抽出来，打算晒一下，咸德英辱骂，她还把我的褥子、被子、毡全都扔到了楼道里。当时我给值班警官罗雅琼说了，她说她不管。警察不管，咸德英就更肆无忌惮的作恶了，最后被褥毡被扔在了厕所里，全都湿湿的了。同时，另一个人庞威（兰州人，四十七岁）和咸德英等人在我的床板上泼水，拖把在床上拖，庞威在第二天说，她们在床板上泼了七、八盆水。十点多咸德英又逼我把湿湿的被褥毡铺在床上，我就在湿床上睡觉，以后也没有再晒过被褥，而且那年的暖气送的很晚，十一月二十几后才供暖气的。就在那天晚上咸德英还让值夜班的马桂芳在我的头上敲，不让我睡，而马桂芳用拳头在我的头上打，早上马自己说打了我三十多下，连续打了三晚上。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只在早上七点上了一次厕所，下午七点多了咸德英还不让我上厕所，不但不让我上厕所，而且她还打我，还有佟华给咸德英帮忙，她俩把我按倒在地上，咸德英又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往起提，我的头发被她拔下来很多，并在我的头上使劲打了几十下，我的头都被打木了，眼冒金星。也是十二月的一天，我已经九个多小时没上厕所了，下午四点多，我正在上厕所时，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要把我从厕所坑子上往下拉，我用手抓住厕所墙，她没有把我拉下来，她又把一盆水从我的裤腰处灌入了裤子里，我的裤子都湿透了，她又把我按倒在厕所地上，用脚使劲的踢了七、八下，又逼着我去写思想汇报。
二零零九年一月的一天，咸德英在我的右肋处狠狠地踢了一脚，（肋骨伤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疼的喘不过气了。而在场的咸德英、庞威等人还骂我在假装。晚上睡觉时右侧不能睡，也翻不了身。第二天我们劳动，从楼下往楼上搬毛巾箱子时，我疼的提不动箱子，咸德英、孟海红（五十一岁，张掖人）等人连骂带打，逼着我提着箱子要走快。十多天后还是疼的很厉害，警官带我去医务所，大夫看后说，一根肋骨头突起，问我怎么了，警官不让我说实情，我说是打伤的。七、八个月后才不疼了。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全省各地市县政法委的人去监狱时，武威市政法委的两人，他们见了我和武威市的两个法轮功学员，当时在场的还有朱监狱长、肖晶警官。我把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迫害告诉了他们，把邪恶的罪恶丑行进行了曝光，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从那以后恶警及包夹人稍微收敛了一下邪恶的嚣张气焰。可是过了三、四个月后，她们又肆无忌惮的照旧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的一天，我向恶警朱鸿说了常春、咸德英迫害了我的事，朱鸿说我在说谎，她不相信常春、咸德英虐待折磨我的事。她明知道包夹人是如何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包夹人的所为也是在她们警官的授意支持纵容下，才那样干的，她还如此说。
在二零零九年的五、六月间，咸德英强逼着闫萍法轮功学员转化，闫萍有两次连续六昼夜没有睡觉，而且白天晚上还站着，闫萍没有睡觉的时候也很多，咸还用各种卑鄙手段折磨迫害闫萍。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至十一月这段时间，黄亚琴（四十五岁，天水北道人）每天都辱骂我，不让喝开水，不让及时上厕所，一天只让上二、三次厕所，八月的一天，黄亚琴在我的鼻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当时鼻血流了很多，我去向值班队长肖晶说了事情的经过，肖晶说黄亚琴在打我时谁看见了，她的意思是黄亚琴没有打我，是我在说谎。因为那里的警官与包夹人经常会说这样的话，每当她们打我，我在质问她们时，她们都会无赖的说：谁看见了我在打你？我一听肖晶的话，当时就把擦了鼻血的一把废纸从裤口袋里掏出来（黄亚琴让我把擦了鼻血的纸扔掉，我扔时留了一些），我说你看多数扔了，这只是一少部份，肖晶还说了什么我现在忘了。在十月十六日早上，黄亚琴不让我洗脸，我就想用毛巾把脸擦了一下，黄亚琴就打我，把我按倒在地上，她又骑到我的身上，用手在我的脸上头上不停的打。我给值班队长丁海燕说黄打我，丁去调了一下监控后说你也在打她，因为你的手也动，我说我的手在挡黄亚琴的手。她明明看到我的手在挡黄亚琴的手，而她却说我也在打黄亚琴。就这件事恶警孙立伟还罚我蹲了一天，还让我写检查，我无辜被打还要让我写检查，警察就是这样干的。在八月到十一月这四个月里，黄亚琴不让我吃饱，她让打饭的人给我只打半勺饭菜，我每顿都吃不饱。
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一一年五月这段时间，延风（兰州人，三十六岁）每天都用极其阴毒卑鄙的手段折磨迫害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不让喝口水。
二零一零年三月至十月，在这八个月的时间中，延风每天都在殴打我，还专打我的头，有时一天打几下、十几下、几十下，还有打上百下的时候都有。那里有一个人说：“你的头就像个皮球一样每天被延拍着。”我说：“如果是个皮球的话，无数个皮球都被打破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延风让我在写“思想汇报”时，不准写“炼”字，只能写“练”，我说修炼的炼就是火字傍，我不能乱写。那天晚上，延不让我睡觉，还强迫我蹲了一晚上，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连续八个小时不让我动，不让换姿势，早上我都站不起来了，腰很疼，从那以后腰一直很疼。二零一零年六月的一天，延风把我硬拽到厕所里打我，当时毕万莉（天水人，五十一岁）、杨晶（兰州人，三十多岁）、袁雪英（民勤人，三十九岁）也参与了，她们殴打我，把我的头按入盛满水的桶子里，整个头都被按入水中了。有许多次延风硬逼着我按她的要求去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做，就会有延风与十几个人一起殴打辱骂我。一次延风用厚厚的书在我的头上使劲的打，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每当延风打我的头时，不但头很疼，眼睛都感到憋出来了，眼睛也很疼。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恶警孙立伟用电警棍电了我四次，打我好几次。电了闫萍好几次。在那里有二十多人殴打虐待迫害过我。不仅如此，毒贩贾小兰经常极其恶毒的辱骂殴打、迫害大法弟子。
从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几日开始，恶警孙立伟罚我每天晚上收号室后蹲半小时。延风就让我每天最少蹲半小时，有多次都超过了一小时。收号室后其他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就蹲在地上，什么时候延风同意了，我才能上床睡觉。蹲了三个月的时间。由于我的头长期被恶人殴打，已经严重的受到了伤害，头很疼，被罚蹲后，过了二、三天后，我就明显的感到头疼在加剧，腰腿也疼的很厉害。而且还不能用力了，就连拧毛巾用那么一丁点儿力，都加重头疼，只要用一点儿力，头疼的就更厉害了。而且腿脚手也开始麻木了，也不灵活了。
我怕家人为我担心，我遭受的迫害一直不敢给家人说。在二零一一年四月，我感到已经承受到了极点了，也感到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在四月五日早上起床时，就想这次女儿接见时，一定要把所遭受的迫害告诉家人，如果我不告诉家人的话，万一我被迫害死了，邪恶们可能还会造出谣言来，邪恶不会承认我是被她们迫害死的。四月六日女儿接见时，我就把这些年遭受的迫害告诉了她。还对女儿说，如果我出了事，就是被迫害死的，你们要把我遭受的迫害告诉其他人，等等。把邪恶们的罪恶曝光。从那以后，恶警孙立伟才对延风说，再不要打我了，邪恶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
由于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我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眼、耳等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经常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反应迟钝，视力、听力严重下降，神经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严重的伤害，我的腿脚手都不灵便了，身体失去平衡了，走路脚底下都不稳了，到现在这些症状还非常明显。在恶人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下，我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许多事都记不起来了，还有大小便失禁的症状。身体一直在浮肿，上次肺结核治疗好了，停药已经两年了，可现在又犯了。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检查后就让我住进了医务所。在医务所里，虽然不看谎言碟片，不写“思想汇报”了，可是每天又让我抄十页书，那个量也是很大的，一整天不停的抄才能完成，而且还没有桌子，我只能放在腿上写，这样导致我的胳膊、腰都很疼，眼睛也很疼。本来眼睛就已经受了严重的伤害，就更加剧了眼睛的疼痛和视力的下降。住了九个月院，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让我出院了，出院后，在那个邪恶的科室里不到一个月，又让我住进了医务所，这次住院是因为怕我在那里会影响她们“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这样我一直住在医务所到出监狱。常春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已经调到了医务所，在我住院期间，常还多次辱骂欺负我。
在二零一一年七月，我要求自己出钱去外院做CT检查，警官不敢让我去做CT，她们害怕查出是因为被打伤的才导致出现的那些症状。
九年遭迫害 家人承受巨大苦难
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的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的家没有安生过一天。在这些年中，我多次遭到邪恶的迫害，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心里创伤，内心和精神上时时都在承受着焦虑、惊恐，在痛苦中煎熬着。而且还有公安、政法委、社区等人无数次的到我家里骚扰，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修炼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把法中的道理讲给家人听，丈夫在处理事务时也在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着自己，两个孩子也知道大法好，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这些年中却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家不象个家了，一家人大人孩子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把我与家人所遭受的经历写出来，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脱离中共的邪党组织，奉劝所有被邪党蒙蔽、毒害、利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和世人，不要再为中共邪党卖命了，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5/16/修大法做好人-甘肃赵长菊遭中共九年迫害-274145.html
2011-08-07: 甘肃女子监狱教唆犯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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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赵常菊，四十岁左右古浪人。二零零九年过年洗窗帘时和别人拿错了，“包夹”咸德英（贪污犯，死缓）、庞威、蒋雪英，黄雅琴等人，找借口打赵常菊，打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赵常菊身上看不见一处好的，脸上是青紫色的，肿的没有人形了，眼睛都肿的看不见了。赵常菊坚持真、善、忍信仰不“转化”。“包夹”闫芬（贪污犯，被判十五年，三十多岁，兰州人）。不停的打赵常菊，赵常菊在坚持不住的情况下大声哭叫我要找队长去。一帮“包夹”拽着她狠狠的打。队长孙立伟听见了仍然纵容那些打手。还惩罚赵常菊，不让坐，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站、只能蹲着，白天黑夜的蹲了一个星期。脚腿肿的粗大。邪恶每天八点开始播放她们编造的VCD碟片，给法轮功学员洗脑，午饭后就写思想汇报，到三、四点钟底稿一出来。“包夹”就开始打骂了，邪恶的要求是：比如碟片播放的是傅怡彬杀人案，就要求法轮功学员写上诽谤法轮功的话。要是不按照它们的要求写就开始打骂，写上三、四遍到晚上十点钟收号室时还写不出来，那就是接着写到第二天早晨，别人起床干活法轮功学员就跟着人家一起干，可是“包夹”们睡觉了，人家想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再换上两三个“包夹”盯着怕法轮功学员打瞌睡，这是普遍现象，就这样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折磨赵常菊和其他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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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8/7/甘肃女子监狱教唆犯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45043.html
2011-05-15: 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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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菊，武威古浪法轮功学员，五十岁左右，被非法判刑八年，一直不“转化”。天天遭受毒打，上厕所时都被打。本子经常被摔在头上、脸上。经常被打的鼻青脸肿，甚至眼睛青肿的无法睁开。赵常菊不配合恶警的所谓转化，朱红强制剥夺睡眠，罚站、罚蹲，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是家常便饭。赵常菊被迫害成肺结核，恶警经常威胁她刑满送龚家湾洗脑班。包夹咸德英居然随意处置他人财产，她曾不让赵常菊睡觉，并伙同庞威将其被褥全都抱到厕所里，又用湿拖把将赵常菊的床板拖湿，让其根本无法睡觉。把该三顿吃的饭合成一顿让赵常菊吃，吃不完就拳打脚踢。后恶警又将赵常菊关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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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5/15/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240789.html
2011-03-27: 兰州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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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警指使包夹迫害赵长菊
法轮功学员赵长菊，每天被恶警逼写思想汇报转化，她就写法轮功怎么好，让人身心受益。包夹成德英一看不行，就叫重写，重写还不行，再重写，恶警还叫她站着写，她还是不肯屈服。恶警气的叫赵罚站，一站三天不让睡觉，洗漱，也不许上厕所。不让上厕所赵就自己去，包夹成德英在厕所把赵推倒拳打脚踢，早晨起来故意找事说赵的被子叠的不整齐，把被子扔在脏水里，另一个包夹把一盆水倒在赵的床上。那时十一月份还没有暖气呢，包夹有恶警撑腰也疯狂的歇斯底里跟着恶警做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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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27/兰州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238104.html
2010-03-14: 甘肃省女子监狱黑幕
（明慧通讯员甘肃报道）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九洲开发区68号的甘肃省女子监狱是残酷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下设六个监区，甘肃省所有被非法判刑的女法轮功学员都被关押于此，这些善良无辜的妇女在这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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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菊，古浪县人，被非法劳教后又被非法判刑关押于此，因她拒不放弃信仰，被迫害得更加严重，浑身是伤，因长期不让家人接见，恶徒对她的迫害更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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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0/3/14/219795.html
2011-03-03: 甘肃女子监狱暴力洗脑迫害法轮功学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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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菊，敦煌安西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八年，一直不“转化”，天天遭受毒打，上厕所时都被毒打，本子经常被摔在头上、脸上，经常被打的皮青脸肿，眼睛青肿无法睁开。赵常菊不配合，恶警朱洪强制剥夺睡眠，罚站、罚蹲，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是家常便饭。赵常菊被迫害成肺结核，恶警经常威胁她刑满送龚家湾洗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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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3/甘肃女子监狱暴力洗脑迫害法轮功学员（图）-237063.html
2007-10-20: 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劫持到女子监狱
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被当地恶警绑架并抄家，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五月份古浪县伪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于九月十四日送到甘肃省九洲女子监狱继续迫害，详细情况待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10/20/164907.html
2007-08-01: 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迫害真相
零七年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时，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本县610头子王立军、国安大队邪恶张积才伙同城关派出所所长张耀军（现任公安局副局长）等一帮恶警绑架，并抢走家用电脑等价值一万多元的财产。
零零年至今，赵长菊已是被邪恶第五次绑架。现已得知于六月五日被秘密判刑，具体判多少年，无处查询，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本县看守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8/1/159937.html
2007-02-20: 甘肃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绑架，资料点被破坏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绑架，并且强行抄家，家庭资料点被破坏，现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具体情况不明。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7/2/20/149291.html
2003-06-01: 赵常菊，女，40多岁，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人，因2000年元月進京为法轮功上访，回来后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2001年元月她再次進京上访，被非法在甘肃平安台劳教一年。在此期间遭到恶警多次的毒打和折磨。2002年元月期满回家，于2002年5月再次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至今仍在那里遭受非人的迫害。
甘肃省古浪县赵长菊控告元凶江泽民
原工商银行甘肃省古浪县支行职工、法轮功学员赵长菊，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五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期间被非法劳教一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九年半，狱中受尽折磨。
现年五十五岁的赵长菊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六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赵长菊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是一九九七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类风湿性周身性关节炎 、萎缩性胃炎、妇科病、头疼、失眠、贫血、低血压等等多种病。我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修炼法轮功后疾病全无。使我的身体得到健康，思想得到了升华。从我看书的那天起，我就在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在工作单位、家庭、社会上都能严格要求自己 ，善待他人。
我受到的迫害经历
自九九年七·二零江氏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遭到多次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绑架：被非法拘留五十六天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日，我和一个同修去了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劫持到前门派出所，那里关着很多和我一样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后转押驻京办事处。一月二十八日由当地警察把我俩接回来，并把我们非法关进了古浪县看守所，并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大法书和炼功磁带。
警察李谧、陈延华去接我俩时，陈延华还带着她的女儿去玩，他们三人来去的各项费用，公安局通知我单位，从我的工资中扣。单位就从我的工资中扣了三千多元。
我被非法关押了五十六天。三月十六日放我的那天，丈夫去接我，公安局的赵虎向我的丈夫索要了五百元钱。我出来后到公安局去要存放在那里的八百元多元钱时，赵虎只给我五百元，其余的三百多元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出来后到单位去上班，领导让我先在家里待着。期间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单位通知我上班，我去上班，领导让我待业。在待业的三个月时间里单位只给我发基本生活费。我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办理了买断工龄手续，而我买断工龄的钱，单位一直拖延着不给，直到二零零三年六月才给，而且还给我少算了两千多元。
第二次绑架：被非法拘留三十三天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古浪县公安局的赵虎带领着六、七个警察闯进了我家，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在我家里到处乱翻，并把我绑架。同时把来我家的两个亲戚（常人）也非法抓去了，到公安局非法审问后放回，这样使我的亲戚也受到了惊吓和伤害。我被非法提审后，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三十三天。
第三次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再次去北京上访，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多被北京的警察绑架，恶警用警棍毒打我，还不停的辱骂师父、大法和我。晚上十二点多，我被非法关在拘留所（不知名），非法审我的北京警察连打带骂折磨我，打的我眼冒金星。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晚，又把我非法关押到北京海淀看守所。
在海淀看守所里，十几平米的牢房塞进了二十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么大个地方，每天被逼迫坐在没有铺垫的铺板上码坐，从早到晚坐十一小时以上，屁股都烂了。他们在非法提审我的时候，辱骂殴打我，还不停的辱骂师父和大法。在海淀看守所里非法关了二十天，二十三日古浪县警察把我接回当地，并非法关押在古浪看守所。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
中共酷刑示意图：毒打
中共酷刑示意图：毒打
我去北京后，古浪县公安局用恐吓、威胁的办法，强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他们所有的费用都让我的丈夫支付，第一次去北京，没有把我接上，我丈夫花去了五千多元。过了几天，又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丈夫又花去了五千多元。两次花去了一万多元。
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在劳教所里，警察指使吸毒犯们殴打、体罚虐待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干活，都是超体力、超强度的，劳动量超过三个男劳力的量，我被迫挖地、拔草、施肥、栽树、抹树芽、剪枝、挖树、挖土方、填垃圾、拉砖铺地，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回来就被罚站或蹲几个小时，不让洗漱、上厕所。下雨天不能外出干活就在室内做工艺活，捡过珠子、做装饰品垫子。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用手搓煤球，整个冬天女警和犯人用的取暖煤球一、二天就要弄出来，土和煤、水掺和在一起用手搓成一个个小球，冰冷刺骨。我天天被吸毒犯们殴打、辱骂。一次，程小红（临桃人，三十多岁，吸毒犯）殴打我，把我的眼睛都打成了紫黑色，眼睛肿的都睁不开了，几个月后才好。警察指使吸毒犯强逼“转化”我们。
酷刑演示：吊铐
酷刑演示：吊铐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晚上我被罚站，三十一日又让我们干很脏很重的活，晚上又罚站，在夜深时，程小红、高春梅等几个人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用绳子把双手绑住，然后再吊在门上，整个身体悬空，吊一会儿，突然间把绳子松开，几分钟后，又将我吊起，又松开绳子，反复多次。肩膀、胳膊就象被撕裂了，疼痛万分，那种痛苦难以言表。程小红、高春梅（吸毒犯）还拳打脚踢，强逼我“转化”。在那里遭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承受着屈辱、在痛苦中煎熬着，度日如年。
第四次绑架 ：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与几个法轮功学员坐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们遭到绑架，并非法抄了我们的家。参加绑架的人是古浪县公安局的张积才等十多人。
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我被保释，看守所向我索要了六百元钱。九月二十七日，张积财与冯维海到我家，把我骗到公安局，又把我非法关进了看守所。
二零零三年四月我被非法判刑四年。七月十日，他们把我往兰州监狱里送。在体检时，查出我有胸腔积液，监狱拒绝接受。十一日把我拉回古浪又关进了看守所。那时，我的身体状况是很差的，咳嗽的很严重。整个晚上都咳嗽个不停，根本就不能入睡，一躺下就咳嗽的气都上不来，晚上就一直坐着。人瘦得皮包骨头了。八月初看守所向上级呈报了给我保外的手续，八月二十日上级批下来了，可是古浪县公安局却迟迟不放人。九月二十七日看守所的警察陈立科对我说，让我的家人交二千五百元的保证金，公安局的局长董大儒从兰州回来就放你。我的家人就交了二千五百元，钱交了看守所并没有放人。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还不放人，看守所就把钱退给我，可是看守所只给我的家人退给了二千元钱，五百元被看守所没有理由的扣掉了。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我被保释。在我办手续时才知道，看守所又让我的家人交了二千元，这个钱看守所至今没有退还给我 。
第五次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一伙人闯进我家，有公安局的张积财等、政法委的王立军、还有社区的几人，共有十多人。抢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装订机、切纸刀、三个MP3、师父的法像、护身符等物品，并绑架了我。非法提审后，关进了看守所。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看守所把我往甘肃省女子监狱里送，但不是通过正常的手续送，而是通过送礼走后门的方式。把我送进了监狱。是看守所所长杜国峰的妻子张某去给送礼走后门的。
遭甘肃女监残酷迫害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有一个科室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指使着刑事犯（包夹 ）每天强逼法轮功学员看那些谎言碟片、书，内容都是栽赃、诬陷、诬蔑、诽谤法轮功的，然后强逼写“思想汇报”，内容要按邪恶的警察与包夹人的要求去写，如果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她们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极其阴险毒辣卑鄙的手段：如殴打、辱骂、电警棍电、体罚、羞辱、虐待等等多种方式来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还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等诸多手段，强逼法轮功学员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包夹人的严密监视，我们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看一眼都会招来毒打、辱骂。法轮功学员每时每刻都受着非人的折磨 ，每天都在极其艰难、极其痛苦中度过。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生活在高压恐怖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在那里法轮功学员无论做什么都要请示“包夹”批准才行。如果不请示的话，所有的“包夹”就象发了疯 一样的辱骂，有时还拳脚相加，逼迫法轮功学员说“我错了，我记住了，下次再不犯同样的错误了。”
恶警害怕自己的恶行曝光，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向亲属说受迫害的真实情况。法轮功学员接见时强迫用固定的十七号电话，有专人在窃听、通话内容被录音，严密监控，对没有转化的学员更是盯得严，有时会有两个警察，监控室一个，身边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一说真实情况马上切断，或取消接见，或加重迫害。一次家人接见我时，通话五、六分钟就被取消了接见。
我在写“思想汇报”的时候，就是按事实写，不按她们的要求写，根据所看的内容去揭露揭穿邪恶的谎言，讲真相，指出在各种媒体上所有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不实的，都是谎言，都是造假，都是栽赃陷害。写出自己修炼了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体会，还列举出许许多多的修炼者身心受益的实例来证实大法。由于我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就遭到了恶警与包夹人的残酷迫害。但恶警与包夹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迫害我、强逼我，我都是在按事实去写，每天都要重复多次的去写，有时十几次、二十几次的重复去写，无论写多少遍认识就是按事实写。无数次的“包夹” 恶狠狠的把本子甩得远远的，或打在我的头上，在我的脸上“叭叭”狂扇耳光。
我因不放弃信仰，恶徒对我的迫害更是肆无忌惮。浑身是伤，人被折磨的枯瘦如柴，昔日的容貌不见了，耳朵打聋了，每天每时对我打骂不停，每天至少被打十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经常是雨点般的拳头打在脸上头上，脸被打肿了，牙齿打松动了，头上大包小包。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经常遭到打骂。
不让睡觉：有时睡二、三个小时，有时整夜不让睡觉。一次连续十昼夜不让我 睡觉。不让上厕所：每天只能上二、三次厕所。不让洗衣服：很长时间才能洗一次衣服，有一年中只洗了三次衣服，包括内裤也是。
“包夹”常春（内蒙古人，三十多岁，抢劫犯）、方志娟（庆阳人，三十多岁，经济犯）、咸德英（兰州人，四十多岁，经济犯）、黄亚琴（四十多岁，天水北道人，贩毒犯）、延风（兰州人，三十多岁，经济犯），每天都要强逼我按她们的要求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办，她们每天殴打辱骂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也不让我喝开水。她们百般的刁难折磨我。每天都用极其卑鄙恶毒的手段殴打辱骂折磨我。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下午七点多，在二号室里，常春在我的胸部狠毒的打，当时我疼的坐在了地上，都喘不过气了，她还骂我在假装，同时常春和方志娟还用唾沫唾我，我的满脸都是唾沫。三月六日晚，我整夜没有睡觉，从晚上十二点开始，常春就殴打辱骂我，一直打到早上六点，打了六个小时，在我的脸上打了无数个耳光、用脚踢、用水泼。采用了各种方法折磨我，她还说有的是办法来折磨我。一次常春把我的鼻子都被打青了。
酷刑演示：毒打
酷刑演示：毒打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加班到十二点，咸德英在我的褥子上泼上水，我无法睡觉，就坐到了天亮，起床后，我把褥子抽出来，打算晒一下，咸德英辱骂我，她还把我的褥子、被子、毡全都扔到了楼道里。当时我给值班警官罗雅琼说了，她说她不管。警察不管，咸德英就更肆无忌惮的作恶了，最后被褥毡被咸德英扔在了厕所里，全都湿湿的了。同时，另一个犯人庞威（兰州人，四十七岁）和咸德英等人在我睡的床板上泼水，用拖把在床上拖。庞威在第二天说，她们在床板上泼了七、八盆水。十点多咸德英又逼我把湿湿的被褥毡铺在床上，我就在湿床上睡觉，以后也没有再晒过被褥。（那时还没有供暖气，一个月后才有了暖气 ）就在那天晚上咸德英还让值夜班的马桂芳（五十多岁，贩毒犯）在我的头上打，不让我睡，而马桂芳就用拳头在我的头上打，早上马桂芳自己说她打了我三十多下，连续打了三晚上。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只在早上七点上了一次厕所，下午七点多了咸德英还不让我上厕所，不但不让我上厕所，而且她还打我，还有佟华给咸德英帮忙，她俩把我按倒在地上，咸德英又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往起提，我的头发被她拔下来很多，并用拳头在我的头上狠毒 打了几十下，我的头都被打的失去 知觉了，眼冒金星。也是十二月的一天，我已经九个多小时没上厕所了，下午四点多，我正在上厕所时，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要把我从厕所坑子上往下拉，我用手抓住厕所墙，她没有把我拉下来，她又把一盆水从我的裤腰处灌入了裤子里，我的裤子都湿透了，她又把我按倒在厕所地上，用脚在我的腿上使劲的踢了七、八下，又逼着我去写思想汇报。
二零零九年一月的一天，咸德英在我的右肋处狠狠地踢了一脚，（肋骨伤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疼的喘不过气了。而在场的咸德英、庞威等人还骂我在假装。晚上睡觉时右侧不能睡，也翻不了身。第二天我们劳动，从楼下往楼上搬毛巾箱子时，我疼的提不动箱子，咸德英、孟海红（五十多岁，张掖人，抢劫犯）等人连骂带打，逼着我提着箱子要走快。十多天后还是疼的很厉害，警官带我去医务所，大夫看后说，一根肋骨头突起，问我怎么了，警官不让我说实情，我说是打伤的。七、八个月后才不疼了。
二零零九年八月的一天，黄亚琴在我的鼻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当时鼻血流了很多，我去向值班队长肖晶说了事情的经过，肖晶说黄亚琴在打我时谁看见了，她的意思是黄亚琴没有打我，是我在说谎。（因为那里的警官与包夹人经常会说这样的话，每当她们打我，我在质问她们时，她们都会无赖的说：谁看见了我在打你？她们时时都在用流氓卑鄙的手段迫害我）我一听肖晶的话，当时就把擦了鼻血的一把废纸从裤口袋里掏出来（黄亚琴让我把擦了鼻血的纸扔掉，我扔时留了一些），我说你看多数扔了，这只是一少部份。在十月十六日早上，黄亚琴不让我洗脸，我就想用毛巾把脸擦了一下，黄亚琴就打我，把我按倒在地上，她又骑到我的身上，用拳头在我的脸上头上不停的打。黄亚琴毒打了我 ，而恶警孙立伟还罚我蹲了一天，还让我写检查，我无辜被打还要让我写检查。在八月到十一月这四个月里，黄亚琴不让我吃饱，她让打饭的人给我只打半勺饭菜，我每顿都吃不饱，饿的发晕，经常感到天旋地转，瘦的皮包骨头了。
在延风包夹期间，延风每天都在殴打我，还专在我的头上、耳朵上、脸上打，有时一天打几下、十几下、几十下，还有打上百下的时候都有。经常雨点般的拳头打在脸上头上耳朵上，头上经常是大包小包的。牙齿打松动了，耳朵打聋了，眼睛打的快要看不见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延风让我在写“思想汇报”时，不准写“炼”字，只能写“练”，我说修炼的炼就是火字傍，我不能乱写。那天晚上，延 风 强迫我蹲了一晚上，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连续八个小时不让我动，不让换姿势，早上我腰疼的都站不起来了，从那以后腰一直很疼。二零一零年六月的一天，延风把我硬拽到厕所里毒打，参与打我的人还有毕万莉（天水人，五十多岁，经济犯）、杨晶（兰州人，三十多岁）、袁雪英（民勤人，三十多岁）。她们殴打我，还把我的头按入盛满水的桶子里，整个头都被按入水中了。有许多次延风硬逼着我按她的要求去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做，就会有延风与十几个人一起殴打辱骂我。有脚踢的、拳打的、在我的脸上吐吐沫的、辱骂的等。一次延风用厚厚的书在我的头上使劲的打，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恶警孙立伟用电警棍电了我四次，每次延风都在场。打我好几次。 在那里有二十多人殴打虐待迫害过我。不仅如此，毒贩贾小兰经常极其恶毒的辱骂殴打、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时时处处受到“包夹”的百般的故意刁难。包夹逼迫法轮功学员罚坐，不经过允许不能动弹， 抬一下头、低一下头也不行。“包夹”一会儿找茬说手没有放好，一会儿找茬说 腰没有坐端正，上去就是拳打脚踢一顿暴打。
一次，“包夹”延风给我找茬，说腰没有坐端正，当时恶警孙立伟就打我，并从那天开始罚我每天晚上收号室后蹲半小时。从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几日开始，延风就叫我每天晚上最少蹲半小时，有多次都超过了一小时。收号室后其他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就蹲在地上，什么时候延风同意了，我才能上床睡觉。蹲了三个月的时间。由于我的头长期被恶人殴打，已经严重的受到了伤害，被罚蹲后，过了二、三天后，我就明显的感到头疼在加剧，腰腿也疼的很厉害。而且还不能用力了，就连拧毛巾用那么一丁点儿力，都会加重头疼，只要用一点儿力，头就钻心的疼，经常是头疼的眼冒金星 。而且腿脚手也开始麻木了，也不灵活了。
“包夹”无时不在使用卑鄙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包夹”上完厕所不冲，没人管，法轮功学员稍微冲的慢一点，就被惩罚洗刷厕所一周。我被惩罚洗刷厕所两次，两周的时间。
我怕家人为我担心，我遭受的迫害一直不敢给家人说。在二零一一年四月，我感到已经承受到了极点了，精神快要崩溃了，也感到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在四月五日早上就想这次家人接见时，一定要把所遭受的迫害告诉家人，如果我不告诉家人的话，万一我被迫害死了，邪恶们可能还会造出谣言来，邪恶不会承认我是被她们迫害死的。四月六日家人接见时，我就把几年遭受的迫害大概情况告诉了家人。还对家人说，如果我出了事，就是被恶警与犯人迫害死的，你要把我遭受的迫害告诉其他人，等等。把邪恶们的罪恶曝光。
朱鸿是610科科长，朱鸿、孙立伟及其他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那些刑事犯（包夹）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罪孽，其真正的主谋就是那些教唆指使她们的恶警。而那些作恶的刑事犯人只是被恶警们利用的工具、打手。在一个惩治改造犯人的机关，那些犯人敢如此猖獗、肆无忌惮的作恶，没有恶警的纵容与主使是不可能的。
在残酷迫害下，使我的身体越发糟糕，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我被检查出是肺结核，就让我住进了医务所。在医务所里，虽然不看谎言碟片，不写“思想汇报”了，可是每天又让我抄十页书，那个量也是很大的，一整天不停的抄才能完成，而且还没有桌子，我只能放在腿上写，这样导致我的胳膊、腰都很疼，眼睛也很疼。本来眼睛就已经受了严重的伤害，就更加剧了眼睛的疼痛和视力的下降。
由于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我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经常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反应迟钝，视力严重下降。神经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严重的伤害，我的腿脚手都不灵便了，身体失去平衡了，走路脚底下都不稳了。（到现在这些症状还没有彻底好） 在恶人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下，我的耳朵聋了，还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许多事都记不起来了，不会说话了，就像一个傻子、呆子样了。还有大小便失禁的症状。
我历经九死一生在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终于回家了。回家的当天下午，政法委的王立军、国保大队的杜国峰、派出所的赵大义、还有社区的等共有十多人，到我家骚扰，并威胁恐吓我与家人。强逼我按手印。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政法委的王立军、国保大队的杜国峰、刘国育、社区的两人等一伙十多人到我家骚扰，并抢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说要拿去检查。后来我家人去要也没有给。
在女子监狱里，我所遭受到的迫害罄竹难书。现在能罗列出来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也只是所经历过的不到十分之一的一个大概过程。而当时身体上、精神上所承受的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也不愿意回忆那极其痛苦的经历，现在想起来所经历的那一切，心都在发抖，全身还会打颤的。
多年遭迫害 家人承受着巨大苦难
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的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的家没有平静过一天。这场本不该有的浩劫，给我家庭带来的痛苦、造成的损失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描述的。这些年中，我多次遭到邪恶的迫害，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心灵创伤，内心和精神上时时都在承受着焦虑、惊恐，在痛苦中煎熬着。而且还有公安、政法委、社区等人无数次的到我家里骚扰，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这些年中却被江氏与中共邪党迫害的家不象个家了，一家人大人孩子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11/3/五次遭绑架-陷狱逾十年-337185.html
2013-05-25: 甘肃古浪县赵长菊再遭骚扰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明慧文章登出《修大法做好人 甘肃赵长菊遭中共九年迫害》后，五月十七日，赵长菊在家又被古浪县政法委、国保大队恶徒骚扰，问文章是谁写的，谁登载的。在询问中有人欲取赵长菊的大法书，但被赵长菊厉声喝止。但在另一间屋子里，恶警拿走赵长菊家的笔记本电脑，说拿回去看看，没什么就通知去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5/25/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大陆综合消息-274452.html
2013-05-16:修大法做好人 甘肃赵长菊遭中共九年迫害
赵长菊，今年五十三岁，甘肃省古浪县人，九七年十月走入大法修炼的。在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毫无人性的迫害中，赵长菊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愿放弃修炼大法，曾多次遭到绑架、拘留、劳教、判刑。先后九年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与折磨。下面是赵长菊自述九年遭中共迫害经历。
喜得大法 做好人 疾病全无
從小我患有多种疾病，吃葯也不见好转。在十几岁时，我就患上了关节炎，开始只是腿痛，逐渐的手、胳膊、腰、肩、腿、脚等多处都痛，越来越严重，胳膊、腿开始麻木了，还经常抽筋，手不能见水了，只要手一触及到水就痛。最后发展成为类风湿性周身性关节炎。
由于萎缩性胃炎，多年来不能吃生的、硬的、凉的、刺激性的食物。多年来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没有什么效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还有，妇科病、头疼、失眠、贫血、低血压等等很多病。
我的丈夫曾经说我：“你从头发稍到脚趾甲没有不痛的地方。”真的是这样。我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
九七年十月十六日，我从远方亲戚那里得到一本《转法轮》，我如饥似渴的看书，越看越爱看，感到大法太好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得到了一本《大圆满法》，就看着《大圆满法》，自学动作。刚把动作学会，我以前得的疾病就已经好了，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多年来，吃了无数的药，没有把病治好，反而身体越来越差。修炼才一个多月，全身的病都好了，真是个奇迹。
从我看书的那天起，我就在尽量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做，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把大法的法理讲给家人听，丈夫和孩子的身心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也受益了。
在工作上，我更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的工作在全单位是最忙的，不但在八小时内很忙，晚上还经常加班。在九九年的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晚上要加班，不论多忙多累，从没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我的工作常常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也受到客户的好评，但我却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九九年进京说句公道话 遭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在各种媒体上造谣诬蔑法轮功，诽谤师父与大法。我心里很难受，我想这么好的大法，却被中共邪党恶毒的诽谤。我作为一个受益者，就应该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为大法去说句公道话，把真相讲出来。当我听说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时，我决定也去北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六日，我和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警察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就告诉他们：“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是来上访的，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说明法轮功真相的。”警察不由分说就把我们推上了警车，劫持到前门派出所，那里关着很多和我一样来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我们把上访信交给了警察，后转押驻京办事处。一月二十八日由我单位的人和当地警察把我俩接回来，并把我们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并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大法书和炼功磁带。在送往看守所之前，公安局的警察赵大义、李谧说；让我俩把身上带的钱、手表暂由他们给保管，我们出来就归还给我们。我俩轻信了他们的话，就把钱、手表给了他们。我的现金是八百多元，法轮功学员的现金是二百多元。
警察李谧、陈延华去接我俩时，陈延华还带着她的女儿去玩，他们三人来去的各项费用，公安局通知我的单位，从我的工资中扣。单位就从我的工资中大约扣了三千多元。
在看守所里，我们学法炼功，给看守所的警察和关在那里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不应该被关在这里，这里是关坏人的地方。我俩绝食抗议这种迫害。在绝食到第六天的早上，看守所又把我转到武威市看守所。在武威市看守所里，犯人牢头李某不但抢了我的东西，还折磨我。我走到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告诉那里的人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非常好，并讲了我和其他修炼者的身心变化，以及如何做人和善恶有报的道理，还把我带的《洪吟》等给她们看，她们明白了真相。有一个杀人犯（她已经判了死刑，正在上诉），她听了后说：如果早知道法轮功，她也会学的，她也不会去杀人干恶事的，她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为，后悔今世不能得法了。我说你现在听到了，也是你的福份。
我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九天。三月十六日放我的那天，丈夫去接我，公安局的赵虎向我的丈夫索要了几百元钱。我出来后到公安局去要存放在那里的钱时，赵虎只给我五百元，其余的三百多元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出来后到单位去上班，领导让我先在家里待着。期间单位领导受邪恶的影响，几次找我谈话，逼我不要炼功了。我说：“法轮功非常好。电视上的都是造谣。法轮功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信仰‘真、善、忍’，就会使人变得真诚、宽容与善良。我要坚持修到底”。一次领导威胁说：“如果你还继续炼功的话，要开除公职，还要没收你的楼房等等。”我坚定的说：“在工作、楼房与修炼之间，如果你们非要让我选择的话，我选择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单位通知我上班，我去上班，领导让我待业。在待业期间（待业就是每天在人秘股闲待着，不给安排工作），我主动找事干，打扫卫生、收发工作、还把客房的床单、被套、沙发套等，及整个三楼的办公室的沙发套等全洗了。而且那些日子里请假的开会的人特别多，我主动给请假或开会的人顶班。在任何时候，我都在严格要求着自己。而在待业的三个月时间里公司却只给我发基本生活费。
零零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三十三天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有人敲门，我刚开门，赵虎带领着六、七个警察闯了进来，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在我家里到处乱翻，并把我绑架。同时把来我家的两个亲戚（常人）也非法抓去了，到公安局非法审问后放回，这样使我的亲戚也受到了惊吓和伤害。我被非法提审后，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三十三天，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才放回。
在看守所里，我背法炼功，那些高墙上面的武警也用手在比划着学我炼功的动作。有一次看守所所长也进到女号室，看到我正在打坐炼功，就在院子里静静的看了几分钟，而后说，不要打扰人家炼功，就出去了。
再一次进京上访
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三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又去北京为师父和大法鸣冤。到北京后，住旅店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半夜的时候，才找了地方（不是旅店）住下，两个人挤在一个沙发上，躺了一会儿，还没有盖的，冻得无法入睡。第二天，就流落街头，下午五点多，才住在旅店，可是七点多（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就被北京的警察绑架，他们用警棍在我的脚踝骨上打了几十下，还不停的辱骂师父、大法和我。
晚上十二点多，我被非法关在拘留所（不知名），非法审我的警察连打带骂折磨我，打的我眼冒金星。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整天没有给我们一口水、一口吃的，到零一年一月一日的中午，我们自己掏钱，他们才给我们买了点吃的。零一年一月一日晚，又把我非法关押到北京海淀看守所。
在海淀看守所里，十几平米的牢房塞进了二十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么大个地方，每天被逼迫坐在没有铺垫的铺板上码坐，从早到晚坐十一小时以上，屁股都烂了，很痛。在那个房间里非法关了九个大法弟子，刑事犯们不让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互相说话。我们就绝食反迫害，绝食到第三天时，警察和犯人才允许我们互相之间说话。
在海淀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多天。他们在非法提审我的时候，不停的在辱骂师尊、大法和我，还用2厘米左右厚的书打猛打额头。二十三日古浪县警察把我接回当地，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我去北京后，古浪县公安局用恐吓、威胁的办法，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他们所有的费用都让我的丈夫支付，第一次去北京，没有把我接上，只接回我县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我丈夫花去了五千多元。过了几天，又逼我的丈夫去北京接我，丈夫又花去了五千多元。
那时在古浪县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十三个大法弟子，（有六个女法轮功学员，七个男法轮功学员）我们每天高声背法，炼功。一天，公安局警察赵虎等人把我们十三个人召集在一起，他们念诽谤大法的报纸，我们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不听他们的胡言乱语。
后来，我与四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一年。四月十六日，把我们五人送往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其中一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所拒收后，他们又把她拉回来，关在了看守所，又关了九个多月才放了。其他八人继续关在看守所里，六人被关了六个月，两个人被关了九个月才放。非常可笑的是，还让这八个人签了“监视居住”的单证。监视居住应该是不在监管场所的范围内，而他们八个人本来就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被警察和武警看管着，还需要监视居住吗？这不是执法犯法吗？
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里遭洗脑、奴工迫害
在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不但要做奴工，还要受到警察指使的吸毒犯们的殴打、体罚虐待。在四月底的一天，劳教所强逼我们法轮功学员看“自焚”谎言碟片，并让我们把“认识”写出来。三中队一组里非法关押着九个大法弟子，我们九人就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碟片上的自焚事件是政府给法轮功栽的赃。
第二天中午，程小红（临桃人，三十多岁）殴打我们，其中一拳打在我的眼眶骨上，当时那个地方就起了个鸡蛋大的疙瘩，眼睛都睁不开了，几个月后才好。
那里我们每天干的活都很苦，量又大，如果完不成任务，收工后还要用“倒挂”等方式虐待我们。警察指使吸毒犯强逼“转化”我们。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程小红罚我站了一晚上，三十一日下午，又让我们干很脏很重的活，晚上又罚站，在夜深时，程小红、高春梅等几个人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用绳子把双手绑住，然后再吊在门上，整个身体悬空，吊一会儿，突然间把绳子松开，几分钟后，又将我吊起，又松开绳子，反复多次，并殴打我。
直到零二年一月十五日才把我从劳教所放出来。在劳教所里几乎天天被这些人殴打、辱骂。有些人甚至连厕所都不让去。
在看守所被迫害身体恶化 后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与几个法轮功学员坐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在裴家营加油站加油时，一个法轮功学员下车在加油站的院内贴了讲真相的不干胶，被加油站的人举报了（把车号记下了），几天后，我们就被古浪县公安局绑架了。我、王会中、冯金莲、侯菊花与她的两个儿子管永静、管永庆。冯金莲、侯菊花被非法关押在武威市看守所，其余四人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并非法抄了我们的家。
张积才非法提审我时，他极其凶恶的骂我，并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我面带微笑看着他，他骂了一阵子后，突然问我：“你望着我干啥？”我用善抑制了他的恶，他不那么邪恶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我们中四人被非法逮捕了，九月五日，我和管永庆被放了，张积财让我俩在签字时，日期写成九月四日。看守所向我索要了六百元钱。九月二十七日，张积财与冯维海到我家，把我骗到公安局，又把我非法关进了看守所。管永庆在零三年二月也又被绑架。
二零零三年四月，我们被非法庭审。在法庭上，我读了自己写的辩护词。我在辩护上写道：《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在《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信仰法轮功，这是我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有。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是教人如何做一个好人的功法，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讲了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大法的洪传情况，自焚真相及其他谎言等等。并把辩护交给了法庭。过后法院的副院长对我说：你写的太好了。
四月底，我被迫害的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同时肚子也胀得很厉害，就象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五月十三日看守所的警察带我去医院检查，查出有胆结石、腹水、肺上也有问题。五月十五日，让我去住院，住院后，我抗议，不接受任何治疗，警察让医生强行给我抽腹中的水，医生说：本人不配合的话，我们也不敢抽。在我住院的期间，非法判决下来了，王会中被非法判八年、管永静被非法判五年、侯菊花被非法判五年半、冯金莲被非法判四年半、我被非法判四年、管永庆被非法判一年半缓刑。
住了五天院后，又把我关进了看守所。我到看守所后，就开始绝食，并写上诉。五月二十三日，我被保外。同时公安局、政法委、社区派人监视我，还到我家中骚扰。七月初，上诉驳回维持原判。七月九日，看守所所长杜国峰和冯香兰来我家骗我说：现在你的判决下来了，你去看守所办一个正式的保外手续，他们说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和女儿就去了看守所。可是去后他们就不让我回家了。
七月十日，他们就把我、王会中、管永静往兰州监狱里送。在体检时，查出我有胸腔积液，监狱拒绝接受。十一日把我拉回古浪又关进了看守所。那时，我的身体状况是很差的，咳嗽的很严重，再一次关进了看守所后，咳嗽的更严重了。整个晚上都咳嗽个不停，根本就不能入睡，一躺下就咳嗽的气都上不来，晚上就一直坐着。几天时间人瘦得皮包骨头了。八月初在家人的要求下看守所向上级呈报了给我保外的手续，八月二十日上级批下来了，可是古浪县公安局却迟迟不放人。九月二十七日看守所的警察陈立科对我说，让我的家人交二千五百元的保证金，公安局的局长董大儒从兰州回来就放你。我的家人就交了二千五百元，钱交了看守所并没有放人。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还不放人，看守所就把钱退给我，可是看守所只给我的家人退给了二千元钱，五百元被看守所没有理由的扣掉了。
零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放我回家。在我办手续时才知道，看守所已经又让我的女儿交了二千元，这个钱看守所再没有给我退。
再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恶警“送礼”将我关进甘肃省女子监狱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一伙人闯进我家，有公安局的张积财等几人、政法委的王立平、还有社区的几人，共有十多人。抢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装订机、切纸刀、三个MP3、师父的法像、护身符等物品，并绑架了我。非法提审后，关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背法、炼功、发正念，给那里的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已洪传世界一百十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全世界的人都欢迎法轮功，只有中国在迫害法轮功。中国政府在各种媒体上有关法轮功的报道都是造谣、诬陷、贼赃陷害。天安门自焚、4.25上访、傅怡彬“京城血案”等等是怎么回事。还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破坏法轮大法、迫害了大法弟子的人都会遭到报应的。邪党干下的坏事太多了，在历次运动中迫害死中国同胞八千多万，现在又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人，迫害信仰神的人，天要灭邪党。只有三退（党、团、队）才能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的。他们听明白了。有的人三退了。有一个人她患有静脉曲张，腿很痛。我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几天后，她说腿不痛了，而且她时间不长就出去了。
我被非法提审，被非法判刑五年半。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看守所把我往甘肃省女子监狱里送，但不是通过正常的手续送，而是通过送礼走后门的方式。在送我的车上，坐有董大儒、杜国峰与他的妻子张某。他们让张某去送礼走后门（给康复医院的一个高个子五十多岁男人送礼）。他们把我拉到康复医院院内，并没有让我下车去体检，杜国峰与他的妻子张某提着礼物去门诊部送礼，一会儿他们就拿着体检表（章子都盖齐全了）出来了，就拿着一个完全是虚假的体检表，把我往监狱里送。当时我对他们说：“你们迫害法轮功学员，你们干坏事，还把你们的家人也扯进来干坏事，你们弄虚作假，真是太卑鄙了。”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受到的残酷迫害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有一个科室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在那里的一切都散发着邪恶的气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都会随时会成为法轮功学员的苦难。警察指使着包夹人在干着最邪恶的事，每天强逼法轮功学员看那些谎言碟片、书，内容都是栽赃、诬陷、诬蔑、诽谤法轮功的，然后强逼写“思想汇报”，内容要按邪恶的警察与包夹人的要求去写，如果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她们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极其阴险毒辣卑鄙的手段：如殴打、电警棍电、体罚、羞辱、虐待方式来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还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等诸多手段，强逼法轮功学员转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包夹人的严密监视，我们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看一眼都会招来包夹人的打骂。
我每天看到的是恶警指使包夹人（刑事犯）百般的刁难、虐待、体罚、殴打、折磨我们法轮功人员。听到的声音都是打骂声、威胁、恐吓、训斥声以及污言秽语。我们法轮功学员受着非人的折磨，每天都在极其艰难、极其痛苦中度过。
很多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罪孽，其真正的主谋就是那些教唆指使她们的恶警。而那些作恶的刑事犯人只是被恶警们利用的工具、打手。在一个惩治改造犯人的机关，那些犯人敢如此猖獗、肆无忌惮的作恶，没有警官的纵容与主使是不可能的。她们也常说：“其实我们也不愿这样对待你们，政府叫干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与你们无冤无仇，可我们要多挣分早回家，警察还等着拿奖金。”
我在写“思想汇报”的时候，就是按事实写，不按她们的要求写，根据所看的内容去揭露揭穿邪恶的谎言，讲真相，指出国家在各种媒体上所有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不实的，都是谎言，都是造假，都是栽赃陷害。写出自己修炼了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体会，还列举出许许多多的修炼者身心受益的实例来证实大法，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使炼功者不但道德提升了，而且还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由于我不按她们的要求去写，就遭到了恶警与包夹人的残酷迫害。但恶警与包夹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迫害我、强逼我，我都是在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写，每天都要重复多次的去写，有时十几次、二十几次的重复去写，无论写多少遍认识还是那样的。有时候她们说，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只要在纸上应付一下就行了。我说：“那不行，我修的是‘真善忍’，就必须要说真话，必须表里如一。做人得讲良心，我决不做昧良心的事，因为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了，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激之情。有一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而我也决不做忘恩负义的人。大法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即使我失去生命，也绝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你们残酷的迫害我，能摧残我的身心，甚至也有可能把我迫害致死，但你们永远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改变不了我坚修大法的决心。任何强制的办法都不可能改变我信师信法的心。”
下面是我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里，所经历过的大概情况。
不让睡觉：整夜不让睡觉的时间累计超过一百多天，有多次一、二、三、四天，甚至还有更长的时间不让睡觉，零八年三月四日到十三日晚上十点，二百三十二个小时里，我的眼睛只闭了十三个小时。有三年的时间里都是晚上加班到很晚才能睡觉。
不让按时上厕所：有三年的时间里，每天只能上二、三次厕所。
不让按时洗衣服：很长时间才能洗一次衣服，在一零年的一年中只洗了三次衣服，包括内裤也是。
吃喝拉撒睡等，这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那些恶人把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给剥夺了。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几日，我已经把“思想汇报”完成了，杨庆汝（兰州人）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我说好。就因为这，晚上不让我睡觉，她还多次打骂强逼我按她的要求去写。因为她在警官面前说下了大话，两个月内要把我转化。
我从零七年五月就被迫害的开始咳嗽了，古浪看守所害怕送我去监狱被监狱拒收，就采取了送礼走后门的方式把我送进了监狱。我到监狱后，也一直在咳嗽，就告诉那里的警察，我没有经过体检。十月二十二日，警官带我去外院检查，查出是肺结核，就让我住进卫生所里治疗，就在我住院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包夹人每天都要强逼我按她们的要求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办，杨庆汝、常春（内蒙古人，三十四岁）、方志娟（庆阳人，三十七岁）每天殴打辱骂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也不让我喝开水。她们百般的刁难折磨我，卫生所的人都看不过去了，说她们在外面做了恶事，遭到了惩罚进了监狱，在监狱里还这么邪恶的害人，太过分了。她们由于受到卫生所里的人的反感，她们的邪恶气焰稍微有所收敛。常春还说等出院后，她再好好折磨我，到那时，几天的时间就要把我折磨的让我爬着走，非要把我转化不可。我出院后，常、方每天都在殴打辱骂虐待我。
二零零八年二月的一天，常春把我叫到厕所里殴打我，我的鼻子都被打青了。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下午七点多，在二号室里，常春在我的胸部狠毒的打，当时我疼的坐在了地上，都喘不过气了，她还骂我在假装，同时常春和方志娟还用唾沫唾我，我的满脸都是唾沫。三月六日晚，我整夜没有睡觉，从十二点过后二点开始，常春就殴打辱骂我，一直打到早上六点，在我的脸上打了无数个耳光。采用了各种方法折磨我，她说有的是办法来折磨我。硬逼着让我写天安门自焚人员是法轮功人员，逼着我说假话。
常春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间，每天都用卑鄙恶毒的手段殴打辱骂折磨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方志娟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间，经常打骂我。
咸德英（兰州人，四十六岁）在二零零八年三月至零九年四月间，每天都用极其卑鄙恶毒的手段迫害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在此后的时间里，也多次辱骂欺负过我，多次把脏水往我的身上泼。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加班到十二点，咸德英在我的褥子上泼上水，我无法睡觉，就坐到了天亮，起床后，我把褥子抽出来，打算晒一下，咸德英辱骂，她还把我的褥子、被子、毡全都扔到了楼道里。当时我给值班警官罗雅琼说了，她说她不管。警察不管，咸德英就更肆无忌惮的作恶了，最后被褥毡被扔在了厕所里，全都湿湿的了。同时，另一个人庞威（兰州人，四十七岁）和咸德英等人在我的床板上泼水，拖把在床上拖，庞威在第二天说，她们在床板上泼了七、八盆水。十点多咸德英又逼我把湿湿的被褥毡铺在床上，我就在湿床上睡觉，以后也没有再晒过被褥，而且那年的暖气送的很晚，十一月二十几后才供暖气的。就在那天晚上咸德英还让值夜班的马桂芳在我的头上敲，不让我睡，而马桂芳用拳头在我的头上打，早上马自己说打了我三十多下，连续打了三晚上。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只在早上七点上了一次厕所，下午七点多了咸德英还不让我上厕所，不但不让我上厕所，而且她还打我，还有佟华给咸德英帮忙，她俩把我按倒在地上，咸德英又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往起提，我的头发被她拔下来很多，并在我的头上使劲打了几十下，我的头都被打木了，眼冒金星。也是十二月的一天，我已经九个多小时没上厕所了，下午四点多，我正在上厕所时，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要把我从厕所坑子上往下拉，我用手抓住厕所墙，她没有把我拉下来，她又把一盆水从我的裤腰处灌入了裤子里，我的裤子都湿透了，她又把我按倒在厕所地上，用脚使劲的踢了七、八下，又逼着我去写思想汇报。
二零零九年一月的一天，咸德英在我的右肋处狠狠地踢了一脚，（肋骨伤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疼的喘不过气了。而在场的咸德英、庞威等人还骂我在假装。晚上睡觉时右侧不能睡，也翻不了身。第二天我们劳动，从楼下往楼上搬毛巾箱子时，我疼的提不动箱子，咸德英、孟海红（五十一岁，张掖人）等人连骂带打，逼着我提着箱子要走快。十多天后还是疼的很厉害，警官带我去医务所，大夫看后说，一根肋骨头突起，问我怎么了，警官不让我说实情，我说是打伤的。七、八个月后才不疼了。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全省各地市县政法委的人去监狱时，武威市政法委的两人，他们见了我和武威市的两个法轮功学员，当时在场的还有朱监狱长、肖晶警官。我把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迫害告诉了他们，把邪恶的罪恶丑行进行了曝光，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从那以后恶警及包夹人稍微收敛了一下邪恶的嚣张气焰。可是过了三、四个月后，她们又肆无忌惮的照旧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的一天，我向恶警朱鸿说了常春、咸德英迫害了我的事，朱鸿说我在说谎，她不相信常春、咸德英虐待折磨我的事。她明知道包夹人是如何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包夹人的所为也是在她们警官的授意支持纵容下，才那样干的，她还如此说。
在二零零九年的五、六月间，咸德英强逼着闫萍法轮功学员转化，闫萍有两次连续六昼夜没有睡觉，而且白天晚上还站着，闫萍没有睡觉的时候也很多，咸还用各种卑鄙手段折磨迫害闫萍。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至十一月这段时间，黄亚琴（四十五岁，天水北道人）每天都辱骂我，不让喝开水，不让及时上厕所，一天只让上二、三次厕所，八月的一天，黄亚琴在我的鼻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当时鼻血流了很多，我去向值班队长肖晶说了事情的经过，肖晶说黄亚琴在打我时谁看见了，她的意思是黄亚琴没有打我，是我在说谎。因为那里的警官与包夹人经常会说这样的话，每当她们打我，我在质问她们时，她们都会无赖的说：谁看见了我在打你？我一听肖晶的话，当时就把擦了鼻血的一把废纸从裤口袋里掏出来（黄亚琴让我把擦了鼻血的纸扔掉，我扔时留了一些），我说你看多数扔了，这只是一少部份，肖晶还说了什么我现在忘了。在十月十六日早上，黄亚琴不让我洗脸，我就想用毛巾把脸擦了一下，黄亚琴就打我，把我按倒在地上，她又骑到我的身上，用手在我的脸上头上不停的打。我给值班队长丁海燕说黄打我，丁去调了一下监控后说你也在打她，因为你的手也动，我说我的手在挡黄亚琴的手。她明明看到我的手在挡黄亚琴的手，而她却说我也在打黄亚琴。就这件事恶警孙立伟还罚我蹲了一天，还让我写检查，我无辜被打还要让我写检查，警察就是这样干的。在八月到十一月这四个月里，黄亚琴不让我吃饱，她让打饭的人给我只打半勺饭菜，我每顿都吃不饱。
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一一年五月这段时间，延风（兰州人，三十六岁）每天都用极其阴毒卑鄙的手段折磨迫害我。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衣服，不让喝口水。
二零一零年三月至十月，在这八个月的时间中，延风每天都在殴打我，还专打我的头，有时一天打几下、十几下、几十下，还有打上百下的时候都有。那里有一个人说：“你的头就像个皮球一样每天被延拍着。”我说：“如果是个皮球的话，无数个皮球都被打破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延风让我在写“思想汇报”时，不准写“炼”字，只能写“练”，我说修炼的炼就是火字傍，我不能乱写。那天晚上，延不让我睡觉，还强迫我蹲了一晚上，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连续八个小时不让我动，不让换姿势，早上我都站不起来了，腰很疼，从那以后腰一直很疼。二零一零年六月的一天，延风把我硬拽到厕所里打我，当时毕万莉（天水人，五十一岁）、杨晶（兰州人，三十多岁）、袁雪英（民勤人，三十九岁）也参与了，她们殴打我，把我的头按入盛满水的桶子里，整个头都被按入水中了。有许多次延风硬逼着我按她的要求去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做，就会有延风与十几个人一起殴打辱骂我。一次延风用厚厚的书在我的头上使劲的打，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每当延风打我的头时，不但头很疼，眼睛都感到憋出来了，眼睛也很疼。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恶警孙立伟用电警棍电了我四次，打我好几次。电了闫萍好几次。在那里有二十多人殴打虐待迫害过我。不仅如此，毒贩贾小兰经常极其恶毒的辱骂殴打、迫害大法弟子。
从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几日开始，恶警孙立伟罚我每天晚上收号室后蹲半小时。延风就让我每天最少蹲半小时，有多次都超过了一小时。收号室后其他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就蹲在地上，什么时候延风同意了，我才能上床睡觉。蹲了三个月的时间。由于我的头长期被恶人殴打，已经严重的受到了伤害，头很疼，被罚蹲后，过了二、三天后，我就明显的感到头疼在加剧，腰腿也疼的很厉害。而且还不能用力了，就连拧毛巾用那么一丁点儿力，都加重头疼，只要用一点儿力，头疼的就更厉害了。而且腿脚手也开始麻木了，也不灵活了。
我怕家人为我担心，我遭受的迫害一直不敢给家人说。在二零一一年四月，我感到已经承受到了极点了，也感到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在四月五日早上起床时，就想这次女儿接见时，一定要把所遭受的迫害告诉家人，如果我不告诉家人的话，万一我被迫害死了，邪恶们可能还会造出谣言来，邪恶不会承认我是被她们迫害死的。四月六日女儿接见时，我就把这些年遭受的迫害告诉了她。还对女儿说，如果我出了事，就是被迫害死的，你们要把我遭受的迫害告诉其他人，等等。把邪恶们的罪恶曝光。从那以后，恶警孙立伟才对延风说，再不要打我了，邪恶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
由于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我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眼、耳等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经常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反应迟钝，视力、听力严重下降，神经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严重的伤害，我的腿脚手都不灵便了，身体失去平衡了，走路脚底下都不稳了，到现在这些症状还非常明显。在恶人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下，我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许多事都记不起来了，还有大小便失禁的症状。身体一直在浮肿，上次肺结核治疗好了，停药已经两年了，可现在又犯了。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检查后就让我住进了医务所。在医务所里，虽然不看谎言碟片，不写“思想汇报”了，可是每天又让我抄十页书，那个量也是很大的，一整天不停的抄才能完成，而且还没有桌子，我只能放在腿上写，这样导致我的胳膊、腰都很疼，眼睛也很疼。本来眼睛就已经受了严重的伤害，就更加剧了眼睛的疼痛和视力的下降。住了九个月院，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让我出院了，出院后，在那个邪恶的科室里不到一个月，又让我住进了医务所，这次住院是因为怕我在那里会影响她们“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这样我一直住在医务所到出监狱。常春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已经调到了医务所，在我住院期间，常还多次辱骂欺负我。
在二零一一年七月，我要求自己出钱去外院做CT检查，警官不敢让我去做CT，她们害怕查出是因为被打伤的才导致出现的那些症状。
九年遭迫害 家人承受巨大苦难
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的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的家没有安生过一天。在这些年中，我多次遭到邪恶的迫害，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心里创伤，内心和精神上时时都在承受着焦虑、惊恐，在痛苦中煎熬着。而且还有公安、政法委、社区等人无数次的到我家里骚扰，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修炼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把法中的道理讲给家人听，丈夫在处理事务时也在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着自己，两个孩子也知道大法好，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这些年中却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家不象个家了，一家人大人孩子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把我与家人所遭受的经历写出来，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脱离中共的邪党组织，奉劝所有被邪党蒙蔽、毒害、利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和世人，不要再为中共邪党卖命了，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5/16/修大法做好人-甘肃赵长菊遭中共九年迫害-274145.html
2011-08-07: 甘肃女子监狱教唆犯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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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赵常菊，四十岁左右古浪人。二零零九年过年洗窗帘时和别人拿错了，“包夹”咸德英（贪污犯，死缓）、庞威、蒋雪英，黄雅琴等人，找借口打赵常菊，打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赵常菊身上看不见一处好的，脸上是青紫色的，肿的没有人形了，眼睛都肿的看不见了。赵常菊坚持真、善、忍信仰不“转化”。“包夹”闫芬（贪污犯，被判十五年，三十多岁，兰州人）。不停的打赵常菊，赵常菊在坚持不住的情况下大声哭叫我要找队长去。一帮“包夹”拽着她狠狠的打。队长孙立伟听见了仍然纵容那些打手。还惩罚赵常菊，不让坐，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站、只能蹲着，白天黑夜的蹲了一个星期。脚腿肿的粗大。邪恶每天八点开始播放她们编造的VCD碟片，给法轮功学员洗脑，午饭后就写思想汇报，到三、四点钟底稿一出来。“包夹”就开始打骂了，邪恶的要求是：比如碟片播放的是傅怡彬杀人案，就要求法轮功学员写上诽谤法轮功的话。要是不按照它们的要求写就开始打骂，写上三、四遍到晚上十点钟收号室时还写不出来，那就是接着写到第二天早晨，别人起床干活法轮功学员就跟着人家一起干，可是“包夹”们睡觉了，人家想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再换上两三个“包夹”盯着怕法轮功学员打瞌睡，这是普遍现象，就这样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折磨赵常菊和其他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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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8/7/甘肃女子监狱教唆犯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45043.html
2011-05-15: 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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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菊，武威古浪法轮功学员，五十岁左右，被非法判刑八年，一直不“转化”。天天遭受毒打，上厕所时都被打。本子经常被摔在头上、脸上。经常被打的鼻青脸肿，甚至眼睛青肿的无法睁开。赵常菊不配合恶警的所谓转化，朱红强制剥夺睡眠，罚站、罚蹲，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是家常便饭。赵常菊被迫害成肺结核，恶警经常威胁她刑满送龚家湾洗脑班。包夹咸德英居然随意处置他人财产，她曾不让赵常菊睡觉，并伙同庞威将其被褥全都抱到厕所里，又用湿拖把将赵常菊的床板拖湿，让其根本无法睡觉。把该三顿吃的饭合成一顿让赵常菊吃，吃不完就拳打脚踢。后恶警又将赵常菊关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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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5/15/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240789.html
2011-03-27: 兰州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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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警指使包夹迫害赵长菊
法轮功学员赵长菊，每天被恶警逼写思想汇报转化，她就写法轮功怎么好，让人身心受益。包夹成德英一看不行，就叫重写，重写还不行，再重写，恶警还叫她站着写，她还是不肯屈服。恶警气的叫赵罚站，一站三天不让睡觉，洗漱，也不许上厕所。不让上厕所赵就自己去，包夹成德英在厕所把赵推倒拳打脚踢，早晨起来故意找事说赵的被子叠的不整齐，把被子扔在脏水里，另一个包夹把一盆水倒在赵的床上。那时十一月份还没有暖气呢，包夹有恶警撑腰也疯狂的歇斯底里跟着恶警做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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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27/兰州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238104.html
2010-03-14: 甘肃省女子监狱黑幕
（明慧通讯员甘肃报道）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九洲开发区68号的甘肃省女子监狱是残酷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下设六个监区，甘肃省所有被非法判刑的女法轮功学员都被关押于此，这些善良无辜的妇女在这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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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菊，古浪县人，被非法劳教后又被非法判刑关押于此，因她拒不放弃信仰，被迫害得更加严重，浑身是伤，因长期不让家人接见，恶徒对她的迫害更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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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0/3/14/219795.html
2011-03-03: 甘肃女子监狱暴力洗脑迫害法轮功学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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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菊，敦煌安西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八年，一直不“转化”，天天遭受毒打，上厕所时都被毒打，本子经常被摔在头上、脸上，经常被打的皮青脸肿，眼睛青肿无法睁开。赵常菊不配合，恶警朱洪强制剥夺睡眠，罚站、罚蹲，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是家常便饭。赵常菊被迫害成肺结核，恶警经常威胁她刑满送龚家湾洗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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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3/甘肃女子监狱暴力洗脑迫害法轮功学员（图）-237063.html
2007-10-20: 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劫持到女子监狱
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被当地恶警绑架并抄家，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五月份古浪县伪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于九月十四日送到甘肃省九洲女子监狱继续迫害，详细情况待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10/20/164907.html
2007-08-01: 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迫害真相
零七年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时，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本县610头子王立军、国安大队邪恶张积才伙同城关派出所所长张耀军（现任公安局副局长）等一帮恶警绑架，并抢走家用电脑等价值一万多元的财产。
零零年至今，赵长菊已是被邪恶第五次绑架。现已得知于六月五日被秘密判刑，具体判多少年，无处查询，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本县看守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8/1/159937.html
2007-02-20: 甘肃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绑架，资料点被破坏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甘肃省古浪县大法弟子赵长菊被绑架，并且强行抄家，家庭资料点被破坏，现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具体情况不明。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7/2/20/149291.html
2003-06-01: 赵常菊，女，40多岁，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人，因2000年元月進京为法轮功上访，回来后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2001年元月她再次進京上访，被非法在甘肃平安台劳教一年。在此期间遭到恶警多次的毒打和折磨。2002年元月期满回家，于2002年5月再次被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至今仍在那里遭受非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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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0: 古浪县法院 公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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