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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 秦皇岛市 >> 苟金芳, 女, 54

个人情况: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拥有七项发明专利。

紧急成度:
家庭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
个人近况: 已释
立案日期: 2019-11-26

案例描述   折叠显示

2019-11-25: 一位女科技工作者二十年来遭受的迫害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科研人员苟金芳,54岁,高级工程师,拥有七项发明专利。年轻时体弱多病,经多年医治无明显效果,修炼法轮大法后,很快无病一身轻。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因一己之私、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大法后,苟金芳女士就因为坚信“真、善、忍”,坚持说真话,遭受长期骚扰恐吓、七次绑架、关押,电话常年被监听等迫害。

下面是苟金芳女士简述自己被迫害的经历。

一、修大法身心受益

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如:心脏二级杂音、重症甲亢(心跳每分钟187次,伴有房颤,脖子下一半明显粗大)、低血压(高压75、低压50毫米汞柱)、多种妇科病、严重神经衰弱等。经多年医治,西医、中医、挂专家门诊等,越治病越多。

一九九七年三月底,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立竿见影,没花一分钱,多种病症很快消失,无病一身轻,心情无比愉悦。至今二十二年,身体健康,从未吃过一次药,为自己消除了巨大痛苦,也为单位和国家节省了大笔医药费用。

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道德高尚,提升人的思想境界。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要求自己在哪里都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做事为别人着想,不图名利,工作认真负责,严守职业道德,遵纪守法。

二、工作单位长期监控、家人受牵连

然而,就是因为坚持修炼使我身心受益的法轮大法,不转化,说真话,自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大法以来,我遭受了严重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一开始,我就被免去了单位的“职工代表”身份。由中共党委书记主抓,把本单位所有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一起办所谓“学习班”,逼迫必须人人表态,逼所有法轮功学员交书,还把每个法轮功学员承包给具体的人负责“转化”,我被承包给分管科研的副院长。随着全国迫害形势的不断升级,单位对我们的迫害越来越严重,也成立了610办公室。因为我从来不说对大法及师父不好的话,成了单位的迫害重点,单位领导经常的、轮番的找我谈话,以利益诱惑(许诺:说不炼法轮功就涨一级工资)或以开除公职、送拘留所、送昌黎洗脑班等,威逼我表态“不炼法轮功,不进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七二零前,我正在上班,所长找到我说:“你表态说不炼法轮功了,就给你涨一级工资;说还炼就降一级工资”,我说:“人各有志”,他就让我到二楼会议室开会。到那一看,屋里坐了很多人,都是我单位的各级领导。主持会议的党办主任对我说:“如果你还说炼法轮功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送拘留所,再一个就是送昌黎学习班(就是当时在当地臭名昭著的昌黎洗脑班)”。无论他怎么说,我始终一言未发。最后他只好说:“你不说话,就以你“不表态不炼法轮功”上报”。

下午一上班,科技中心主任把我找到他办公室,主任说:“上边(市里)等着要结果呢”。一看不说不行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要一修到底!”主任颤抖着手一边掏手机(向市里汇报)一边说:“这年头谁也保不了谁。”

这次我虽未被真正抓走,但被降了一级工资,从二零零零年八月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河北省工资改革才恢复正常,七年多经济损失共计五千五百多元。

多年间,每到“四二五”、“七二零”、“十·一”等所谓的中共敏感日,单位610人员就找我谈话,逼迫表态。我单位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由主管院长、本部门领导、单位610、保卫、居委会层层负责、监控。人事处长还多次刁难,正常请假不批准。单位还配合市610将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为了达到铲除法轮功的目的,江泽民集团采取层层捆绑、家家株连的手段,将迫害法轮功的责任落实到每一层政府机构、每一个企事业单位及至家庭,绑架全社会参与迫害。我丈夫也被单位多次找谈话,派出所警察多次打电话施压,让他做我的“转化工作”,好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单位人员甚至逼他代写我不炼功、不上访的保证书(被他严词拒绝),并以让他回家看住我而不让他上班,并以孩子将来不能上大学等威胁他,给他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干扰,给他的精神造成极大伤害。

三、七次被绑架、两次被抄家(包括绑架到洗脑班)

法轮大法是使人身心受益的高德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政府应该大力弘扬才对,不应该受到打压。为此我几次进京上访,坚持告诉世人真相。

一九九九年“十·一”期间,我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为法轮功上访。门口站岗的警察听说我要上访,就让我到游泳池附近的信访办反映情况。来到信访办,发现放长假、不上班。一位姓马的访民说跟我是老乡,他主动提出愿意帮我带封上访信给信访办,我就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及自己如何受益的信,署了工作单位及姓名。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秦皇岛白塔岭派出所的两个警察找到我家,把我和六岁的孩子绑架到派出所(丈夫正出差,没人带孩子),做所谓的罪犯档案(滚十指指纹、按掌印)、写对法轮功的认识,我写了法轮大法如何好的真实情况。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我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前门派出所地下室。报了姓名接回当地后,被秦皇岛市公安局保卫分局(市公安局二处)以“法轮功问题进京上访滋事”为由,非法关押到卢龙拘留所行政拘留三十天。

因为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的后门,上访起不到作用,为了表达心声,让世人了解真相,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我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带有法轮大法八大特点的“真、善、忍”横幅。被警察在地上拖拉很长距离塞入警车,穿的鞋子被拖掉一只,只能穿着一只鞋。因当天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到处都满了,警车辗转很多地方,最后拉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个巡警队。在那里一个女警逼我脱下裤子检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警往我脸上吐烟圈。因我不报姓名,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四个警察围上来,我告诉他们打人造业,其中一个人左右开弓,“啪、啪”狠命打我耳光,至少打了四、五下,每打完一下耳朵就听不到声音了,过一会儿才恢复正常。然后又朝我右眼下方狠命打了一拳,我脸上立即鼓起一个大包。他们几个人强行掰开我的右拳,在一张准备好的纸上按了手印。然后把我随着报出地址的其他学员一起送到秦皇岛驻京办事处,在那里被当地警察认出来。绑架回当地后,由秦皇岛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市公安局一处)关押至昌黎看守所, 二十多天后身体出现异常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秋,因单位家属院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居委会主任齐丽君领着市国保大队的徐英斌等四人,没出示任何证件,闯入我家抄家。我质问他们:“有搜查证吗?”,于是他们现写了一张所谓“搜查证”,给我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四个人的名字,前两个是“许英彬”(故意写成同音字)、“牛明福”。抄完家他们撤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叫来开锁大王撬坏我家门锁,将我绑架到保卫分局,然后关押到市第二看守所。因我绝食抗议,几天后经公安医院检查心脏有问题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再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告诉世人真相,被绑架至前门派出所关到铁笼子里。绝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都转移走了,留下的都先后被叫到警察办公室审问姓名和来自哪里,报了姓名的由当地驻京办接走,没报的再回铁笼子里。为了不牵连单位和其他人,我不报姓名。回到铁笼子后,我脑中闪过一念:“邪恶都是纸老虎”,过了一会儿,审问我的警察来到铁笼子门口,指着我说:“你走吧。”就这样,我于当天深夜离开了北京前门派出所。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七日晚,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开发区刚贴了一张真相粘贴,就被蹲坑警察绑架到开发区分局国保大队,他们把我们俩分开关押。我被铐在椅子上一天一夜,期间没给任何食物和水。因我俩都不报姓名,第二天上午他们叫来市610的人,此人一见我就说:“这不是苟金芳嘛”,他曾到我家绑架过我。我告诉他迫害好人会遭报应,他说:“我办了这么多人,活的好好的,到现在也没遭报应。”然后他们把我单位保卫处的副处长李建民找来,李建民领着开发区分局国保大队的朱卫国、李立忠等抄了我俩的家。抄走了我家的师父大法像和一些私人物品,就连坐火车用的小折叠凳都想拿走,在我丈夫呵斥下才放下。下午开发区分局国保警察何辛审问我,朱卫国想给我照相,没照成。被抓的第二天晚上,他们把我们俩送到市第一看守所,因我体检不合格、拒收,他们才把我放回家。

大约两周后,我正上班,李立忠和何辛到我单位,要绑架我去体检。他俩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就要往楼下拖。我厉声说:“你们别碰我!”他俩立即松开了手,李立忠说:“你自己去分局吧”,他俩就走了。一年后,我单位所长找我、之后开发区分局也给我丈夫打电话,让去分局办理“取保候审”到期的手续,我们都没配合。

四、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二年七月初,我被绑架到山海关小湾洗脑班迫害。那天下午我正在上班,单位610的人领着两个便衣警察(市公安局一处的)闯到我办公室,让我跟他们走。我说:“不去”,俩便衣就从背后将我双手铐在一起,把我拖到走廊上,我的上衣扣子被扯开,于是我大声呼喊:“同事们你们快来呀,警察抓好人啦!”

中共酷刑示意图:拖拽
中共酷刑示意图:拖拽

瞬间,几个同事从他(她)们办公室冲出来,一个女同事走过来帮我扣上了上衣扣子。接着,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抓着我的胳膊,头朝下脚朝上,顺着楼梯从五楼一直拖至一楼。正值夏天,穿着裙子和凉鞋,我的双腿和双脚多处被磨破了皮,手铐嵌入肉里,几天后双臂和双腿出现大面积青紫,两脚背露出骨头。拖拽过程中我一直大喊“法轮大法好!”,办公楼前聚集了不少人,我大声告诉他(她)们:同事们,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事后听说:在我被塞进汽车的时候,有一个男同事恨不得立即冲上去把我救下来。我从洗脑班回来后,另一个男同事见着我一边喊着“苟大姐”,一边立正给我打了一个敬礼!

在去洗脑班的路上,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给他们讲真相,一个警察狠狠的打了我一拳,我对他说:“你警察打人!”,他竟耍无赖:“谁看见我打你啦!”

到了洗脑班,四个男人把我从车上一直抬到一座两层小楼的二楼。马上过来两个洗脑班的头目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转化。我告诉他们,这样做会遭报应,接着他俩坐的那张床“咔”的大声响了一下,他们走后再没找过我。安静下来后,我在心里说:“师父,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回去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我被抓进洗脑班算是比较早的,正式洗脑还没开始,但已是极其邪恶了。第一天夜里,他们就把我的眼镜、手表、鞋子都偷偷拿走了,到我离开时才还给我。洗脑班的房子就象集体宿舍一样,走廊两边都是单间。大夏天的,夜里睡觉都得穿着衣服,在走廊能看到房间里的一切,不管白天深夜洗脑班的男保安能随便进出女法轮功学员的房间。每天二十四小时,包夹寸步不离左右,不许和其他人接触、说话,每次上厕所(在室外)必须由包夹和一个公安或保安同时跟随、在厕所外守着,绝对禁止厕所内同时有两个法轮功学员,防止她们之间交流、互相鼓励,为的是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尽快违心“转化”。

到洗脑班的第二天上午,他们就让包夹给我念洗脑专用的污蔑、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后来又安排他们请来专做转化工作的、早期在劳教所被强制转化的姜英顺来转化我。这些专做转化工作的人与洗脑班的头目都是串通好的,我看见洗脑班的王姓校长在窗下给姜英顺和宋希黄(音)交代任务,商讨怎么转化我们。她们对不同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不同的办法,用歪理邪说迷惑不了的,就用威胁、恐吓、劳教多少年等办法逼迫转化。

洗脑班的男医生在第二天上午给我体检时,查出我有严重的“心脏病”,让我去公安医院,被我拒绝。

到洗脑班的第四天,一大早包夹就告诉我:她做梦我今天回家,说她做梦准。吃完早饭,姜英顺到我房间威胁、转化我,我就走到医务室,只有校长赵晓岭在,她摸着我的脉好长时间,说她妈妈就有心脏病,意思是她明白。这时,包夹来到我身边说:“咱们到外边转转吧”,来到前排楼的屋里,看到我丈夫和单位的人来接我了。我走后,洗脑班的人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说我被送到公安医院了。

我在洗脑班虽然只呆了三、四天时间,但已严重失眠,身体急速消瘦。恶劣的环境、巨大的精神折磨使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和摧残。

回家后,抓我进洗脑班的警察(听声音判断出来的),连续几天在深夜十一点多、后改成清晨五点多,冒充扬州电话号码往我家打电话,在终于听到炼功音乐、确定了我还炼法轮功后,指使居委会主任齐丽君给我打电话骚扰、威胁,她说:“咱有共产党撑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五、长期骚扰、电话常年被监听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老家的同修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一上班,市610的牛明福,就在我单位办公楼前,坐在白色轿车里监视我一上午,十一点多我去接放学的孩子,他开着车来回跟踪我。

二零零一年夏天,珠江道派出所的女警察冒充法轮功学员家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约我下午到哪儿见面。因为有其它事我提前出去了,回来时看到大门口一男一女两个便衣警察在这儿等人,其中男的曾经到我办公室骚扰过我,这次可能是想绑架我(未遂)。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白塔岭派出所的女警察,因为“诉江”的事给我打电话,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现在的家庭住址等,我没配合。问她叫什么,只说姓张,问谁让她干的,她说是海港分局。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单位主管领导给我打电话说,因为起诉江泽民的事,市里要给我们办一个全封闭或半封闭的“学习班”,还必须通知到家属。我就说:“现在还搞迫害?我起诉江泽民也不犯法,炼法轮功没错”,他说:“我也没办法,上支下派的,是某某某让通知的”。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下午,白塔岭派出所的李姓警察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家给我照个像,我说:“不行”,他就说:“在你家楼下照也行”,我说:“不行”,他又说:“在小区门口也行”,我说:“不行,我不是罪犯,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配合你对你不好”,他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告诉他:“炼法轮功合法,不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你要是给我照了像,这就是将来追究你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了,不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了,你也要给自己留后路”。最后他坚持让我告诉他我住哪个小区,我不说,他就说周一到我单位找我领导。

周一上班,我找到主管领导,跟他说这件事,要求他别配合警察。领导说:“你家住哪儿我也不知道。不是好多了吗?现在还有(迫害)?以前我可没少给你写东西(意思是:每到敏感日让他写我的表现情况)”,还说上边曾经安排他监视我,被他拒绝了,他告诉他们:“她(指我)犯了哪条法律,就用哪条法律制裁她就行了嘛”。我听后告诉他:“你保护法轮功学员将来一定有好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9/11/25/一位女科技工作者二十年来遭受的迫害-396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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