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03: 兄弟姐妹四人被迫害 大地震幸存者刘桂锦含冤离世
——百个遭中共残害的家庭（97）
居住在北京顺义区的法轮功学员刘桂锦，二十六岁时遭遇唐山大地震，腰椎一、二、三节粉碎性骨折，胯骨骨折，耻骨联合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大便失去功能十八年。一九九四年三月，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后，身体发生了巨变，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完全康复了，还摘掉了五百度的近视眼镜，走路生风。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晚，刘桂锦在北京顺义区家中第三次遭到警察绑架、抢劫，随后被非法劳教二年，在北京奥运之前，与其他五十多位北京法轮功学员一同被秘密送往辽宁省沈阳市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遭遇酷刑折磨，九死一生，身体残疾又带着新的伤病出来后，中共邪党人员仍不放过她。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流离失所的刘桂锦在出租房内，带着被迫害致残的身体与累累伤痕含冤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五岁。
刘桂锦的妹妹刘桂芙，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二月在北京被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海淀区看守所，一男预审把她打翻在地，站在她身上胸前和腹部踩踏，致她大便失禁；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刘桂芙被连续罚站十八个昼夜不准睡觉，又连续三个月每天睡一两个小时，之后又关进没人知道的小号，天天遭毒打，昏死醒来时，发现身上被浇满了凉水，腰被打成重伤，被迫爬着上厕所；警察还先后强制给刘桂芙灌棕色、白色药片和红白色胶囊，致使刘桂芙头晕、眼黑、恶心、呕吐、腹泻……
二零零五年二月，刘桂芙再次被绑架，并非法劳教两年半，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与精神折磨，被关在单间里，两年六个月的时间不见天日，与世隔绝，不知日期、时间和外界所发生的一切，长时间不让睡觉，体罚，殴打，饿饭，灌不明药物，被迫害的皮包骨像骷髅一样。
刘桂锦的大哥刘桂汉，北京运输公司退休职工。一九九四年一月，刘桂汉在天津第一期师父讲法班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六年五月七日，刘桂汉遭到七名顺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劳教两年。
刘桂锦的三弟也是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也曾经被非法劳教两年。
刘桂锦的母亲也曾炼过法轮功，全身的病都好了，“罗锅”（驼背）也直了。刘桂锦的父亲，曾在“文革”遭受严重迫害，一家人户口被注销。
一、姐妹俩绝处逢生
河北省唐山大地震发生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半夜三时四十二分，震级达七点八级，一刹那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亡，十六万人受伤，留下无数的孤儿和残疾人。当时二十六岁的刘桂锦腰椎一、二、三节粉碎性骨折，胯骨骨折，耻骨联合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大便失去功能十八年。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和心脏病，心跳缓慢加间歇。
在十八年的痛苦煎熬之中，她痛不欲生。后来又不幸得了阴道癌。她照了遗像，写好遗书，在痛苦之中等待离开人世。
正在这时，七十多岁的母亲炼了法轮功，“罗锅”（驼背）也直了，全身的病都好了。家里人告诉她应该炼法轮功，刘桂锦说：“我都快死的人了，炼什么功啊？”家里人给她放法轮功教功录像带看，看完后她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她：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半信半疑地又去了另外两个医院检查，结果都一样。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刘桂锦连续参加了李洪志先生在石家庄、天津和哈尔滨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在石家庄学习班结束后，她被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所折服，真正明白了做人的标准，心性得到了提高，身体发生了巨变，还摘掉了五百度的近视眼镜。又参加了两个法轮功学习班后，经过半年的修炼，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完全康复了，没有了病，感觉一身轻，走路生风。法轮功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她撕掉了残疾人证。为感谢恩师的救命之恩，想向法轮功捐款五百元，希望用作法轮功传法资费，可是，刚过几天，就收到退回捐款的汇款单，简短留言上写着：甚谢！汇款人：法轮功。
看到母亲与姐姐修炼法轮功后的巨大变化，刘桂芙也在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全身疾病不翼而飞，生活充满阳光。她曾是北京市圆明园法轮功炼功点义务辅导员。
刘桂芙的女儿回忆说：“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母亲的人生好苦啊！她经常遭到我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带我从唐山来到北京。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因为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她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把我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自己却是居无定所。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她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她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她渴望以死来解脱……
“作为年幼的女儿，我那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看到，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在从她体内消失，生活的负担异常的沉重，最终她几乎耗尽了体力和精力，我知道她不去看病并不是因为没有病，而是因为根本没钱看病。她的身体已经垮了。现在我才明白，那时我朦胧中感到正在从她体内消失的是生命的活力。
“是法轮大法为母亲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经大姨现身说法，我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的身体迅速恢复了，法轮大法的学员还经常帮她解决住处。最重要的是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她的脸上。不再是以前的含义，生活的压力对她来说是精进修炼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对她来说是修炼提高的考验。她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的面对生活！母亲本来就很美丽，这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九八年，经功友介绍，我的母亲和我现在的继父结婚了，我们终于有了固定住所。结婚时，继父已经是病得喘不上气的人。我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继父在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也是用这笔钱资助我在美国著名的普度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
……
四、妹妹刘桂芙遭受的药物迫害和酷刑虐待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桂芙因为坚持不放弃真善忍信仰，而屡遭中共残酷迫害，长期被监控、跟踪、骚扰，被派出所劫持拘禁约七、八次，被长期非法关押五次。其中，被非法关在洗脑班一次，看守所两次，劳教所两次。失去自由共计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死去活来的酷刑折磨和摧残，包括长期不准睡觉、遭受殴打、各种折磨和药物迫害等。
刘桂芙因被劳教所迫害，头发脱落花白，满脸皱纹，苍老了二十多岁。
刘桂芙的女儿说：“我真的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要把象我母亲这样无辜的好公民反反复复送进监狱、看守所这种地方。母亲的第四次被抓让我对中共彻底绝望了。”
刘桂芙遭受了种种迫害，九死一生，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离开中国大陆，流亡海外，辗转来到美国。下面是刘桂芙诉述她遭受迫害的几个片段。
（一）在北京海淀看守所：狱医想用药置我于死地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劫持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警察詹海威把我打得全身是伤，大便失禁，耳膜破裂，腹部膨胀得像孕妇一样。当我晕倒在便池上时，姓刘的监狱医生为杀人灭口，竟然交给牢头二十片不明药物给我服用。牢头以为是乳酶生，就偷偷先吃了十片，很快她就头晕眼黑，舌头和颈部僵硬，呼吸困难，急忙求医。当姓王的狱医看了剩余的十片药片后大惊失色，让警察马上扔掉。牢头服下王狱医给的药后才缓解了。之后我很快被非法定一年六个月的劳教，投入北京劳教所。
（二）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十八个昼夜不让睡觉，施不明药物诱导我跳楼
一进北京女子劳教所，警察就逼我辱骂法轮大法师父，放弃信仰。我坚持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恶警徐燕玲一直不许我睡觉，还罚我长期军蹲导致我腹泻脱水了，就改成罚飞，直到我昏倒在地。之后，我被连续罚站十八个昼夜，不许我睡觉。腿脚肿得很粗，膝盖不能打弯，脚皮胀裂流水，连上一趟厕所都极其艰难。
只要我犯困一合眼，全班十八个犯人，还有吸毒犯，就用苍蝇拍、硬物、手脚等一齐踢打我。我的头部被打出大大小小的包，腿被打破流水儿。我的腰被打伤不能直起，只好爬着上厕所。由于不让睡觉和殴打，我经常瞬间昏倒在地，他们就泼冷水，每次醒来我都躺在水里。
她们把我的饭菜里悄悄放了不明药物，不许别人碰我的饭菜，我吃后头晕得很厉害，身体发软，难受、恶心，精神恍惚，开始出现幻觉。他们就开始说我精神不正常了。
就在我被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精神恍惚的时刻，她们诱导我跳楼。宫××一面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炼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炼法轮功炼的……”同时诬蔑说我多次要自杀。我正告她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决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她们就一边用硬东西猛击我的头部一边高声叫骂。无论我多么痛苦，我心里就是守住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就是这一念让我挺了过来。
十八个昼夜不让我合眼，极度困倦是那样难熬，其它的一切折磨似乎都比不上，每一分钟像熬过十年。最后，我经常瞬间失去知觉，一下子摔进床底下，一会儿又跌到床栏杆上，头破血流。包夹随时看着，想拉住，但是看不住。他们眼看就要出人命了，有人出去找警察，警察李继荣却教唆大家说：是刘桂芙自己不要睡觉的。
此后，每天只让我睡两个小时觉，仍然经常殴打，最后到期不得不释放了我。
回家之后很长时间，劳教所迫害的后遗症经常出现：夜间不能睡觉，白天走路，甚至做饭切菜时，或者骑自行车时，都能突然失去知觉，倒下去昏睡。
（三）再被劫入北京女子劳教所：骇人听闻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闯入我家抄家并绑架我。这是我第五次无故被抓，再次因为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两年半的非法关押中，我一直被全封闭隔离单独迫害，警察与警察的帮凶“包夹”，用种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折磨我，长期被迫吃各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身心被摧残到了几乎崩溃的境地。
一进劳教所，我再次被连续坐板、被剥夺睡眠十七天后，被送入专门残酷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攻坚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强行灌入不明药物
我被单独关押在二十多平米的房间内，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我被一群包夹轮流迫害。恶警宋丽丽逼我服用一种棕色药片，我拒绝。她指使十来个包夹踩住我四肢，吸毒犯牛于红捏着我的鼻子和两腮，将二片棕色药片强行给我灌入。一会儿我就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的都是黑绿色稀便。还不许我上厕所，吐在身上，拉在裤子里，不许换洗。
这样灌药二十多天后，我每天白天被强行灌进二片白色药片。被灌药后我头晕眼黑。宋丽丽得知后，就派包夹每天晚上给我灌两粒红白色胶囊。我被灌药后，立即酸液从嘴和鼻子喷出来，喷到裤子上的液体染红了我的裤子。我说这就是暗害我的证据，宋丽丽就强迫我脱下拿走了。
在药物迫害下，我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迟钝，出现幻象。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经常会突然眩晕，摔倒在地上。这时，他们就给我加倍灌药。他们药物迫害的方式是，先剥夺睡眠，殴打，把我折磨得出现困倦、头晕、呕吐、难受，起不来等等症状，就强迫我吃所谓治疗这些“病”的药物。吃药使我出现更多异常反应，她们就又增加所谓治疗那些异常症状的药物，以此类推。
2、坐板酷刑加长期剥夺睡眠
我被长期限制坐姿，每天坐二十一个小时，一动不许动地坐在脚尖刚挨地的硬板凳上，嘴里经常被塞满了蘸上粪水的抹布或擦过地的脏卫生巾等。双腿不许露缝，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身体挺直，两眼固定盯一个地方。包夹看见我眼珠一动就打，用尺子打手。犯困一闭眼，就被往头上、眼睛泼水；被用尺子戳我脊椎骨缝或用凳子砸我膝盖，不让我睡觉。
每天从凌晨四点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坐二十一小时，臀部被坐烂，屁股和血水、分泌的污物一起粘在裤子上。坐凳子就象坐在玻璃碴上一样。腿浮肿到大腿，腰肌被殴打受损。
其余三小时，我被限制睡姿，包夹还用各种方式捣乱不让我睡着。
3、制造一切生理痛苦，残酷虐待
每次被限定只有两分钟洗漱时间，我必须迅速揭下粘在屁股上的脏裤子，揭得鲜血直流、疼痛难忍。还没洗完，水龙头就被关上了。屎尿、污血沾满内裤，也不许换洗，恶臭的令人窒息也不许换洗，包夹闻到臭味就打我。
包夹不许我说话，我做任何事都必事先报告：每喝一口水打一次报告；咳嗽、吐痰、瘙痒，也得申请，包夹不批准就不可以。几个月不许洗头，头发里爬满虫子，也不许挠痒。
高温三十八摄氏度的夏天，把窗门关严严的，挂上窗帘不让一丝风进来，还不许我脱掉被绑架时就穿着的冬衣，捂着我。很多折磨我的包夹都闷热得中暑了，他们还是捂着我。而到了冷天、阴天，恶人又把电扇全都打开吹我。总之，百般刁难我、折磨我。我常常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我心中有大法，终于正念挺过来了。
他们不给我正常的饭食，故意让我饥饿。有时给我吃扔到厕所里的包子皮。稀饭和菜汤被包夹故意撒在地上所剩无几。有时故意让我吃很多大油，让我拉稀又不准上厕所。有时不让我喝水，或攒一些壶底积了很多水垢的水让我喝。我很快瘦成皮包骨，包夹叫我“木乃伊”。
宋丽丽为使我“转化”，叫我丈夫跟我离婚，来配合他们做工作。被我丈夫刘保国拒绝，就被剥夺了探视我的权利。
我被迫害的消息被海外媒体披露后，北京女子劳教所将我从攻坚队转到集训队，继续单独隔离关押。实施药物迫害，长达两年多。
4、令人发指的药物迫害
在集训队期间，我仍然被逼天天吃药，仍然是针对吃药后出现的更多异常反应，就被逼吃更多的药。逐渐增加到一把一把地吃，主要是治疗精神错乱和分裂方面的药物。还逼我签字。我拒绝吃药，他们就一起加大剂量灌药。我大脑一阵阵空白，反应迟钝，经常虚脱。医生都很吃惊：我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
我被他们吃药逼得要崩溃了，就抵制、揭露迫害，警察说我“大疯子”，就快成精神病了。他们四次把我关在更加暗无天日的禁闭室里。我最后一次被关在禁闭室长达五个月左右，多次被迫害得要窒息死亡。离开禁闭室被解教释放前，我已经被迫害得四个月完全不能睡觉，警察加倍给我注射两针药剂和服用四片安定药片也不能使我入睡。最后一个月，我完全无法进食，呕吐不止。这期间，更是被逼大量吃药。每次都被检查，药吐出去没有，如果药被吐出去了，一定被补上。
5、集训队禁闭室的精神迫害
集训队在劳教所内一个偏僻的地方，不引人注意。而禁闭室是在集训队内一个更加隐蔽的后院。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
禁闭室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挨着床一个便池。在里面不知道白天黑夜，什么都不知道。冬天，禁闭室是冰窖；夏天，禁闭室是蒸笼。有时，包夹在里面折磨我，长期不许我睡觉，限制坐姿、睡姿，打骂、虐待。最后一次五个月我是被单独关押在里面，任我死去活来，让我见不到人影。
白天，禁闭室内的喇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音响，吵得我一刻也不能安静，烦躁得要发疯。我被迫害得不会睡觉了，头痛难忍，经常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痛不欲生。又困得要命，憋得难受，经常感到窒息。有时我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我长时间趴在地上，才能感觉有些缓解。感到自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
6、一个月内六次验血，多次检查器官
在最后一次被关禁闭时，我曾在一个月里被抽了六次血液，血液被抽出后，医生嘱咐：“赶快封起来送走”。
我还多次被突然带去公安医院检查器官，做胸肺透视，验尿等。最后那次我突然被带去后，给我做B超时，问我，憋不憋尿？我不憋尿，警察就命令我一连喝了六杯水，然后命我在通道里走来走去，再喝水再走动，加速排泄。做了B超后，我看到警察们异常地高兴，结果在称体重时，发现我在十几天里少了十五斤体重，怀疑我得了癌症。
在被多次抽血和检查后，我就吃不了饭了，吃了就吐，一直到被释放。
他们验血和检查身体器官，绝不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因为，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手段迫害我的身体。那么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别有用心。后来，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事被媒体披露后，联想起他们对我奇怪的验血和检查，我才觉得很害怕。
（四）造假掩盖迫害 欺骗国际社会
我被迫害的消息在海外媒体曝光后，劳教所为掩盖迫害想了很多办法。国外记者来访、上面来人检查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我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还让我多睡会儿。原来故意饿着我，吃不到菜，而那一天却很丰盛。警察照像、录像给外面人看。参观人走后，我照样被虐待和体罚。有一次，突然不再限制我坐姿，让我坐着看书，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我一看又是造假，就大声揭露警察对我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他们吓得赶紧把我架走。
劳教所从各队抽调相貌近似的人以便冒充我。这是劳教所惧怕我在国际调查人面前揭露迫害而想出的招术。他们安排相似的人跟我在一起，模仿一举一动，学说话，千方百计套问我的个人亲友情况。包夹说，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被减刑回家了。
有一天一大早，我就被转移到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我象征性体检，不仅意外地不铐我，还假惺惺地搀扶着我。后来把我带到所长室谈话，我就揭露宋丽丽等恶警对我的迫害。之后我被送回了集训队。我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警察正重新钉“集训队”的门牌。后来我才听说，国际来人调查劳教所虐待我一事。他们原来是想销毁证据。晚上，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
经历了两年半的单独密闭关押迫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我被非法劳教期满，已经奄奄一息，警察不得不释放我回家。出所时，我已经不能行走。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还长了很多老人斑。连熟悉我的户籍警察和老邻居都认不出我了。
刚出劳教所大门，派出所警察王海鹏就直接收回了我的解教通知书，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绑架我。
我在中午十二点多被送到家，根本不能进食。我先生见状流下了眼泪。不料，警察在下午两点左右就到家中抓我，准备送我到所谓“法制培训中心”（中共当局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而设立的洗脑班，为欺骗民众而美其名曰“法治培训中心”，实为私设监狱。）继续迫害。家人强烈要求允许我住院治疗。警察见我真的快死了，才没抓我。
我出院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监视。最后一次，一大群警察上门要绑架我，我侥幸逃脱后，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被迫流亡海外，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辗转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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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