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22: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 ...... “我叫魏纯（隐去真名），今年35岁，住大连，1998年我开始炼法轮功，由于法轮大法让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所以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和身体上都有很大的改善，能够宽容地对待别人，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 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政府对法轮功的诬蔑和造谣全面展开，我不能无视这种对人类最基本道德的践踏，2000年3月份我到北京上访

2006-01-22: 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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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魏纯（隐去真名），今年35岁，住大连，1998年我开始炼法轮功，由于法轮大法让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所以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和身体上都有很大的改善，能够宽容地对待别人，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 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政府对法轮功的诬蔑和造谣全面展开，我不能无视这种对人类最基本道德的践踏，2000年3月份我到北京上访，想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当我上火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我，让我骂一句李洪志先生的话，我拒绝了，于是我被扣下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只要是去北京，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都必须骂一句李先生或法轮大法的话，否则不准予上车。我被带到了大连戒毒所，拘留了7天后，被释放，回到单位，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让我上午在厂区打扫卫生，下午思过，最后改变信仰，写揭批法轮功的资料，我拒绝了，一个月后我被迫辞职。 2000年4月份我又找到一份工作，2001年3月15日，大连公安一处的陈欣等到单位强行把我带走，5天5夜不让睡觉，我的手被反铐，把烟点着强行插进我的鼻孔，同时把我的嘴里也塞满烟。有一次一个警察走进来，拿一根铁棍，击我头部，后来我被送进大连看守所，判劳动教养两年。5月18日，我被送进大连教养院5大队。6月4日我和刘永来、曲飞、黄文忠被带到4楼，逼我们骂李老师，骂法轮功，骂法轮大法，如果不骂，就对我们进行电刑，如果骂就下去写“三书” （揭批书、反省书、保证书），首先把我和刘永来面对面坐着全身衣服扒光。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起，我的右手，和他的左手铐在一起，两个人的身后各有六根电棍，分别从头上、后背、大腿、阴部、两肋、脖子进行电击，我俩咬紧牙，不停的扭动身体，躲避电击，以至手铐越来越紧，最后勒进肉里，碰到骨头，钻心的疼，流了很多血。这种电击大约持续1个小时，又把我们分开，把刘永来双手反铐住，匍匐在草甸子上，再来两把椅子压在身上，上面坐两个犯人，周围六个犯人提着刚充完电的电棍在后背、臀部、脖子、腿肚子、脚心、阴部进行反复电击，甚至把阴部扯出来单独电击。我则被绑在一个椅子上，这个椅子两个椅子腿被绑上两根电棍，然后把我的腿绑上，椅子靠背绑上三根电棍，然后用绳子把我紧紧绑在靠背上，头上一个犯人提着一根电棍，6根电棍一起放电，我当时全身痉挛，生不如死，绝望的惨叫声充斥整个楼，二楼、三楼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据说他们当时听到我的惨叫时都哭了。这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和刘永来调换位置，他去坐电椅，我来到了草甸子上，这种六根电棍同时放电，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但是就是死我也不愿背叛我的信仰，违背良心骂师父和大法，于是我开始用头撞击地面，以求撞昏，我什么都不知道，每一次的同时放电都犹万箭同时穿心。我觉得自己死过多回，没电又换来新的电棍、电击强度越来越强，我开始变的恐惧，最后我屈服了，一会刘永来也承受不住，屈服了。带领犯人对我们实行电击得警察是：乔伟、朱凤山、景殿科等，犯人我都不记得了，后来得知：黄文忠当时被电击，满脸是血，曲飞脸被板鞋打得脸肿得像个馒头。下来后，我们写了保证书。回到班里之后，从此每天都要写三句话，内容是骂李老师，骂大法，骂法轮功，写满一张纸。同时每天还要喊三句话，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扼杀灵魂，它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摧残。如果反抗和拒绝，就会被带到四楼进行电击，时间长度不等，直到屈服。后来3班一位姓李的法轮功学员不堪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选择了上吊自杀，被救下。那时侯的每一天我都不想活，太屈辱，但我不愿再承受一次电击，我怕自己承受不住，可我不能在这做着罪恶的事情，有一次我和刘永来交流：如果有学员敢于献出生命，他们就不敢这样迫害我们了。他说，为了大家他想先走一步。有一次到户外打扫卫生，刘永来从楼后的台阶走上了三楼，从三楼头朝下跳下，当场死亡。不久很多法轮功学员写了声明，声明在强制迫害下所写、所说的一切违背良知、违背事实的话作废，并且坚定的维护信仰和真理。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写了声明的学员聚到一个班，强制劳动，早五点起床，干到晚上十一点，同时他们9个学员送到关山教养院，进行新一轮迫害。我意识到不能再配合他们的迫害，于是我开始不穿囚服，不走步，不唱歌。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马上我们班全部绝食抗议迫害。后来我们被分开，我被分到3大队，在3大队我继续绝食，当一个检察长和我谈话时，问我为什么要绝食，我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没有人敢接受我的诉讼，到处都是江泽民的法官、法院，没有人敢替我们说话，我只能用我的生命进行抗议，抗议对我本人的迫害，抗议江泽民和政府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有儿子，当将来我儿子问我时：在那场最严厉的对正义迫害中，你做了什么，我不想告诉他：我屈服了。我想做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生命。在我绝食的第十五天，他们怕我死在教养院，10月24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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