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03: 武汉市刘宁曾被诬为精神病关押两月
我叫刘宁,男,1972年生,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1996年看了《转法轮》一书走入修炼。
我因多次进京为法轮功上访,于2000年被中共非法关进武汉市精神病院达两月之久。
在1999-2000年间,我三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因江泽民的“连坐”株连迫害政策,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易家墩街派出所和管段户籍警叶国辉都受到批评。
为了阻止我再上访,户籍警叶国辉四处造谣诬蔑我有精神病,为下一步迫害作准备。
2000年2月3日,户籍警叶国辉到我工作的单位武汉洲际集团找我,说是协助调查,将我诱骗至易家墩街派出所后,按照他们事先策划、安排好的计划,几个公检法人员强行将我绑架至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即武汉人常说的六角亭精神病院。
医院安排的主治医师叫熊卫,女(50-60岁),曾留学德国。我刚被带到医院时,熊卫在与我的谈话中告诉我,她的亲戚中有炼法轮功的,她知道法轮功都是好人,她说只要我所在的单位武汉洲际集团出钱付费,我住(这里)多久都行,条件是我不在医院炼功;否则就把我(当精神病)强行治疗。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是一个封闭的与外界隔离的地方,也是一个恐怖的地方,有几道铁门也有人高马大的护院工。所有关进去的人都被认为不正常,会强行“治疗”。
我被关进医院的第一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九,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医生都放假了,只有护士长一人值班,她是个大肚子孕妇,当时有个病人大小便都在床上,我便帮助护士长给病人换了衣裤,护士长很惊奇问谁把你弄到这里来的?她认为我不需要用药,但她不知道我是因炼法轮功被绑架至此。除我之外,这里还关押着一位年长的男性法轮功学员,每次吃药时,医生会把药捣碎在水杯里,给每个病人灌下,并要他们张开嘴检查是否咽下。而叫我名字时我不去(喝药),也没人管我,因为医生认为我不需用药。叫到那个法轮功学员时,他把药放到口里,然后去洗手间吐出来。
从此,我每天都帮助医生护理病人,医生不愿做的脏累的事,我都做,象帮男病人洗澡、打扫餐厅等,没事时就陪病人打乒乓球、羽毛球等(精神病人用药后变迟钝,需要借助运动恢复),我经常把吃的东西分给病人,并和他们谈心,主要是讲一些不畏困苦、激励上进的故事……
时间长了之后,我和医生、病人都成了朋友,病人的家属以为我是医院的工作人员;而医生发现经常和我接触的病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比较稳定。
在一次和医生的谈话中,医生认为我具备心理咨询的能力,她说如果我去报名考一个什么证,就可以聘请我当这里的心理咨询医师;另一个有很高职称的精神病治疗专家说他要找熊卫,帮助我离开这里。
我半夜起来炼功,一次被一个新来的病人家属发现,告诉值班医生,负责我的“主治医生”熊卫也知道了,正好是我被绑架(到精神病院)二个月左右。于是,熊卫对我母亲说我“有严重精神病症状,如果不治疗,将会杀人” 等,我妈说我和他生活了二十多年,怎么我不知道?熊卫狡辩说“因为病症潜伏,所以表面看不出来”,“由于病情很严重,必须大剂量注射(药物)治疗,但这种大剂量注射很可能导致临床死亡或成为植物人”,并要求我母亲在同意治疗并承担风险的责任书上签字,因为熊卫是曾留学海外的精神病方面的专家,我母亲误信以为真,当天签了字。
熊卫所说的大剂量注射(药物)治疗,我在那里亲眼看见:一年轻小伙子刚被送进医院时行动正常,还告诉我他是怎样被抓来的。几天后夺门想逃走,被几个高大的医生和看护追回来,将他身体呈“大”字绑在床上,对他注射药物,之后他就象失去记忆似的,精神萎靡、行动迟缓……
我母亲回家后,在旁人的提醒下觉得所签的责任风险书不妥,第二天一早母亲到医院找熊卫想要回同意治疗的责任书,熊卫不给,并故意避开我母亲,母亲立觉上当受骗,非常紧张的守在我身边不允许任何人对我“治疗”,僵持了半天时间,医院开会决定放我离开。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出的病历上写:未接受任何治疗。
由于户籍警叶国辉造谣说我有精神病,在我回厂上班时,单位领导武汉洲际集团党委书记汪明英联系精神心理医师对我作了一个鉴定,鉴定的结果是,我的心理状况、逻辑思维,所有几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一个一切正常的人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就被诬为精神病而遭绑架关押到精神病院长达二个月。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8/5/3/武汉市刘宁曾被诬为精神病关押两月-364814.html
2007-07-09: 发生在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的绑架案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武汉市市民彭某骑车到硚口宝丰街站邻村30号楼看望母亲和弟弟。彭某将自行车停靠在墙边,然后上五楼母亲家。过了一会儿,彭某下楼时,见有两辆的士将他的自行车围堵在墙边。当彭某弯腰开车锁时,突然从四周和的士车内冲出来六个不明身份的歹徒,不由分说,采用暴力绑架了彭某,并将彭某塞进小车内。
光天化日下绑匪竟然如此嚣张,令四邻目瞪口呆。汽车开到硚口公安分局,原来这帮绑匪是硚口公安国保大队的,奉命秘密绑架彭某的弟弟-法轮功学员彭卫东,误绑了其兄长。
当彭母听到声响下楼时,又上来两个五大三粗的歹徒,竟然毫无人性的将七十四岁的瘦弱老人两边一夹,塞进另一辆小车(不是警车),恶警队长周德胜叫人强行抢走了彭母脖子上的房门钥匙。然后将彭母劫持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硚口区专门用于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机构。将这位老人从下午四点一直关到凌晨一点。非法拘留达九个小时,至今没有一个说法。
恶警抢走钥匙后,冲上五楼,开锁闯进空无一人的彭家,几个强盗在没有主人的私室内乱搜、乱翻、摄像后,还守候在彭家,妄图等彭卫东回家将其绑架,直到凌晨一点才败兴而撤。
事后,彭母惊魂未定的回忆:“他们真的和绑匪一样。我患有高血压、脑梗塞,每天要定时吃药,却被他们关了半天。”七十四岁老人受此惊吓,现在见生人就躲。恶警仍不罢休,至今彭的家人被跟踪、监视,电话遭窃听,妄图达到绑架彭卫东的目的。
彭卫东大学毕业,原在武汉卷烟厂工作,只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非法开除,并多次遭关押。曾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三年三月又被非法关押在额头湾洗脑班,受尽酷刑折磨,直至四十多天不能进食,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硚口区政法委害怕人死在洗脑班,才让家人抬走。
今天,彭卫东又被逼得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
作为一名遵纪守法,道德高尚的公民,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就被逼得走投无路。彭卫东事件仅仅是千千万万个遭此厄运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例。这样的事情每天都正在中国发生着,仅上月底本月初的近半月之内,武汉市就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无故抓捕。
硚口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在上述绑架彭母、彭某的过程中,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也未出示警官证表明身份,不着警服,开的车全部是民用车。当他们认定彭卫东(实际是其兄)上五楼进家门之后,他们并不是上门当着家人出示证件带人,而是等其下楼走在大街上才实施绑架。他们自知违法,才采用这种黑社会的恐怖手段,这样,即使路人看见,也会以为是私家纠纷而不愿过问。显然,这是早有预谋的秘密绑架。整个绑架计划周密,手法娴熟。下面两个例子也表明这种黑社会绑架手段在被整个邪党政法机关经常使用,已成为“执法”常态。
例一.三个月前的三月二十一日,家住江岸区花桥花北三村的法轮功学员张伟杰,在上班途中失踪。经家人二十多天的到各政府部门苦苦寻找,打市长电话等,才知被武汉市公安局一处绑架,而且家人要求见亲人的面,也被抓去遭威胁恐吓。至今张仍被非法关押。这种显然违法的流氓行为不但政府部门无人过问,反而帮着推脱隐瞒,或唯恐避之不及,任由市公安局无法无天。
例二. 二零零四年三月,还是这个硚口分局,任该分局一科科长的恶人金志平带国保大队将法轮功学员黄曌、刘宁从其租住处秘密绑架,非法抄家,并且不通知家人。黄曌被带到硚口分局内,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恶警活活打死,行恶者还封锁消息,不通知家人。另一名被绑架者刘宁侥幸跑出告知黄曌父母说,黄曌已被硚口分局绑架,此时他们都不知黄已去世。黄父马上向分局一科金志平要人,金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知道黄曌在分局?”实在瞒不住了,又欺骗黄父说,黄曌现在很好,但此时黄曌已去世几天了。过了半个月,硚口分局实在瞒不过去了,方通知黄家:黄曌已死,并诬陷黄是自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7/9/158531.html
2005-10-25: 迫害致死黄曌后 武汉硚口分局恶警仍继续行恶
在迫害致死大法弟子黄曌一年多后,武汉硚口分局恶警仍继续行恶。2005年7月28日,黄曌的未婚夫、大法弟子刘宁被硚口分局恶警从家中绑架到额头湾洗脑班。刘宁于当日正念走脱。
刘宁,男,33岁,因修炼法轮功,自99年7月后,多次遭到警察绑架、拘留、关洗脑班、劳教所、刑讯逼供等迫害。2001年2月,刘宁在何湾劳教所曾一度被折磨致生命垂危而保外就医,后在未婚妻黄曌的照料下得以恢复。黄曌于2004年4月16日被恶警迫害致死;刘宁在摆脱监禁时双脚骨折。硚口分局一科科长金志平是迫害死大法弟子黄曌的元凶。
此后一年中,恶警利用刘宁的母亲对大法的不理解,反复对她洗脑灌输谎言,武汉硚口分局国保大队恶警王喜忠一直通过电话与刘宁之母联系(通过宅电027-83822282),并许诺只要其母配合,便可保证刘宁不受伤害。
7月28日上午9时,刘宁之母接到硚口分局一科恶警王喜忠打来的电话,几分钟后,恶警们开车到刘宁家中将刘宁强行绑架至区洗脑班。
参与绑架的有王喜忠(男,30岁左右)、李建中(男,40-50岁)、司机周得胜(男,30岁左右)。三人曾参与一年前大法弟子黄曌、刘宁的迫害行动。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10/25/113127.html
2004-12-03: 湖北省法轮功学员刘宁遭受的迫害 文/刘宁
我是湖北省人,名字叫刘宁。我1996年有缘得法,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们家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母亲很早病退在家,一家四口(我是老大,还有弟弟)都靠父亲一人,幸亏父亲单位效益好,再加上父亲吃苦耐劳,日子总还过得去。父亲98年病逝,这对家里人来说,象倒了顶梁柱一样。父亲一去世,剩下母亲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弟弟刚上班,我这时毕业后在外面打工,没有正式工作。
1998上回厂进入洲际集团上班,上班之前先参加了岗前培训。这个培训班有50人,我是班长。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在培训期间,我的成绩很好,在前三名之列。除按时完成功课外,我义务帮助学校打扫清洁,每天上完课后,中午做一个小时的清洁,每天扫出的垃圾堆了一筐,笤帚、拖把用坏了好多,又自己花钱买上;除此之外,协助老师完成了很多班上事务性的工作,象收钱,办墙报,校庆搞演出。后来,学校准备开表彰会(表彰我),校长对我说:我搞教育几十年了,也教学生学雷锋做好人,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从未见过一个象你这样的,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告诉她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要求炼功人做一个好人……校长听了我的话后很高兴。在毕业典礼上,我被授予两个荣誉称号“优秀学生代表”、“品学兼优的学生”。
这在法轮功修炼的人群中并不是什么特例,很多修炼法轮功的学生成绩都是前三名,我们炼功点的很多年轻人,修炼法轮功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干活,在单位里普遍受到赞誉。因为岗前培训表现优异,我被提前转正,并分配到厂里最好的有发展前途的部门――网络监控事业部。在单位里,我按照师父讲的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单位里办“中秋晚会”,由我筹备,从写主持人解说词到买奖品,都由我负责,有时熬通宵,为了节省钱,我到批发市场买礼品,我告诉同事:为单位节省一分钱就象为自己节省一分钱,就是这样,我自己还垫了一些钱。有一次和同事出差,其中有个人总是跟我为难,我没有放在心上,还经常说一些安慰的话,后来他感动了,表示也要好好做人,对自己负责。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教人做好人的功法,江××却出于妒嫉,从99上7月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电台、报纸铺天盖地地造谣宣传,施酷刑强迫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功。只因为一个妒嫉就引发一场迫害,因为江有权力,这就是为什么为官者能行大善,也能行大恶。
管段户籍(易家墩街)叶国辉到我属单位洲际集团造谣说我炼功的目的是想当“总理”等。单位(洲际集团)于2002年以合同到不续签为由将我从单位除名。叶国辉打电话威胁新婚妻子小张,因她是外地人,以暂住证为由逼迫她一家老少十几口人回乡,又到小张打工的单位威胁她的老板要挟她的工作。小张终于在压力下提出与我离婚。从99年7月以后,我多次被送入拘留所,学习班,劳教所。特别是2001年被非法劳教,11个月后由于长期经受非人折磨,下肢麻木,双足剧痛,视力模糊,到医院抢救21天,花了三万元医药费。
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实质是对人性的摧残,例如,叶国辉威胁小张,逼迫她与我离婚,同时他们又将我非法劳教,不准家人探视。回头那些邪恶之徒造谣说我不要家庭,没有亲情。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流氓打了人,回头他还要说你打他。
在江××的“连坐”压力下,单位将我开除。那些邪恶之徒们马上造谣说我不要工作。他们甚至将我这个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院,然后造谣说我有精神病。是不是一个人在精神病医院呆过就是精神病了,按照这种逻辑,那精神病院的医生岂不也是精神病了?!2000年2月左右,户籍警叶国辉到单位找我,说是协助调查,随后将我强行关押至武汉六角亭精神病院,关押2个月。
威逼、强压、迫害家庭、经济封锁、毁人名誉,所有这些都不管用后,江××迫害法轮功的最后一招就是“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
2001年2月我被非法劳教,送入何湾劳教所。在劳教所我看到一位很和善的老人总在扫地,后来我知道他是法轮功学员,叫彭维胜。一天,警察将老彭带走,说到医院看他老伴和儿子最后一面。回来后我问他,你儿子和老伴怎么回事。老彭说他儿子彭敏(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身上多处有伤,送到医院时还没断气,他的老伴(彭敏的母亲,也是法轮功学员)说:“我一定要去告你们……”说完这话就被警察带走了,再送到医院时只有一口气了,后脑全是血(外伤致死)。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放一条新闻:有个法轮功学员叫彭敏的在看守所自杀,其母因病不治而亡。我们问(劳教所)警察,不是说中央电视台不会撒谎吗,警察不说话了。为了怕真象外界知道,警察将老彭超期关押,后来又转到别的地方。
在劳教所里,警察指使吸毒贩子们用各种方法折磨法轮功学员,为了强迫我背监规,他们不准我睡觉;为了迫使我出门打报告,他们不准我去上厕所,到后来我的肚子胀得鼓鼓的,直不起腰来,到厕所里排出来的是血,厕所里的白色瓷砖被鲜血染红,象一条红色的小溪……因为我不配合他们的非法劳役(警察强迫我们长时间劳役,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生产食品,从中牟利,这些都是违法的),他们就让我长时间对墙面壁,不准任何人与我讲话,持续一星期,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为了让我参加“出操”,冬天他们将我穿单衣拉到寒风中站立,一直到“出操”结束。这种用冷冻,饥饿,寂寞,恐吓,长时间不睡觉,不准上厕所等生理极限对一个人长期缓慢折磨的方法。
11个月的非人折磨,使我从一个本来能骑摩托车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后来下肢麻木,双足剧痛,肿大,因疼痛整晚睡不着觉,心跳紊乱,视力模糊,有时大便失禁,身体极度虚弱。我在地上爬,警察周厚顺说我是装病,不准许家里人探视,甚至于周厚顺对我妈说:“你儿子死了算自杀。”劳教所来诊断的医生看完我之后说:顶多一个星期……
看着我快不行了,警察将我交给家里人。在医院经历了21天的痛苦煎熬,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本来医院不收),我的伤势至今医生不能确定,这种罕见的身体内部伤害导致的身体机能损伤,她说她行医几十年未见。
11个月以后我离开劳教所回到家里。一天,一个在劳教所过去吸过毒的人打电话来说,他亲眼看到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现在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好人,他说他被感动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吸毒了,要做一个好人,他要学法炼功,加入修炼者的行列。
在江××的恐怖“连坐”高压下,为了保全自己的饭碗,户籍警叶国辉将我囚禁在精神病院,六角亭精神病院主治医师熊卫,将我无理扣押,几乎所有医生、护理人员都知道我是无辜迫害,也不用药。在最后一次与我的交谈中,熊卫问我还炼不炼,我告诉她炼。随后,熊卫欺骗我母亲逼她在同意接受大剂量注射“治疗”文书上签字,由此(强行治疗)而产生的副作用或不良后果(失去记忆,植物人,临床死亡)医院不负责任。那一夜我无法入睡,我曾见识过医生的手段,被注射的人非常痛苦,几乎丧失意识。如果他们一定要这样做,那我一定会堂堂正正地去面对,我会走到大厅,将熊医生的阴谋告诉所有医生与护理人员……抱着这一念,我没有消极等待,向医生和探望我的亲人讲述真象。晚上,一个亲戚打电话来告诉母亲这是一场骗局。医院由于家人的不同意不敢“治疗”,决定放人。
2004-04-18: 武汉市硚口区大法弟子黄曌于2004年4月16日凌晨3点被迫害致死,详情待查。参与犯罪的责任单位有:武汉市公安一处与硚口区610。
现黄曌的家人及黄曌死前被抢救的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被严密监控,尤其黄曌的家,所有进出她家那栋楼的人员都被盘查。黄曌的父母在16日收到女儿死讯后就被困在家里悲痛万分。
大法弟子黄曌,女,1972年出生,武汉市硚口区粮食局职工,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上闸社区。
黄曌于1995年得法。1999年12月上京证实法,2001年因做大法真相资料被关押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后因被迫害得身体不适而被保外就医二年,但回家后硚口区610及公安局经常派人上门骚扰。2002年底,黄曌与爱人刘宁被迫离家出走。
据悉,黄曌在硚口区分局关押的第二天就被打的不能行走。三天后,黄曌被武汉市一处(市610)带走。据知情人透露,黄曌因不屈从邪恶之徒的要求被恶徒们毒打(具体情况不详)。
4月16日凌晨,公安局告知黄的家人:黄曌已于16日凌晨3时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去世。真不知15天内黄曌遭受了什么样的残酷折磨。
其丈夫刘宁当时被绑架后身体被迫害得出现严重不适,被母亲带回家。不久刘宁在与丈母娘见面时又被抓。现其妻子的死讯刘宁还不知道。
2001-11-26: 湖北省武汉市何湾劳教所干警教唆劳教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
刘宁学员从二月份强送进二队后一直不配合二队的任何安排,如起床、吃饭,出操、出工、点名、排队、喊报告等,管教干警安排了四个“信息员”控制他,经常强制罚刘宁站,从早上直到晚上,或其他手段作弄,如掐身上任何地方,用力扳手指、扭手臂、踩脚趾,推来转去。学员刘宁3、4月份,每天坚持炼三次功,或迟或早被“信息员”发现,更是把刘宁整来弄去。有一段时间,学员刘宁左臂全部粗肿、僵死,不能动,都是被掐、扭的。衣服也是扯裂多件。学员刘宁以绝食抗议,断续二个月,第二次灌食时,邪恶的高群安干事指挥“信息员”将灌食管插上,从中午到晚上不取。
后学员刘宁被送进了“新严管班”,邪恶的王珉干事规定法轮功学员不喊“报告”不准出门(此前无此规定)。门有两道,一道寝室木门,再走几步一道铁门。学员刘宁不配合,不能出铁门,邪恶的管教干警在木门外放了一只马桶,要求只能在门外大小便,学员刘宁为集体卫生只有随集体活动时才能方便,经常是一天只解一次小便。后来恶警张浩看没难倒刘宁,又规定“不喊报告木门也不能出,集体活动也要喊‘报告’”,把马桶拿进寝室,刘宁二天半没有小便,十余天没有大便,最后大便解不出,撕裂了肛门才解出,每次都要流很多血。在这种情况下,才允许他不打报告出门。目前学员刘宁被单独关在禁闭室,由关禁闭的其他劳教人员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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