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30: 辽宁抚顺市李丽依法上访所遭受的迫害
我叫李丽，曾经是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七年夏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由一个浑身慢性疾病的人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真话，按照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上访，遭受非法关押、骚扰，身心受到伤害。
得法修炼 身心受益
没修炼之前，一身的慢性疾病，折磨的我痛苦不堪。曾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慢性支气管炎、慢性上额窦炎，浑身的皮肤病(牛皮癣）。还有肩周炎、后背痛、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房肿块、心肌缺血等等。只为治皮肤病就去过天津、洛阳、沈阳等许多地方，中药、西药、换血、扎针等能用的办法几乎都用过，可也没明显好转，甚至越治越严重。每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浑身没有舒服的地方。只好靠吃各种药物维持着。整个人被病痛折磨的无精打采，性格内向、孤僻，动不动就爱生气，三十几岁的人没一点朝气，就像个病秧子。身体不好，心情抑郁，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在家里常为一点小事就和丈夫生气。婆媳关系紧张，爱挑婆婆的毛病，很少去婆婆家。活的身心疲惫。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大法书，一看感觉太好了。我就又买回了其他大法书和录音带，自己在家里开始学。炼功时间不长，不知不觉中，吃饭香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浑身各种难受的感觉不见了。真是无病一身轻，每天精神饱满，身心愉快，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从此再没吃过一粒药，没扎过一针。
随着身体的变好，家庭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在家主动承担起所有的家务活，不再为做家务和丈夫生气了。以前紧张的婆媳关系变的融洽了。在单位尽职尽责，不再为得到甚么好处去争了。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也得到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
第一次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白天在单位里，听说因为有许多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及辅导员被抓，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自发的到市政府上访，去说明法轮功的真相。我就和单位一老年法轮功学员约好，晚上我们一起坐车去省政府上访。到了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中央大街，没有找到她。却看到中央大街到处都是人。我没多呆，就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去了沈阳。结果还没出抚顺，就被半路上设卡的警察拦截。被迫下车登记个人信息，之后被拉回抚顺关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里面已有约上千人。等到第二天，我们被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我被送到一个小学（后来知道是抚顺市民主小学），在教室里遇到了单位的同修。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从家里出来，在大街上就遭到盘问，被强行带走了。我们在教室里等待听重要消息。不久，电视开始播放，一听是中共关于取缔法轮功的消息，我们根本就不相信。接着看管我们的人告诉大家不许再炼了，每个人都要写保证，否则不许离开。我们没写。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单位党委书记来了，一屋子的人所剩已不多了。她开始劝我们，你们觉的好就回家去炼吧等。劝说我们写保证好回家。我们商量后，心想应付他们一下吧，就写不炼了，反正也没说是不炼法轮功，回去照样炼。于是我们被迫写了不炼功的保证。这样做是不对的。
第二天上班后，站前派出所的人就到单位来找我。问我炼功点的一些情况，叫我写对法轮功的认识。
过几天，派出所又来人，让我上交法轮功的书。不许我再炼了。
因为我去上访，母亲和我大发脾气，非常生气。我还没见过母亲生这么大的气。
第二次上访
我作为一个法轮功受益者，心里最清楚法轮功是最好、最正的。中共所有的宣传都是造谣诽谤。坚信做好人没有错。经过反覆的思考，我毅然决定進京上访，行使公民权利，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二零零零年六月初，我一个人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找到国务院信访办，看到通往大门的路两边到处是人，有的站，有的蹲或坐在地上。我進到了信访局里面，告诉门卫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就被叫到一个屋子里。里面已经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然后被要求填一张上访表，我如实填写了姓名和单位及上访原因。填完之后向外走，却被门卫拦住。不久当地驻京办事处的李海洋来了。他一见到我非常生气，狠狠的抢过我随身带的皮包，把我推上车拉到办事处。强行打开我带密码的皮包，拿走了里面的钱物。到了办事处就用手铐把我铐在床上。下午又来了一个叫荆平的法轮功学员，她被铐在我对面的床上。晚上睡觉也没给我们打开。第二天，让我们给打扫房间、洗衣服。到了晚上，我们戴着手铐被送上回当地的火车。
下车后我被送到抚顺站前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一个警察让我在拘留表上签字我没签，他说，不签也得送你走。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强行关進抚顺看守所非法拘留。
到看守所先被无理搜身，从里到外，被仔细检查，连胸罩都被检查，不许带任何东西。然后被关進一个屋子里。里面大约有二十多人。床是高出地面几十厘米的大炕。地上有一个长条形的水槽，靠门口的那头有大约一米多高的墙，挡着门口的视线。墙上安有一个水龙头，这就是洗漱上厕所的地方。看守的警察就坐在门口。屋子里的人吃喝上厕所都在里面。白天所有人坐板。晚上睡觉一个挨一个的，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
屋子里有三个法轮功学员。一天，荆平炼功时，犯人头过去不让她炼，我前去阻挡，结果被罚在门口蹲着很长时间。
我一進看守所就开始绝食绝水，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三天后，被送医院强行灌食。和我一起被送灌食的还有法轮功学员李莉。当时我们手脚被铐在床上动弹不得，食管从鼻子插進去，一边灌我一边吐，呕吐出来的东西顺着嘴往外淌。之后又把我们送回看守所。几天后，单位领导和家人来把我接出去。出去时，又被要求写了不進京保证。我在里面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离开时还让我的家人交了生活费。
出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常常感到害怕，甚至在家里听到外面警车响，心里都跳个不停，担心是不是来抓我的。同时，还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回家后才知道接我出来，政法委让家人交了3千元的遣送费。
丈夫也因世人误解法轮功的社会态度、高压的恐怖氛围，使他感到精神压力很大，逼我放弃修炼。
家里的其他亲人也不理解我，认为我是“拿鸡蛋碰石头”、“胳膊拧不过大腿”，都很害怕，给我精神上造成很大的痛苦。
在工作单位，各方面的骚扰不断
上班不久，一天上午，单位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公安一处的人找我。我被带到了公安一处。一于姓警察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和其它一些事情，我不明白他要我来这里干甚么。他可能没问出需要的东西，就直接问我是否传递了经文，我说没有，他不相信，威胁我，要验证笔迹。如果等验证笔体是我写的如何如何。后来他拿出一篇经文，然后他一边念一边让我写，经过验证笔迹不是我写的，大约晚上下班时间才把我放了。
七.一之前，市国安的人来单位找我谈话，询问我的情况，警告我不许去北京上访等。
七月的一天，站前派出所一个约50多岁的警察到单位找我，他们在市政协门前的栏杆上发现有悬挂的大法横幅，来问是否是我挂的。我说不是。他说，知道你不说谎。之后他又让我带他去了我的家。还对我说：如果我是他的孩子就把我如何。他進屋后把所有的房间查看了一遍，没发现甚么就走了。后来派出所的人还来要过我的照片。
十．一前夕，站前街道王主任等人，又到单位来，把我带到站前派出所，单位党委书记一同去了。他们威胁我，要送我去洗脑班。在场的人，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软硬兼施，对我進行围攻，逼迫我写了不炼功的保证，并限制我十.一期间不许出抚顺市。交2000元的保证金，一年以后如果不出事再还给我。（后来我去要了回来）
二零零一年四月，市政法委等部门的人找到我所在单位的公司组织部，要求我在一张“三书”上签字，否则就马上带我走。组织部长来到我的办公室让我签，说他们在等着呢，我不签。在场的单位同事看到这种情况为我着急。一同事急的哭了，要替我签。我不能让她做这种事啊，在内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明知不对还是哭着违心的签了。
单位的领导都知道我一直在炼，也知道我是好人。但怕我被抓受牵连，找过我谈话，让签字，写悔过书之类的，被我拒绝。后来知道，她们为了应付上面，曾替我签过字、做过保证，被迫弄虚作假。到了节假日，领导走过场一样也得对我嘱咐一番。那时即使没找我正式谈话，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的母亲及姐姐也因我上访受到骚扰，时常担心我的安全，精神负担很大。为躲避上门骚扰，年近70的母亲去了弟弟家。在医院工作的姐姐也因单位领导多次找谈话，精神上承受不住，主动放弃工作，买断工龄回家了。姐夫是一个单位的厂级干部，常能听到传达上面的文件精神，如公安要大干多少天、保证节假日安全等，里面都有关于法轮功的，把法轮功学员当作打击的对像。他们听到后，常为我的安危担忧。
这种不断的骚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搅的我整天心神不定，处处小心，在哪里都生怕被监视，担心遭到骚扰，没有安全感，生活在紧张和恐惧中。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肉体上折磨所带来的痛苦。
二零零四年十月单位改制，我主动放弃继续工作，买断工龄回家了。
离开单位不久，我和丈夫去了外地。丈夫怕我被迫害，始终承受着精神压力。不让我再找工作，也不让我和人讲法轮功真相和出去发真相资料。他如果看到我和人讲真相，不管在场有多少人，都会和我发火。因为怕我被构陷，所以对谁都不相信，就害怕到这种程度。
今天我把自己曾遭受的迫害写出来，揭露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剥夺做好人的权利。同时希望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写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迫害，揭露邪恶，共同制止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10/30/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1年10月30日发表）-248365.html#111029233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