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
黄玲 |
2017-05-13: 北京法轮功学员胡传林一家被通州区派出所骚扰
5月10日，通州区胡各庄派出所片警唐玉春到北京法轮功学员胡传林家敲门，并跟胡传林打电话，询问家里是否有人，胡传林当时正在上班，后来胡传林与片警唐玉春约好周五见面谈。5月11日中午，片警唐玉春又打电话给胡传林，说他这两天忙，周五不见面了。但是在当天下午及5月12日下午，唐玉春又多次上门骚扰。5月12日下午6点左右，唐玉春带着另一警察、三个协警持续敲门，被胡传林妻子黄玲拒绝后，便派一便衣蹲坑在门外楼梯处。唐玉春及三名协警持续骚扰到晚上7点多才离开。随后他们又开警车到小区另一大法弟子家去骚扰，晚上8点半警车才离开。不久，片警唐玉春又开车停在胡传林楼下，车里至少有三人。后面情况待补充。
3月8日，片警唐玉春曾骚扰过胡传林一家，胡传林告诉他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他要在职权内尽力保护大法弟子，不要参与迫害。本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吕经理也曾被迫参与骚扰。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7/5/13/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大陆综合消息-347867.html
2015-10-26: 北京胡传林、黄玲夫妇三月份被绑架迫害经过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10/26/北京胡传林、黄玲夫妇三月份被绑架迫害经过-318157.html
2015-07-08: 两次被劳教迫害 大学教师夫妇起诉迫害元凶
北京法轮功学员胡传林、黄玲夫妇为大学老师，他们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政快递出起诉江泽民刑事控告书，次日送达签收。
刑事控告书中写道：
“由于强身健体和寻求人生的真谛，我们夫妻相继在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此后身体各种病症彻底好转，近二十年没有吃过一粒药！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药费与社保基金。修炼后，我们心情平和，遇到矛盾都能够先从自身找原因，做事先考虑别人，将从前的埋怨、牢骚的思维状态转变成了平和祥善、向内找的思维方式中，这是只有亲身修炼大法才能达到的心态”。
迫害开始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妻子黄玲因上访在怀孕期间被非法关押，导致双胞胎早产，其中女婴在出生后十二天离世，男婴出生时仅为一千二百克。
十六年中夫妻二人分别两次被劳教、四次被非法刑事拘留，二次被迫流离失所，离开工作岗位，孩子无人照料，双方父母经常以泪洗面。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八十万元，造成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创伤巨大无比。”
在谈及起诉的缘由，控告书中写道：
“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伟大的法轮功创始人一再教导他的弟子们在被迫害中一定要秉持和平、理性、善良地讲清真相的原则，救度众生，全球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从未放弃过对迫害过自己的具体的工作人员、公检法机构人员的救度，以期把他们从即将到来的恶报中拉出来！鉴于此，我们决定起诉首恶江泽民！”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7/8/两次被劳教迫害-大学教师夫妇起诉迫害元凶-312123.html
2015-03-21: 北京胡传林、黄玲夫妇再遭绑架经过
中共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公安“610”、派出所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拍照、摄像、录音，声称向上交差，有的直接绑架到洗脑班进一步迫害。
在此期间，北京法轮功学员胡传林、黄玲夫妇再遭绑架。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教师黄玲，43岁。3月3日，胡传林外出上班并送孩子上学，晚上回到家中黄玲不在家，也没有留信。3月4日，胡传林请假一天四处打听寻找黄玲未果。
3月5日，胡传林找到他工作的学校二外保卫处说明此事，碰到朝阳区三间房派出所孟姓片警，胡传林就把黄玲消失怀疑被绑架一事说了，让他们帮助找人。并劝孟不要参与迫害，孟片警当时就变色说：“凭你现在说的，我就可以把你带走。”
3月5日下午，胡传林找到黄玲的学校传媒大学保卫处秦处长、王副处长，二人都推说不知。之前他们都说要送黄玲去洗脑班。
3月5日晚上9：30，两个警察敲门，口气很不善，声称是通县胡各庄警察，上门了解黄玲失踪情况。胡传林拒绝开门并说明天自己会去讲明情况。
3月6日上午，胡传林到派出所得知黄玲的母亲已经报案。
3月6日下午，胡传林失踪。
他们14岁的孩子，十几年来由于父母的多次被绑架迫害，小小年纪心灵饱受摧残。受父母的影响，他正直善良，性格宁折不弯，由于外婆被邪党毒害不愿理解他们，并且对他的父亲胡传林一再诋毁，他心理上就不愿亲近外婆。父母都被绑架，再遭打击的孩子无所依托，令人担忧。
据悉，北京“610”、派出所，要求在邪党两会期间监视法轮功学员或限制自由。北京朝阳区610、三间房派出所也对辖区内在册法轮功学员实行了此项命令。三间房管片恶警孟某，手里有几张名单，似乎有挂横幅被摄像录下的人，他们在此期间还绑架了其他学员，具体不详。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3/21/北京胡传林、黄玲夫妇再遭绑架经过-306522.html
2014-10-11: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图）
北京地区系列报道之二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无原因减发工资
黄玲，女，四十多岁，工科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任教师，是胡传林的妻子。非法劳教二次。中国传媒大学保卫处多次参与绑架管理学院教师黄玲。
胡传林、黄玲夫妇被迫害期间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约五十万元。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10/11/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图）-298828.html
2013-01-27:北京女子劳教所的奴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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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十岁的法轮功学员黄玲女士，被非法劳教两次，2002年9月——2004年3月，女所三队，大队长焦学先。黄玲女士所经历的奴工种类：织毛衣；做挂历，装箱；装减肥茶。
2007年9月—2008年7月，在女所六队，大队长白某某，被强制做劳教系统所有的劳教服。
2008年7月——2010年6月，在山西女子劳教所，黄玲女士所经历的奴工种类：
1、糊山西汾酒厂的汾酒包装盒。糊硬纸盒用的各种胶毒性很大，手上的皮肤浸在胶里，溃烂、撕破。
2、装酒楼的月饼；
3、穿装饰灯泡；
4、做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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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27/北京女子劳教所的奴工产品-268277.html
2012-10-28:请关注发生在北京高校的绑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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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明慧网报道，在庄偃红被绑架前的三个星期，另一位北京高校的法轮功学员也被绑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勤处职员胡传林，九月二十一日在他的办公室被闯入的警察绑架；十月十八日被非法劳教二年半。他的妻子、北京传媒大学教师黄玲被迫携子离家出走。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0/28/请关注发生在北京高校的绑架事件-264605.html
2010-12-06: 中国传媒大学女教师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中国传媒大学女教师、北京法轮功学员黄玲，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屡遭迫害。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被北京公安绑架，随后被非法定劳教二年六个月。在北京奥运前，被从北京女子劳教所转至山西太原新店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基本人身生存权被剥夺——饥饿、吃冷饭菜、不能洗澡、长时间罚坐，遭毒打伤痕累累。
下面是黄玲自述其在山西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我在被北京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九个月之后，被转入山西女子劳教所，在山西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延期三个月，被毒打、辱骂、饥饿、监禁。前一段被迫害的情况已经在明慧网上曝光出来，这次主要将我被非法延期后要求山西劳教局进行复议所遭受的迫害揭露出来。
写延期复核再遭隔离 申诉信被“安检”走
劳教所有规定，对于延期可以写申请要求复核。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依照规定把写好的复核申请递交给二队民警张娜，请她转给山西女所考委会、管理科。我在复核申请中写明了前前后后二队民警对待法轮功学员违法执法的各种事件。十月十四日，管理科尚科长拿来考委会对我申请复核的回复，但对民警的违法行为避而不谈。当我问尚科长时，她开始说没收到我写的反映民警执法情况的内容，又立即改口说这不属于她管的范围，信已经转到相关部门了，后又说我可以在收到劳教局的延期文件后三十日内向劳教局提复议，也可以在六十日内向法院提出起诉。我回答说我已经向法院、检察院、纪检委、司法局写了六、七封信，但是寄不出去，民警不给寄。
就在刚谈完话的第二天清晨，十月十五日，我就被大队长陈慧茹单独带到空着的六组，说让我“反思”。从那时起直到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我出所，我都是被单独隔离，不允许拿笔和纸，不允许写任何东西，后来经过多次申请允许写信时也是每次只给一张信纸（我的信纸由包夹保管）。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收到劳教局给我的延期三个月的文件，其中已将延期理由改为“散布反动言论”。这个理由本身就是非法的。大家知道，“反动”一词已被现代法律抛弃。象“政治犯”、“反革命罪”、“反动份子”这类带有很强阶级斗争气味的罪名已经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了，也就是已被淘汰了，不合法了。政府一再努力，要使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接轨，《国际法》中强调人权、信仰，没有政治斗争式的一类名词。用一个陈旧、早被摒弃的罪名给我延期，这就是非法延期。同样依据劳教局的规定，我提出写复议（给劳教局）。二队指导员陈慧茹给了我三张信纸，我在信纸的正反面写满了六页复议申请，装入信封交给大队长陈春香。十二月十二日，二队一位张民警通知我可以寄信，我赶忙去取被隔离前已写好的六、七封信，就是寄给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的申诉信，却发现所有的信已被不见了。问民警，都说不知道。我找到指导员陈慧茹问信哪去了，陈慧茹说：安检时收走了。向上级部门写的申诉信也成了违禁品。国家《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在被隔离期间，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二月，我陆陆续续给丈夫、母亲、姐姐、孩子、单位领导、单位保卫部写了六封信，讲述我被山西女所延期三个月和我在山西女所的遭遇。信写好了寄不出去，二队大队长陈慧茹、陈春香不给寄。我找到陈慧茹，陈慧茹让我找包教队长张冠群，而包张冠群说她做不了主，寄信的事得上队务会研究。最终张冠群告诉我，写给孩子的信给我寄了，其它的信件（写给单位及家人）不能寄。我为原因是什么，张冠群说：你写的是状告这儿的两位大队长，当然不能给寄了。我说：那也要看是否属实，属实就应该给寄。她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说的我管不了。不仅如此，我的信寄不出去，家人寄给我的信我也收不到了。从二零零九年十月至十二月，丈夫写给我的两、三封信、父母写给我的两封信我都收不到，最后丈夫不得不采用挂号信寄出，以防“丢失”。而到了二零一零年三月至五月间，我连挂号信也收不到了，信件全部被二队大队长雷红珍扣压。
基本人身生存权被剥夺——饥饿、吃冷饭菜、不能洗澡、长时间罚坐
自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我被隔离在山西女所二队九组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警察指派十名吸毒人员轮流看着我，每天两人。他们不允许我出楼门一步，不允许我与人说话，我终日被限制坐在监控摄像头正下方的一小塑料凳上，还不允许我站在窗前。平时门上锁，热水壶不允许放在组内，喝水、出来上厕所都要按铃请示。不允许我下去洗澡，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始终不能去洗澡，而大队长陈春香说：一年不洗澡也没关系。
不允许我去饭厅吃饭，饭菜都是包夹从饭厅带回给我，而在整个冬天，饭菜带回都是冰凉的。我在没炼功之前曾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六岁就得了这种病，每年冬天都要犯一、两次。而在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病就好了，十三年从没犯过，胃从没疼过。但在山西女所被隔离中，冰凉的饭菜使我的胃疼痛不止。带回的冷馒头我就用方便面袋子装上塞进暖气片中烤热再吃，后来冷菜我也是倒进方便面袋里尽量在暖气上烤热一点吃，而粥就没有办法了，想倒热水兑上，但壶不让放在组里，有的包夹也不愿给去倒，只有冷着吃了。整个一个冬天都是这样，我的胃疼越来越厉害。胃经常象针扎似的疼，返酸水，经常半夜会疼醒。我向二队指导员陈慧茹反映，陈慧茹说吃药，我说胃疼就是吃冷饭菜吃的，我要求去饭厅吃饭。她不吭声。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所里的高大夫到队里来，我跟她说胃疼的事，高大夫嘲笑着说：你用个保温饭盒呀。除此之外，饥饿也是隔离后对我采取的折磨手段之一。
二零零九年十月底至十二月，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让我吃饱。带饭的包夹给我带来的饭菜很少，实际她们也是在执行警察交代的任务。我向指导员陈慧茹反映不让我吃饱的事，陈慧茹不理睬，其实就是她命令包夹这样干的。我又多次找陈慧茹，讲这是侵犯人权，无论在哪儿，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不让吃饱是侵犯人基本生存权、健康权。陈慧茹最后不得不叫来带饭的包夹，让包夹在每顿饭前问我吃多少就带多少，这才结束了此次的饥饿问题。这些还是隔离后对我身体的摧残，而我在劳教所的两年九个月的时间里，每一天身体都在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直到我回家的时候，我的身体已很虚弱，腿是肿的，牙齿掉了三颗，头发也白了许多。
要求取消隔离而遭毒打数次至脑震荡、伤痕累累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在没有任何理由、把我隔离四个多月的情况下，我开始找二队的大队长、指导员，也向山西女所所领导写信，要求解除这种隔离。我写道：据劳教所条例，隔离一般指针对具有暴力倾向、已发生暴力行为的人员或患有严重传染病的人，我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条。因此我希望解除对我的隔离，让我与大家正常相处，而不是这种隔绝状态，因为我没有对谁构成危险性行为。可警察对我所提的不回答，我只好多次找、反映情况，也说到我的身体已被关得很虚弱，需要有个正常活动的范围，而不是天天关在一个昏暗的小屋里。每次找警察都很不容易，因为包夹随时都跟着我，她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我出门。找完警察回来后，经常被包夹骂、侮辱，说我在给她们找麻烦。我在跟警察反映问题时，包夹和其他吸毒人员也会一哄而上，动手使劲将我推、拽走，扔进九组地上。我的衣服也常常被扯破。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仍然迟迟得不到丝毫答复。三月二十日，我再一次向指导员陈慧茹、大队长雷红珍（三月二十日第一天正式来二队上班。以前她所呆的三队不存在了，三队被关的法轮功学员都到了一队）申请要来信纸（一张），写上我的要求。我当时写道：一、我要求取消对我的隔离；二、我要求得到劳教局对我延期复议的回复；三、我要求能够正常的收信、寄信，我寄给上级司法部门的信笺不应再被扣压。但是，我这封信还未写完，闯进来十来名吸毒学员，都是二队的组长、民管委（在队里被关押人员中担任一定职务的，也是警察使用的人）。他们直冲我过来，抢过我的写字板和信，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写信，你们要干什么？其中一人说：陈队长（陈慧茹）叫我们来看看你干什么。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贾鹏霞、王秀兰等她们的拳头劈头盖脸地就砸了下来。至少有六、七个人一起上手殴打。抓住我的头发，打我的头、脸，用拳头使劲捶我的头。我被打倒在地上，贾鹏霞拿我的写字板、拖鞋猛砸我背部和头，用脚持续踢我的腿，前前后后共有五十分钟的时间，我浑身是伤，疼痛难忍。这次参与暴力殴打我的吸毒人员有：贾鹏霞、王秀兰、甑晔、白巧玲、谢素芹、曹素芳等。此次我被打的整个过程指导员陈慧茹、大队长雷红珍在监控台上看的清清楚楚。她们看打的差不多了，派人将这十多名吸毒人员打手叫了出去，然后俩人走进来。
我向雷红珍说我被打，雷红珍根本不理，说：“谁打你了，没人打你”。我说：“刚才组长、民管委十来人打我四、五十分钟，你还怎么能说出没人打我？”雷红珍不说话了。陈慧茹转身走进对面的五组，将五组门关住，对着里面被关押的人员威胁说：“你们谁看见打她了？”没人敢说话，其实我被打时我的喊声外面人都听见了，有人隔着门上的玻璃也看见了，但谁也不敢说。陈慧茹继续威胁说：“谁要底下乱说，别怪我不客气。”她看到达到堵人嘴的效果了，这才离开。
因为被长时间的毒打，我的头被打成脑震荡，不能往下蹲、坐，稍一低头就头晕。整个头的后部、整个头皮都是火烧似的疼，没有一处是好的。不能看东西，看一会儿头就疼的受不了。颈部后部、整个背部、腿大片大片青紫。浑身疼的睡不着，侧躺在床上不能翻身，躺下后就坐不起来。
三月二十二日，我把二队指导员、大队长指使吸毒人员毒打我的整个经过写出后投入所长信箱。结果是招来更邪恶的毒打。
三月二十七日，两名包夹开始找碴辱骂我，我解释了几句后不再理她们。她们就冲着我破口大骂，又叫来别的吸毒人员，俩人按住我，一人开始用穿着一带鞋的后跟使劲踢我的腹部、腿部，我被按住不能动。然后她们握起拳头打我的脸、眼睛，当时眼睛被打得疼痛难忍，眼前一片黑。我说：你们这样打人的，我要求见队长。她们一听我说见队长，就更恶地毒打我。拿起鞋底砸我的头、后背，把我按倒在地，骑在我身上，用手掌、毛巾抽打我的脸，拿脸盆砸我的头。外边的王队长听到我的喊声进来责问我为什么喊，我说包夹打人，王队长一看我脸上的手印，无法否认，赶忙敷衍了两句就走了。她走后，包夹一看队长不管，更肆无忌惮地殴打。从中午十一点多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打累了，她们才停了手。我身体上新伤加旧伤，伤痕累累。就在这种恶毒的、发泄私愤式的疯狂殴打中，我也彻底看清了劳教所、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真实的一面。
三月二十八日，因为实在没有渠道向上反映我所处的这种被暴力殴打的恶劣处境，我只有朝窗外喊，要求见所长，希望所领导能够听到我的呼声。因为呼喊，包夹上前一把抓住我的头发，迅速关上窗户，将我扔在地上。
上午，大队长雷红珍叫包夹把我带出二队，带到工房（当时大家都在出工）。这是我被隔离六个月后第一次从黑屋中出来。我不参加劳教所这种体罚性的劳动，坐在一旁。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大队长雷红珍叫过我说，你报数我就让你去饭厅吃饭。我说我不会报数，因为我不是劳教人员。雷红珍说：“你不报数，我绝不让你去吃饭。”就叫两个包夹把我又带回了二队。
又一轮的摧残折磨——饥饿、不让睡觉、辱骂、毒打
因为我不答应报数，大队长雷红珍专门调换了包夹对付我。撤下原先的十个包夹，换上吸毒人员王美丽、张苗。王美丽是多次被劳教过的吸毒人员，她曾在两次劳教中为了减期、多挣分而积极地做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包夹，她非常熟悉劳教所、警察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这一套，可谓是轻车熟路了。在我临出所时，王美丽对我说，她也并不想那样对待我，没办法，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是上面让干啥就干啥，她也只是执行上面的要求而已。她说，在劳教所中没有什么善、恶，对待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以前就是打，打得你转化。另一个包夹张苗，她父亲就是黑社会的人，她自己从十四、五岁就在看守所里出出进进，平时就是骂骂咧咧、稍不顺她意就大打出手的人。
大队长雷红珍专门利用这两个人，明着让她们所谓“教育”“教育”我，想“办法”让我报数。对吸毒人员、包夹来讲，“教育” 就是暴力殴打，想“办法”就是折磨、摧残。三月二十九日，王美丽做包夹的第二天，她就背地里找到给我带饭的人刘丽君，叫刘丽君给我少带饭，不让我吃饱。刘丽君听她说连饭都不让人吃饱，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很反感。到吃饭的时候，她仍给我多带了饭。王美丽一看没听她的，又偷偷几次找到刘丽君，最后威胁刘丽君： “这是在转化法轮功学员，这是雷队长让这样做的，你再给她多带饭，你同情她，对她好，我就告雷队长去。”在劳教所中，谁要是对我们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帮助法轮功学员一点，在警察看就是与她们对着干，就会成为她们狠狠打击的对象。因此刘丽君不敢再为我带够饭菜，我告诉我需要多少她也不敢听。后来在没人的时候，刘丽君告诉我，其实这里（劳教所和那些警察）怎么回事她都知道，只是自己没办法呀。她说这里是让人变坏的地方。是呀，善良、同情、帮助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而在劳教所，在中共邪恶地打压法轮功学员的形势下，作为人的传统美德因为违背中共的利益而被人们摒弃。
从三月底到四月底，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处于饥饿状态。我不得不多次找大队长雷红珍说：吃饱饭是人的基本生存权，你这样用饥饿的方式折磨我是违法的。雷红珍根本不以为然，说她不管，这是劳教人员给带的饭，带多少是人家的自由，她管不了。雷红珍是明着在撒谎。如果不是某个警察为了私利在背后命令、怂恿、威胁，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充当她们的工具。最后在我对雷红珍说到，如果她不管我就向上级反映时，她这才叫来刘丽君，告诉她以后我吃多少就带多少。一个月饥饿的虐待这才结束了。
四月二日晚，王美丽、张苗为了尽快达到让雷红珍满意，给我“加码”整治我。六点钟从工房回到九组，她们将我的小凳子抢走，不让我坐，逼我站军姿。把我的饭端走，不让我吃饭，不让喝水、不许上厕所。王美丽、张苗一左一右夹住我，把我拖到监控头照不到的墙角处。王美丽一拳打在我的胸口，顿时我感到疼得呼吸困难。张苗打我的脸，不停地打我几十个耳光，踢我的腿，用鞋猛踩我的脚、脚趾。俩人又使劲掐我的胳膊内侧、两肋。她们边打边笑：你不报数，以后天天就这样折磨你，看你能撑多久。将近十点，王美丽、张苗打够了、打累了，就拉着我，非要我去跟大队长雷红珍说我答应报数了。我说我不可能报数，她们又威胁我要是不那样说，以后会对我更狠。我跟着她们走到监控台前，我对雷红珍说：“雷队长，王美丽、张苗一直在殴打我，从六点一直打到现在，这是你叫她们这样干的吗？”王美丽、张苗没想到我会这样说，她俩当时就傻眼了。雷红珍感到很尴尬，她说：“我没说让打人，你先回去，等点完名再说。”王美丽、张苗，还有其他几名吸毒人员不让我再说，把我推进九组。我知道再出来很难，雷红珍是在推脱，她不会再找我，我只有自己想办法讲出来，不能让包夹这样肆无忌惮地行凶。刚一点完名，我就从九组跑了出来，没等跑到监控台，我就被多名吸毒人员给拽住了。我高声喊：“包夹王美丽、张苗动手打我，雷队长你不管吗？”我高喊的声音，二队的每个人都听到了。几个组长、民管委跑过来，又把我推进九组，让我小声点、小声点。这时王美丽、张苗看我喊出来了，她们背地里干的那些事，瞒不住了，态度立刻就变了。张苗说：“打已经打了，还能怎么办？不行你打我。”王美丽立刻给我拿来凳子，把饭菜端上，用热水泡上要我吃，一改刚才打我时的恶态。过了半个小时，雷红珍把我叫去。现在她们劳教所警察虽然利用着吸毒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打、骂、妄想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但她们表面上也不敢说是她允许吸毒人员打的（前几年她们可是说打就打了，算白打），她顾及那身衣服，雷红珍对我说：打人是不对的，我们从来就不允许打人。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我是要批评她们（包夹）的。随后她将一封扣压了一个星期的我的家信给了我。
雷红珍将她以前在三队（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二零一零年三月份解体。三月二十日雷红珍调到二队，另一指导员刘忠梅调到一队。去一队的还有被关押的三十名法轮功学员）对付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拿了出来：不让睡觉。中午不让睡，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让睡，称其为“反思”。在劳教所中，她们可随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睡眠时间，最短只让睡一个多小时，甚至二十四小时不许睡。同时让包夹陪着。这时包夹就受不了了。雷红珍让王美丽、张苗轮流看着我不让我睡。她们熬了三天就熬不住了，说：“不让睡觉有什么用？不让睡觉就报数了吗？也不让我们睡，白天还让我们出工，任务一点儿不减，真没人性。”后来她俩干脆看到不是雷红珍值班，就让我睡，她们也睡。雷红珍一看没办法，最后允许我中午睡，晚上还要坐到十二点才让睡，一直到我六月八日出所。
天天被打骂 打人者遭报应 恶剧收场
王美丽、张苗看出故意合伙殴打我行不通，而雷红珍还是让她们继续想办法叫我报数。她们就在日常生活中找我的碴，找借口骂我、打我。每一次排队、出楼门时我不报数（山西女所要求进出门报数），张苗在我身后面就是一拳打过来，甚至我下楼梯时她还觉得不解气，又从上面拳头打过来，好几次我都要竭力站稳以免摔下去。每天如此，我也天天被打。
有许多被关的人都亲眼看到了包夹打人的恶行。事后她们悄悄对我说：“我们看到了，好多人都很气愤，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是那句话，恶有恶报吧，这种人一定会遭报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就在王美丽、张苗天天打我、持续了十多天后，王美丽从家里电话中得知，她唯一的儿子因抢劫罪被逮捕了，面临着被判刑。而张苗，在四月九日晚上，她又一次对我大打出手，把我的头发拽落的满地都是。打我的整个过程被大队长雷红珍在监控台上看的清清楚楚，雷红珍无法再包庇张苗，只好在第二天，四月十日，把张苗撤了下来，又换了另一个人做包夹。至此，大队长雷红珍想利用吸毒人员王美丽、张苗对我施压、饥饿、不让睡觉、肆意打骂我以达到强迫我报数的这场丑剧也就不得不草草结束了。
用延期逼写总结
在我距离释放的前两周，雷红珍让别的警察找到我，让我写总结，说劳教所就这么规定的，想出所就必须写总结，不写就延期。我说：劳教所还有哪个事情是讲法律法规的？劳教所不也规定延期可以写复议吗？我的复议写了已经半年了，谁回复了？它怎么不讲法律了？警察不说话了。后来她说劳教所要延期的事，我说：别说三个月，就是三年，它也改变不了我。后来她们警察背后里说我：她也不想回家。我做好了再被延期的准备，这个时候通知我要被释放了。按惯例，在被释放前允许给家里打电话通知来接。雷红珍不让我打电话，也不想通知我家人，直到被释放那天单位和当地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的人到了山西劳教所门口，还未通知我家人。最后雷红珍迫不得已才给我家人打电话。等家人从北京赶到山西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而我则是在六月八日夜间近十一点走出劳教所大门。在出来前，她们又强行搜身，强行扣下我的合法信件。因为这次可能被延期的消息及时由同修在明慧网上曝光，同修为我发正念解体迫害，这里再次谢谢同修及明慧同修对我的所有帮助。
父母被恶党绑架 孩子一人飘零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丰台镇派出所警察将我、我丈夫从单位绑架之后，有一名警察从小学校将我们八岁的孩子叫出，在校长办公室“审问”了两个小时，之后将孩子交给孩子的大姨。我父母闻讯从老家赶来照顾孩子，因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我母亲每天早上六点带着不足十岁的孩子挤公交车、地铁送孩子上学，晚上再接回去。心理的压力加上长期的劳累，我母亲的眼睛很快看不清东西，得了白内障。为了照顾小孩，没有及时治疗，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又转为急性青光眼，必须立即住院动手术。小孩无人管，老人住院，父母被关，无家可归。只得将小孩送到他父亲单位保卫部，吃、睡在保卫部。小孩经常吃不饱饭，没有地方洗澡就不洗澡，发烧上不了学就自己在保卫部的床上躺着。半个月后姑姑从老家赶来把孩子接回老家。两年的颠沛流离，每当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同学身旁，孩子的眼里就噙满了泪水。
结束语
我自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镇派出所绑架、劳教迫害两年六个月、延期三个月。在北京女所我被关押九个月，在山西女所关押两年。而每一天都是在侮辱、谩骂、殴打、各种手段的折磨中度过，对我身体与精神的摧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我所经历的是劳教所集中营式、地狱般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幕，这就是中共邪党的所谓“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感化挽救”，实则充斥着血腥与邪恶。
然而，苦难是暂时的，在魔难中我们越来越能看到未来的光明，而在整个绑架、非法审讯、非法劳教、非法关押、强制洗脑的过程中，站在中共恶党一边甘心为它卖命，充当黑手的人却是最危险的，你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我们法轮功学员不计一切的为你们讲真相，不要再一错再错了，那时不仅自己、连同亲人都会跟着遭殃啊！当形势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还指望中共邪党为你撑腰吗？邪党下地狱，你也要拽着家人跟它一同下地狱吗？
虽说政策是上面定的，可是具体执行这邪恶政策、进行实施的确实是具体的某个人。人做什么都是为自己做，善结善果，恶结恶果，善恶有报是天理。从九九年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经过十一年的时间，面对暴力强权我们法轮功学员始终是平和、理性地讲真相，我们为的是我们的同胞不被谎言蒙蔽，在这历史的最最关键时刻，不迷失，能够找寻、认识到自己等待、盼望的归途。
很多人都明白我们法轮功学员是很好的人，即使劳教所中很多警察，她嘴上不说，她心里也明白这群人的道德品质很高。更何况有的警察已经直接说出来“我知道你们是好人”、“现在谁不知道共产党坏”。试想在这种急速变化的形势下，还分不清是非，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助恶为虐、迫害好人，如果不赶快清醒，等到做过的恶事面临清算的时候，那是无比痛苦的。而且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也会祸及家人、父母儿女。
在全国、在北京，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应的例子太多了。自古善、恶不能混，做一个真正清醒、理智的人吧，远离中共恶党，真正自己主宰自己的行为。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让我们不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而后悔。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2/6/中国传媒大学女教师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233335.html
2010-06-09: 大学讲师在太原新店女子劳教所遭迫害
北京法轮功学员黄玲，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讲师，二零零八年七月，被从非法关押的北京天堂河女子劳教所转至山西太原新店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由于她坚定信仰“真、善、忍”，被新店女子劳教所二队非法延期三个月，将于今年六月上旬到期。目前，黄玲被迫害得身体很虚弱。
大学讲师黄玲，三十五岁，被非法关押在山西新店女子劳教所二队。劳教所狱警因她坚定修炼，拒绝“转化”，对她非法延期三个月（原刑期今年三月到期）。
新店女子劳教所指示恶人对黄玲殴打、体罚、关禁闭、用吸毒人员包夹。不让睡觉，不让下去吃饭，不让洗澡。不允许通信、通电话，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扣压她向当地检察院申诉状、向中国传媒大学讲真相的信件。
新店女子劳教所恶警对非法延期一事，不告知家属和黄玲所在单位，完全是无法无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请海内外有良知的人共同营救正在被迫害中的黄玲。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6/9/225115.html
2010-04-21: 山西女子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案例
山西新店女子劳教所现还非法关押大法弟子30多人。王姓所长40多岁，表面看不怎么恶，实际上利用吸毒卖淫女打骂坚定的大法弟子。这些劳教人员为了减期回家，丧心病狂的摧残法轮功学员。
山西女子劳教所奴役法轮功学员，工房不通风，干活用的胶有毒，并且长期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睡眠， 每天只睡五个半小时，强迫坐小板凳，不让说话，限制上厕所，强迫听诽谤大法的录音，从身体上、精神上折磨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几位在山西女子劳教所遭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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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玲：30多岁，北京大法弟子，北京传媒大学教师，因不配合邪恶，被邪悟的梁蕊举报，借口传“经文”被延期两个月。（梁蕊，28岁，北京人，因在新店劳教所后期参与迫害出卖大法弟子，提前两个月与年后释放）现黄玲关押在二大队由吸毒学员看管，任意打骂，酷刑折磨，不让睡觉，不让下去吃饭，不让洗澡，那天在厕所窗户口喊“这里迫害人权，不让体罚实际上劳教所就是利用吸毒人员用酷刑打骂坚定的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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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4/21/221920.html
2010-02-10: 山西女子劳教所图谋超期劫持北京籍大法学员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女子劳教所的部份北京籍大法学员，应在近期出狱。据悉，劳教所企图利用当地洗脑班继续迫害她们。
山西省女子劳教所在太原市，去年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一百二十多人，其中于零八年奥运前被转移来的北京籍大法学员有六十人，山西籍六十多人。主要被集中关押在二队、三队。北京籍大法学员有半数人员已出狱，剩下的人应在近期出狱。据悉，劳教所企图利用当地洗脑班继续迫害拒绝“转化”的大法学员。
北京传媒大学讲师黄玲，三十五岁，被非法关押在山西女子劳教所二队。劳教所狱警因她坚定修炼，拒绝“转化”，对她非法延期三个月（原刑期今年三月到期），目前正对她进行严酷迫害，令犯人“包夹”她形影不离，与其他人隔离，禁与外界通信，剥夺一切权利。黄玲现被迫害的身体很虚弱。
望北京大法弟子和山西大法弟子正念解体山西女所背后邪恶以及北京各地洗脑班背后邪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2/10/217882.html
2010-01-21: 北京多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正在被残酷迫害
08年奥运前，北京多名不向邪恶妥协的大法弟子被转移到山西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至2010年1月将陆续到期，但劳教所拒绝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正在使用邪恶手段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
据了解有几名大法弟子从2009年6月至今半年多，劳教所拒绝家人会见大法弟子。劳教所的说法是：不写三书，当地街道610办公室（610现在都下设在乡、镇、街道）的人要和家属一起来接人，没有转化的直接送当地转化班。这些家属非常担心她们亲人大法弟子的处境。
被非法关押在山西女子劳教所的北京大法弟子：
北京传媒大学讲师法轮功学员黄玲，34岁；
北京密云法轮功学员郭秀云，50岁；
北京海淀航空材料研究院法轮功学员李月金，40岁；
北京海淀法轮功学员马凤琴，50岁；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21/216628.html
2009-12-12: 大兴女子劳教所恶警秘密将大法弟子转押
从狱中回来的同修说，大兴女子劳教所的恶警，把不放弃修炼的大法弟子，在夜间不知甚么时候就给转走了，连同屋的都不知道，恶警做的非常隐秘。后来才知道其中包括在“邪恶六大队”非法关押的北京媒体学院教授黄玲，她是第二次被劳教，她丈夫也是北京媒体学院教授，也是二次被劳教，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他们的孩子才八、九岁，由七十多岁的姥姥照顾着，老人的身体有病，又想念女儿、女婿，还要照看年幼的外孙，状况非常不好。
被转走知道姓名的大法弟子还有：在北京从事业务工作的孙义，密云县的贺明琴。还有几个不知道姓名的。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12/12/214263.html
2009-10-31: 山西太原女子劳教所毒打折磨法轮功学员
北京法轮功学员黄玲自述遭迫害
北京法轮功学员黄玲在二队也屡遭邪恶迫害。以下是她的亲身经历和自述。
我是北京法轮功学员黄玲，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我于二零零七年九月被北京市国保和丰台派出所从单位绑架，被非法劳教二年六个月。二零零八年七月，从北京天堂河女子劳教所被转到山西女子劳教所三队，因拒绝“转化”，九月被转入二队。
二队的警察不允许拒绝“转化”的学员与家人通电话，我目前有一年多没有和家人通上电话，家人寄来的信件往往都是滞后一月，我才能收到，我戏称从北京到太原，乌龟都爬到了，信件还没到。
我们正常的最基本的生活卫生用品的购买也被屡屡禁止，有时每月只让买十元的日用品。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劳教所自身所规定的很多基本权利对我们坚定信仰的人来说都等于是零。比如：“禁止写字”，“丢失物品白丢”，“禁止购买”、“禁止通话、通信”、“禁止如厕”。
自我二零零八年九月来到二队，大队长陈慧茹就强行没收我的钢笔和写字本子、信纸，理由是这里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写文字。她多次威逼吸毒的包夹寸步不离的监视我，禁止我与他人说话。如果我有甚么她们认为不当的言行，包夹则会被警察折磨、恐吓、谩骂、甚至殴打，包夹范红梅痛苦不堪，跟大队长提出不做包夹，被其恶毒的掌掴面部。
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我正在书写一些文字，陈慧茹发现后一把抢走我的纸张；
七月二十七日在其命令下，包夹强行抢走我的本子和油笔；
七月二十八日，包夹又强行抢走我的笔芯并抓破了我的手；
八月二十一日，陈慧茹对包夹下令：只要黄玲写字就抢。随后，她们就如狼似虎般的抢走了我新买的油笔并折断，晚间，又将我给所领导的信偷走交付陈慧茹；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包夹一把抢走我的纸，我拉她出去评理，在全组人员的众目睽睽下，她和另一名包夹摁住我，并踢打，当班的副大队长陈春香却视而不见，不管不问。
九月十一日，包夹抢走我的纸笔，并做出打人姿势，我坐在楼道中表示抗议。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五日，二队发生多名吸毒人员包夹蓄意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晚十点多，陈慧茹、陈春香把我叫到办公室，声称要和我聊聊。我要求严惩打人者，陈春香一口回绝说不管。陈慧茹狡辩的说：强行制止法轮功学员也是互相帮助。我问：“打”也是互相帮助？“强行”就是大打出手？陈春香接过话茬厚颜无耻的说：对，我丈夫打我，我就乐意，打就是互相帮助！我顿时觉得她们既无耻又可怜。
我说：你们不管，我就继续反映，总有管的地方！二陈说：不怕，你尽管反映。陈慧茹说：我就是一颗红心跟党走。陈春香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说：即使这样也心甘情愿。陈慧茹接着说：不信，打你试试，怎么着。我说：那你就试试吧，但你的制服可能就保不住了，我该往哪反映，就该往哪儿反映。
接着，陈慧茹伪善的让我说说是如何炼功的，我回答你不懂，你也听不進去，我不想说。她继续装模做样：我们可以作朋友。我说：你跟着中共走，我们路不同，永远都不会做朋友。陈慧茹这时用力挑釁的把我挤向墙角，边说：非做朋友，并用胳肘顶着，我动不了，我说：是不是要动手？陈慧茹不说话，陈春香一言不发，观看陈慧茹的表演，我挣脱后拉门就走，陈慧茹堵住门，说你想走就走？又把我挤到墙角，如此反覆，直至午夜十二点。
当我回到就寝处，才知道她们这一出闹剧的真正用意，我的床铺被翻乱，我写的东西被包夹全部偷走。九月十九日晚，二陈将我、包夹、组长叫到办公室对我做问讯笔录，说我写“法轮功经文”，要制裁我。我要她们拿出文件依据。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李秀珍委托我写的被打的反映信件被包夹收走。陈春香说我没有权利写这个。随后，陈慧茹让我写关于经文的检查。我说我没错，不会写的。九月二十九日，我在二队看到了延期我三个月的公示，罗列的罪名是“私藏法轮功经文”。我立即要求陈慧茹给我看法定文件依据。我给二队写了公开信：
我是法轮功学员黄玲。今天（九月二十九日）我看到公示栏中贴出：“私藏法轮功经文” 延期我三个月的公示，我要求看到法定文件依据。
这种不惩办打人者反而压制报复讲真话者的行为为人所不齿，延期是非法的，我会将事实真相讲出来，让人们看一看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谁在违法犯罪。
人的行为都是自己做的，而且只为自己做，延期与不延期是你们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我只要走好自己的路，选择好自己应该做的就可以了。一年与一年不一样，时间会将真相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大法修炼者的未来，明白真相善良的人的未来是永远美好光明的，错过机缘的人是最可悲的，那也是注定了的，自己的选择。
黄玲
九月二十九日
中午，我将公开信递给陈慧茹，陈说：你写上来就行了。我说：我需要看到文件，因为公示有个时间，我得向上反映。陈大吼：我告诉你写上来就行了。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会向上反映。我说：好，我也会把真相讲出来。
在劳教所里，中共做出了它最后的表演，所有真正的邪教伎俩一览无馀：欺骗、恐吓、拉拢、暴力、挑拨等等。其目地是在最后的挣扎中迷惑那些容易被迷惑的人，让人跟从它走向毁灭，走向不归。可惜它使尽浑身解数也达不到目地，时过境迁，它的末日已到，即使那些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们也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在众人心中早已失去了信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10/31/211475.html
2009-09-20: 北京多位白发老妇被戴铐送往山西迫害
（明慧通讯员北京报导）2008年奥运前，被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大法弟子被分散劫持到外地，其中60人被送到山西，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在山西的劳教所，狱警指使服刑犯人对她们野蛮虐待和折磨，强迫她们放弃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
到发稿日期止，被送往山西关押的知道名字的北京市密云县大法弟子有：张桂英（65岁）、陈洪燕、张兰英、罗凤田、张俊伶、冯润青。
2008 年的6月份，恶党为了开奥运会，将北京女子劳教所劫持的大法修炼者分散到外地。据说共有10个地区，其中7月17日分送山西2车共计60人，包括北京市密云县的大法弟子8 人。7月16日晚深夜，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狱警秘密的将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一个个的叫到狱警室让签字，并从偏门出去上车，把两个大法弟子用一个手铐铐在一起，押送大法弟子的车上拉着窗帘不许往外看。
等押送大法弟子的车到了山西，接收大法弟子的劳教所的狱警集合所有服刑的犯人，到劳教所大门口、道的两边，夹道“迎接”分到那里的法轮功修炼者。道两边的人群中，看到前来的尽是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很多人不禁落下了眼泪，有的还喃喃自语说：为甚么把这么多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抓来，还两个铐在一起，共产党怎么这么怕这些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修炼法轮功呢？……这样对待这些白发老人，天理不容呀！
而后狱警和犹大颠倒黑白的诋毁法轮大法，狱警对到这里的大法弟子進行严酷迫害，并以减刑引诱服刑的犯人，三、四人一组，24小时轮番迫害大法弟子；逼这些大法弟子写背叛大法的“四书”。大法弟子進行抗议，有的大法弟子坚决不写，对狱警、包夹的服刑人员讲真相；狱警不理不睬，还气急败坏的将大法弟子冯润青和另一个不知名的大法弟子送往严管队進行迫害。狱警及被指使迫害大法弟子的服刑犯人，24小时不让大法弟子睡觉，严格监控、迫害；由服刑犯人组成的包夹跟着。连续三个月，早上5点起床，中午不让休息，晚上12点才让入睡。7月的天气气温高，蚊虫又咬，在邪恶的迫害下、在残酷的高压下有的同修违心的妥协了。三个月后狱警又将大法弟子黄伶、郝京琼送往严管队，将郭秀云送到严管组進行迫害。狱警强迫坚定信仰的大法弟子坐在一条20公分的小窄凳，长时间不准动弹。
2009年4月份，狱警将山西当地大法弟子李宏绑架。到劳教所后，由包夹4班倒進行迫害，24小时不让睡觉，逼迫写“四书”，李宏坚决不写，狱警指使包夹不是打就是骂，每天不断的折磨，常常传出惨叫声，就连狱警都感到毛骨悚然。有人看见李宏的臀部和大腿都被打成黑紫色。尽管狱警使尽招术，李宏也没有改变修炼的心，坚定的相信师父、相信法，丝毫不动摇。
迫害大法弟子的山西狱警：刘忠梅、石尖、王大丽（音）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9/9/20/208683.html
2009-06-28: 山西女子劳教所化名山西女子戒毒所
山西女子劳教所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卖力，二零零八年成为所谓的部级“文明”劳教所。今年春天，为掩盖罪行、逃避舆论谴责，山西女子劳教所的牌子变成了山西女子戒毒所，但是里面仍然非法关押着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北京开奥运前转来的法轮功学员，她们在那里没有基本人权，人格遭到侮辱。
三大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大队，主要责任人是教导员刘忠梅和大队长雷红珍。从二零零一年到现在，她们为自己的升迁和利益，不听善劝，一直追随中共迫害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严管，隔离，由吸毒者或刑事人员包夹贴身监视，单独封闭在储藏室和理发室，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让回到严管组睡觉。早五点起床后，一天到晚被吸毒人员随意侮骂。按那里警察自己的话说：不放弃信仰那就是度日如年。
现在狱警刘忠梅和雷红珍以伪善者面孔出现，表面上善不离口，背地里却唆使吸毒人员和刑事人员对被包夹严管的法轮功学员行恶，告诉她们：不管你们用甚么样手段，不管你们用甚么办法都行，只要没有外伤就行，必须让她们写四书转化，写出所谓的总结；如果她们不写就扣你们的分。吸毒人员和刑事人员都想讨好警察，减日期早回家，就大打出手。
......
北京法轮功学员黄玲，34岁，传媒大学讲师，坚持修炼大法，讲真相，刘忠梅和雷红珍转移黄玲去二大队迫害（该队劳务重，环境恶劣）。黄玲到二队后仍不配合，不妥协，不做奴工，不带胸卡，一身正气。她被天天罚站，身体日渐消瘦。
......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6/28/203563.html
2009-05-30: 儿童节 多少孩子含泪思念爸妈（图）
父母双双遭绑架 八岁孩子被审问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教师黄玲和丈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务处职员胡传林，因炼法轮功，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双双被绑架。现黄玲被非法关押在山西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胡传林被非法劳教二年，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
胡传林被绑架后，国保的人秘密带胡传林到一家宾馆里，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逼迫他说出家里放法轮功书籍的地方。最后居然拿出刑具，一种类似于喷雾器的东西，只要按下去，喷出来的烟雾能使人窒息，来威胁他。
北京市局、丰台分局还干了一件最见不得人的事情：黄玲和胡传林分别被绑架后，北京市局、丰台分局警察就从定福庄二小把黄玲和胡传林的孩子叫了出来，他们连续问了孩子两个小时，问黄玲和胡传林都去过谁家，八岁的孩子最后抵不住，说去过小轩阿姨家。就这样他们随后就把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教师轩金鸽老师从家中带走，然后以搜到家中一份法轮功资料为由，非法劳教她两年。
在轩金鸽被劫持在丰台看守所期间，她远在新疆的父亲听到女儿被关押，心里又急又担心，几天之内就不幸去世了，临终前也未能见女儿一面，现轩金鸽也被非法关押在山西女子劳教所。
那种阴森、恐怖的审问，对八岁的孩子会造成怎样的心理负担？那种恐惧之后还会时时伴随着他，而父母又双双被劳教，没有人能安慰的了孤独痛苦中的孩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残忍！何止这些，黄玲一九九九年遭中共邪党迫害，当时黄玲已怀有身孕，是双胞胎，被迫害后，于一九九九年秋早产，女儿夭折，儿子虽侥幸存活，但身体不好，这个小生命在娘胎里就遭受摧残，现在又被强行夺走双亲的关爱呵护。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5/30/201909.html
2009-04-06: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我一家这两年遭受的迫害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教师黄玲，我丈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务处职员胡传林，我们都炼法轮功。现在我是在山西女子劳教所，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将两年来经历的事写出来，希望大家了解具体发生在我们一家人身上的事情。
2007年9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动用了三十多名警察，把我和丈夫从单位强行绑架走，随后强行搜家，非法审讯、捏造事实、强行送至劳教所。整个过程都是秘密的、黑暗的、怕曝光的。
我被绑架后，12日下半夜三点被劫持到丰台看守所，从9月12日到10月17日我和丈夫都被关在丰台看守所。在这期间，我被所谓的“提审”了两次，提审员是丰台镇派出所警察，他们反覆问我炼不炼功，干过甚么事情，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教人向善，我们除了炼功，没有做甚么事情，当然我们会告诉别人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让人知道真相。
在此同时，我丈夫胡传林被国保的人秘密带到一家宾馆里，从9月11日至9月17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逼迫他说出家里放法轮功书籍的地方。最后不惜拿出刑具，一种类似于喷雾器的东西，只要按下去 ，喷出来的烟雾能使人窒息，来威胁他。
北京市局、丰台分局还干了一件最见不得人的事情：9月11日我和丈夫分别被绑架后，北京市局、丰台分局警察就从定福庄二小把我们孩子叫了出来，他们连续问了我们孩子两个小时，问我们都去过谁家，八岁的孩子最后抵不住，说去过小轩阿姨家。就这样他们随后就把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教秘轩金鸽老师从家中带走，然后以搜走家中一份法轮功资料为由，非法劳教她两年。
在轩金鸽老师被劫持在丰台看守所期间，她远在新疆的父亲听到女儿被关押，心里又急又担心，几天之内就不幸去世了，临终前也未能见女儿一面，现在轩金鸽老师也被非法关押在山西女子劳教所。我这里不想特指哪个警察，他们是在执行所谓的“任务 ”，当然这种迫害善良人、无辜者的所谓“任务”本身是邪恶的，是执法犯法的行径，也是未来审判他们的罪证。我想说的是共产邪党就是这样以卑鄙的手段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的，从九九年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这样干的。天网恢恢，善恶必报！
10月18日，我们被送到北京调遣处，所有被劳教的人都要从调遣处过一趟。在调遣处里，警察（十六队大队长，付××为首）把我带到了一间单独的房间，叫了四、五名卖淫、吸毒人员围着我，逼迫我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炼功。我不写，她们强行让我蹲着，按着我，逼我就范。前前后后進来了十多名警察给我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她们不让我站起来，并且不让去厕所。因为不让上厕所，我就不想再喝水，也吃不下饭，那个为首的警察急了，亲自灌我喝水、吃饭。为了逼我放弃炼功，警察让那四、五名卖淫、吸毒人员在纸上写满了谩骂的话，都是那些不堪入耳、恶毒的侮辱法轮功的话，按着我的手往上面按手印，说这就是我写的，然后往我身上贴。在警察的默许下，那四、五个人按着我，不让我动，因为蹲的时间长，腿、脚麻的失去知觉，可我动一下，她们就连掐带拽。从上午九点一直到晚上八点，十多个小时的时间，等我站起来的时候，腿都不能伸开，膝盖处动不了。
从那以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都感到自己右腿大腿处一阵阵疼，每次坐后站起来的时候，不能马上走路，就是走起来也一拐一拐的，要活动一会儿才好些。据我所知，和我一块儿被送到调遣处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逼写“保证书”的时候，也受到如此“待遇”她经历过后，双腿肿了许多天。还不止如此，共产邪党人员对我们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远不止这些，这只是他们惯用的那么一点点手段。
2007年11月21日我被由调遣处劫持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劳教所是中共邪党体制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目前在世界各国都不存在劳教所，只有中国有。按照国际司法制度，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必须得经过法庭、经审判。而中共邪党的劳教不经法庭，直接上报所谓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即可，是否劳教、劳教时间长短，抓人的恶徒就可以说了算。这种不经法庭、不允许聘请律师辩护、由行政机关作决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过程严重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劳教所在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起了很坏的作用，它是共产邪党非法关押、用强制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主要场所，在这里面发生的事情不亚于当年的文革，甚至更甚。劳教所的黑暗，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很难想像。
北京女子劳教所关押了五、六百名法轮功学员，并且百分之六十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法轮功学员。一進劳教所，我就再被逼着写“保证”，劳教所比调遣处做法更甚，采取的是“熬鹰”的手段，就是不让我休息。几个警察围着我，轮流地不停地说，一直到夜里两点才让我回去睡觉，然后四点就又把我叫了起来。当我当面给她们指出来，讲这是共产邪党迫害我们法轮功的手段，是熬鹰，是侵犯人权，剥夺我休息的权利，她们无话可说。后来她们干脆把墙上唯一的一个钟表摘了下来，不让我看到时间，以便继续这种迫害手段。她们美其名曰这是“让你多思考，早点让你睡觉，你就不会去想问题了”。试问，有这种让人思考的方式吗？这就是共产邪党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转化法轮功学员 ，所谓的“教育、感化、挽救”。
在这期间，劳教所还采用了不让我上厕所、让我长时间站着等迫害手段，并且在我面前一遍遍谩骂、威胁我如果不放弃就要被送進监狱等等，不法警察们这些所作所为都不敢让人看见，她们也不让我与其他人见面。这种迫害完全隐蔽在黑暗的、不让人见的黑屋和角落里。我亲眼看到和我同一天進入女子劳教所的一名延庆的法轮功学员，她叫闫玉琴，四十九岁，她在这个劳教所里被迫害的精神失常的整个过程！我也因为试图帮助她、制止她周围的“包夹”打骂她多次受到警察的威胁、恐吓。在我离开北京女所的时候，闫玉琴已经被单独放在了一个房间，由一名包夹人员看着，在此之前，闫玉琴被精神病专家做了两次监定，警察不敢公布监定结果，只是说闫玉琴患了神经官能症。
在这个黑暗的北京女子劳教所里，我呆了二百三十九天，唯一让我能够感到我与外界还有联系的就是每月家人来接见，可是就这仅有的一点联系，很快也被剥夺了。
2008年7月17日凌晨三点，劳教所警察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让我穿上衣服，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只是说有事，并且开始派人去收拾我的物品。五点钟，把我押送上了一辆注明『司法’的大巴车，同时押送上去的还有另外五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长途，我们被转到了山西女子劳教所。为甚么转所？没有人给我们解释。只是在私下里，警察说这是为了“保”北京的奥运。用这种方式“保”奥运？共产邪党抓了人又怕人看见、怕人说？这样做是不是就标志着中共邪党统治下的社会人权状况在变好？社会更加和谐了？由北京送到山西的法轮功学员有六十名，不止这些，我知道我们是北京女所第四批转到外地的，前面还有三批，有的去了东北马三家，有的去了内蒙古……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现在都流落在外地，无法与家人见面。我想共产邪党它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它害怕，因为它干的那些坏事太多、太无耻，所以拚命制造谎言以及通过其他手段掩盖真相。
山西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有百馀名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大的有六十八岁，最小的有二十六岁，五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五十。对于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要被强行经过所谓的“转化”。劳教所采用的转化手段几乎都是一样的，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讲，在2008年上半年，山西女所“专管大队”（专门负责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还整夜不允许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睡觉，整夜站着，用暴力强行转化。警察这种不人道的非法虐待行为多次被法轮功学员在国际互联网上曝光，有多名行为恶劣的山西女所警察上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榜”，国内、国外的法轮功学员不断地给山西女所打电话，这里的情形才得到改善。现在警察不敢让法轮功学员整夜不睡了。但对他们企图要转化的人，仍在采用减少睡眠的方式，中午不让睡，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让睡，早五点就叫起，整天由包夹跟着。对于坚持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警察采用种种方式孤立，隔离她们，并且制造种种谎言侮辱她们的人格，甚至将她们延期。
有个法轮功学员，她不放弃炼功，专管大队大队长雷红征、刘中梅勃然大怒，非法将她延期一个月，后来她们还不解气，与山西女所所长王敏一起又将一个月改为三个月。法轮功学员拒绝在延期上签字，找到警察雷红征、所长王敏，问她们为何将一个月改为三个月，她们无言以对，推卸责任的说所里报的是一个月，劳教局给批成了三个月。后来干脆将她转到封闭队，不让她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
和我一同从北京来的三十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专管大队迫害，面对警察的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李秀珍、冯蕴青等严词拒绝，并明确告诉她们这是共产邪党的迫害。大队长雷红征三天三夜不让李秀珍睡觉，第四天将李秀珍、冯蕴青送到封闭队。封闭队的各种条件、制度、环境在山西女所是最差的。
我和另一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郝晋京在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被送到这个队。这个封闭队曾经百分之七十都是吸毒人员，每名法轮功学员至少被两名吸毒人员包夹，警察在背后让吸毒人员怎样怎样对待法轮功学员，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之间说话，监视着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如果包夹做得好，警察会给他们多种奖励和方便；如果做的不好，警察会处罚她们。所以有不少这样的包夹，为了得到一点利益，尽心尽力地为警察卖命，看着警察的脸色行事。这是很类同于文革时的人盯人、人整人、打小报告，这种对待法轮功学员的“包夹”制度是中国司法界的又一个“特色”。
在这种“包夹”制度下，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骂、侮辱、言论、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部份或完全的剥夺。而这些“包夹”也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共产邪党的意图、警察的意图被这些包夹人员具体地执行，一旦出甚么问题了，这些包夹人员就成了替罪羊。山西女所封闭队的多名法轮功学员曾多次被包夹打。
2008年8月8日，法轮功学员高素英要写劳教复议书，要求取消对自己的非法劳教，遭到在警察纪香芝指使下的四、五名吸毒人员的拳打脚踢，高素英被打、掐得浑身青紫，她的胸部被踢，疼痛长达三个月。之后在邪警陈春香的授意下，那几名吸毒人员做颠倒事实，反而说高素英打包夹，从而将高素英延长劳教期三个月。当高素英想写申诉书上诉时，警察陈春香又让包夹将她的笔和纸收走，只要看到她写字，就将纸夺走撕掉。直到现在高素英仍没有纸笔。
从北京来的李秀珍也曾被五、六名吸毒人员围着打。有多次我在水房与法轮功学员正常地说话，包夹就对我们大声叫嚷，不允许我们讲话，当我们反问她们凭哪条法律不让讲话、哪个警察不让我们说话了，她们又不敢说。
在劳动制度上，有明文规定被关押人有与家人的通话权。可是在山西女所的封闭队，我们无法与家人通电话，家人打進来的电话也不让接，我已有近半年没有和家人打电话了。在购物方面，我们也是被卡，封闭队的警察私设条条框框，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多次每月只买到了十元的日用品，有的甚至连日用品都不让购买。2008年 11月，封闭队大队长陈慧茹再次不允许这里的八名法轮功学员购买物品，后来又改口说只许买十元的日用品（一个月的用度）。按现在的物价，十元钱连一提卫生纸都买不了。八名法轮功学员都找到陈慧茹，讲这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陈慧茹最后不得不按照上级的要求，在日用品的购买上不限制。
在伙食上，政府财政拨款是每人140元/月。在山西女所，细算一下实际伙食费，会让人吃惊，平均每人不足60元/月。三餐主要靠的是馒头，早、晚上的粥里的米粒可以数清粒数，中午六个人的菜倒進小铁碗，还不足一碗半，有人戏称这些菜是两片菜叶子、一根胡萝卜。米饭的质量是最差的，米在蒸的时候，加了很多水，做成了像稠粥一样，一人平均不足二两。因为主要靠馒头充饥，菜里没有油水，又限制买食品，封闭队许多被关押人员饿的从食堂带馒头回去吃，被警察发现不但被骂上一顿，还要受罚。有人被罚当众吃下十多个馒头，吃得当众吐出！
当然警察动不动就骂人，这已经是家常便饭。有亲身体会的人讲，这里就是黑砖窑，只不过披了层国家“法律”的外衣，所以实质上它比“黑砖窑”更邪恶。它是堂而皇之地迫害人。它把六十多岁的老人抓進来，把患肝炎、皮肤病的抓進来，并让与其他健康人混住一起，既不给她们及时治疗，也不管其他人的死活。更不可思议的是，对患病的人没有一点照顾，不让她们买点营养品，也不减一点奴役劳动任务量。在这里还发生了一件荒谬的事，一个14岁的女孩被送進劳教所，这个女孩讲，派出所的警察明知她才14岁，还是把她送了進来。她和其他被关押人一样，每天干活儿，两个月后，她的父亲将她保出。
在山西女所，几乎每个被关押人员都被迫参加劳教所的所谓“出工”，而这种“出工”是没有报酬的。上午9：00—12：00，下午3：00—6：00，每天都出工，周六休息一天，周日照常出工。每个被迫出工的人每天干的活儿有记数，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在2008年9月14日中秋节前，山西女所专管大队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出工”十多天，为山西一酒楼包装月饼，甚至中午都不能休息。最后劳教所让酒楼将月饼箱拉走时，每位被迫出工的法轮功学员只分得了三块月饼！过年前十二月份就开始增加出工时间，达到每天七、八个小时，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山西汾酒厂与山西女所建立关系，汾酒厂的外包装酒盒子长期就由山西女所三个队做。在元旦前，三个队共做了四万个酒盒子，一个酒盒子至少赚0.6元，四万个酒盒子就赚0.6×4=2.4万元。同时，专管大队还做了20万个福字、对联，一个按0.1元算，20 万个就赚0.1×20＝2万元。
山西女所被迫“出工”的被关押至少有二百人，如果在社会上，工厂雇佣这样一个工人至少应支付工资500元/ 月，二百人就应支付10万/月，一年按工作十个月算，年支付工资就是一百万，这些钱显然落不到被关押人员身上，那一百万哪去了？劳教所、汾酒厂和他们上级部门、人员私分了。劳教所一边直接迫害着法轮功学员，一边利用着法轮功学员为他们牟取暴利。在山西女所封闭队有多位法轮功学员拒绝这种“出工”，拒绝为劳教所赚黑心钱。封闭队大队长陈慧茹、陈春香就强制让不“出工”的法轮功学员在工房站着，不允许坐。看到这些法轮功学员一旦坐着，她们就指使吸毒人员把凳子抢走。一次吸毒人员抢夺法轮功学员的凳子，将法轮功学员李秀珍推倒在地，其他法轮功学员找到警察陈春香，问她“是不是你让吸毒人员做的这些事”，她避而不答。当告诉她吸毒人员动手推人时，她大声嚷“我没看见，我不知道”。
2008年11月25日上午，警察陈春香将这几位不“出工”的法轮功学员推到门外，大喊“不干活就给我出去，到外边冻着去”。这些法轮功学员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已有五十多岁。警察陈慧茹在一次指使吸毒人员抢走法轮功学员凳子时，当问到她为甚么这么做，她不敢承认，就说“我借凳子用用”。她痛恨不“出工”的法轮功学员，有一天，警察陈慧茹亲自动手强行让一名长期拒绝“出工”的法轮功学员面对墙站着，说“我不愿看到你”。
2008年12月1日，司法部领导来山西女所检查，山西女所为了达“部级标准”，处处造假，不允许被关押人员说实话，不允许讲每天上、下午都出工，只能说上午学习，下午出工，出工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中间还休息五十分钟！并且专为司法部领导准备一台晚会，在观看这台晚会时，这些来检查的领导是刚从酒桌上下来的，趁着酒兴，司法部劳教局的一位曹处长，与山西女所所长王敏（女）大唱“糊涂的爱”，然后冠冕堂皇地告诉下面的人要好好做人，这些来的人除了那位曹处长外，还有重庆劳教局局长、新疆劳教局局长，他们也都上台演唱。
如今我们一家三口身在三处，这就是中共邪党“和谐”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法轮功学员一家的遭遇。我写出我们的经历，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到底遇上了甚么样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中看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邪恶面目，尽快从中共邪党邪恶组织中退出来！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已罄竹难书。不仅如此，中共邪党也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中共邪党的“假、恶、斗”毒素祸乱了整个中国社会和人心。恶有恶报，中共邪党做下的恶行也把它自己推上了绝路，谁愿意和它一起走上绝路呢？赶快从恶党中退出来。将来你会知道你是幸运的，在生命最最关键的时刻，你没有迷失，你选择了从通向悬崖的列车上退下来，也为自己选择了永久的未来。
2008年底于山西女子劳教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4/6/198464.html
2008-02-08: 呼吁营救北京大学教师胡传林、黄玲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8/2/8/172021.html
2007-10-08: 近期北京高校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抄家
近期北京地区发生了多起大法弟子被邪党非法抓捕和抄家的事件，且九月十一日就有十多名同修被迫害。
九月十一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大法弟子胡传林和他的妻子、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的大法弟子黄玲被北京恶警非法抓捕，目前具体情况不详。
家住朝阳区定福庄地区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的大法弟子小轩（具体名字不清楚）于九月十二日被八名恶警从家中绑架，恶警没有出示任何证明，也不知人被绑架到哪里去了。请知情同修進一步补充。
北京市“六一零”邪恶组织也层层下压各区街道办事处的“六一零”和社区有关人员多次到同修家中或打电话進行骚扰，有的扬言要办“转化班”，有的说是让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还有的到家中以“回访”为名要给定甚么硬性的规定等等。恶人是以邪党要召开“十七大”和北京奥运会为由掀起了对大法弟子的又一次迫害。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10/8/164110.html
2000-02-07: 先驱者的喜悦
—— 千禧年除夕夜天安门护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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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中心簇拥着一批人，北京学员黄玲正在地上独自盘腿，便衣拳打脚踢，但她始终稳如磐石，一向若不禁风的北京学员冯平挺身护住黄玲，便衣警察便撕扯冯平。周围学员聚过来，告诉警察不要打人，便衣们从四处狂风一般窜过来，大约十几分钟后，学员们被全部带上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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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2/7/27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