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27: 以下是陈秀自述其受迫害的经过：
一、多难人生喜得大法山雨欲来
我叫陈秀（女），现年43岁，是山东省高密市农丰村村民。...那是7.20前几天，我们和往常一样，早晨3、4点钟到炼功点上集体炼功。刚炼完准备回家，过来了两名警察，问每个学员的名字、住址，并登记。我们不知道就问为什么？警察说：“你们这么早来炼功，我们好保护你们。”我们信以为真。
结果7.20早晨，我们刚刚坐下，突然两辆警车亮着灯，开到了我们跟前，下来了一群警察，骂骂咧咧的把学员们赶回了家，并扬言不许再出来炼功，国家禁止了，否则就抓起来。
接下来派出所的警察开着警车频繁的到我家骚扰、非法抄家搜书，强迫写“不炼了”保证，逼的我们有班不能上，买卖不能做。他们真像土匪一样无法无天。再后来大法弟子依法到各地、市府和区府上访，但遭到了无理拒绝，说是上边中央的命令。事情不但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而且对法轮功的打压越演越烈，不断有学员被酷刑折磨，甚至不断有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来。...
二、1999年我和其他同修遭受的迫害
在当地市府和区市府得不到解决后，99年12月份，我和儿子（上初中）、同修杜艳臻，准备进京上访。到达北京，我们摸黑打听着步行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正准备看完升旗仪式再去找信访局。刚住脚，对面过来两名警察，问我们：“李洪志好不好？”我们回答：“好。”马上过来一辆警车，把我们拖到车上，拉到了天安门公安局。
下车后，把我们拉到一间屋里，里面有两个警察，问我们来干什么？住哪？我们回答说：“为法轮功上访。”住址没回答他们。接着两恶警开始搜身，搜走了我们随身带的大法书，还有没扔掉的车票，一个恶警对另一个说：车查的这么严，他们怎么来的？这时恶警开始对我们疯狂的拳打脚踢，接着就给我们一只手从肩上下来，另一只手从背后上来铐上背铐，还不断的搧耳光，拳脚相加，胳膊像断了一样顿时就痛出我了一身汗。我咬着牙心里想着师父的讲法。突然我听到同修杜艳臻痛苦的呻吟声，我回头看到她脸蜡黄，倒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这时恶警趁机问住址，她在忍受不住这种残酷折磨下，说了家住地址。邪恶的恶警当着杜艳臻的面，拿起师父的书把里面的师父法像给撕毁了。杜艳臻看着恶警把师父的法像撕了，她伤心的哭喊着：对不起师父……我看到儿子也在痛苦的咬牙忍受着恶警对他的残酷折磨。直到潍坊驻京办的车去拉我们时才给摘下手铐。
恶警把我们拉到潍坊住京办后，恶警蜂拥而上，把我们每人各自拖到了一间屋里。开始搜身，把我们的钱全部搜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然后问我住址，我不说，接着同样的酷刑开始了，先给我铐上背铐，拖到厕所边，大约待了一小时左右，恶警看我支持不住了，才准备给打开手铐，由于铐的太紧，根本打不开，叫来两个恶警过来帮忙。一个恶警压我上边的胳膊，另一个掀我下边的胳膊，当时我几乎痛的昏了过去。接下来恶警把我拉到一间屋子里，一个恶警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被打的满屋子转，耳光不断的打在我的脸上“啪啪”的响。恶警边打边吼叫着：不是来讲理呢？这就是理，叫你尝尝××党的厉害。
我被打的眼冒金星、脸肿胀、头昏睁不开眼，嘴和鼻子里流着血，攮在地上，这时恶警又把我拖到走廊里，逼我骂师父、骂大法。我不骂。恶警就拽着我扎在脑后的头发连续打了十几个扫堂腿，直直的身子，重重的摔在大理石地面上。恶警看着我不行了，把我拖到墙边。当我睁开眼时，就对恶警讲真象，说他们执法犯法。他们不但不听，又把我拉到一间屋子里。逼我站马步，我不站，他们就拳打脚踢。这时我看到儿子、杜艳臻还有好几个同修在地上坐着。我站的动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踩我的大腿，用木棒打我的手，我被折磨的满头大汗。
一个恶警给站马步的杜艳臻平抻的手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手一动掉下来，恶警就对着杜艳臻的腿猛蹬过去，我听到她的腿咯嘣响了一声，像断了一样，就看见她倒在了地上，痛苦的呻吟。邪恶的警察还用脚对着儿子的下身猛踢了好几脚，痛得儿子弯腰痛苦的扭动着。他们还逼儿子和我对面站马步，逼我俩互相搧耳光，我们被整整酷刑折磨了一上午，五个多小时。中午我上厕所时看到两个大腿全是紫黑色，身体各处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也一样。下午恶警把徐正红、隋青朋、邵华还有不认识的同修弄到一间屋子里，我看到隋青鹏被打的鼻青眼肿的。晚上恶警把我们铐子连铐子紧紧的铐在了一起。
第二天上午，我看到高密市张鲁乡的李华、王秀云、姚哥庄镇葛秀美等，她们四人是骑自行车去北京的，寒冷的冻天，顶着刺骨的北风，骑了七天将近两千里地的路程，才到达北京。在路上因没钱，她们只能啃随身带的冷馒头，深夜在坡里找个看平果园的小土屋里打个盹，有时睡在农村的草垛里，有时冻的睡不着觉就继续赶路。到北京后，她们才吃了一顿饱饭。在潍坊住京办，恶警从她们四个人的身上翻出了仅剩下的两元钱。我和杜艳臻看到她们头上有草、身上有土，露宿寒风野外，历经磨难的身影和维护大法而不畏艰险的精神，我们被感动的哭了。当我去握李华的双手时，看到李华的双手红肿粗大，手铐的痕迹深深的印在手腕上，她对我说：是北京的恶警给她上背铐上的，恶警还在她的鼻孔里插上一根点燃的烟卷折磨她。晚上我们十二个大法弟子被高密警察和村委人员用大客车拉到了高密市府招待所，在回来的路上一直给我们带着手铐。
在市府招待所里，每个大法弟子一个房间，给我们每人照了像，有村委人员白天两人、晚上两人轮流看着我们，上厕所都寸步不离。有一次听村委人员说：这里住房可能每天186元，都是大法弟子承担。司法系统的恶人每天逼迫写“不炼了”保证书。在那里主要提审我们的是李勇。有一次提审我时，一个恶警逼我坐在地上，双腿抻直两手抱脚尖达一小时，期间还拳打脚踢，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踩我的膝盖，嘴里骂着不千不净的脏话。儿子被学校校长、4、5个老师领回去了。回家后，家里分文没有，儿子找到已经回家去了的同修杜艳臻，杜艳臻把仅剩的四元钱给了儿子两元。懂事的儿子自己没吃，买了两个馒头、两包咸菜，跑的满头大汗，到招待所给我送去。
13天后，又把我非法治安拘留15天。十五天到期后，恶警不但不放人，藏兴全、李勇还把我有病动过大手术的哥哥、嫂子、妹妹、妹夫都叫来给我施加压力，逼迫写“不炼了”保证书。藏兴全还把我妹夫叫到一间屋子里，用劳教我威胁、敲诈钱财，说是保证金。我妹夫严词拒绝了这无理的要求。在亲人的哭劝下，看到骨瘦如柴的哥哥，嫂子的哭诉，我违心的写了保证，心里非常难过。恶警不仅对我个人的迫害，还殃及我的家人，株连亲朋。后来恶警还经常骚扰哥哥家，下着雪就把我有病的哥哥叫去问讯。有一次，哥哥对我说：你再炼，人家就没收我的房子。
三、2000年我和其他同修遭受的迫害
2000年正月初五，有三四十名大法弟子在同修张蕾家交流心得，被恶警跟踪。晚上我和儿子刚到家，农丰派出所五、六个恶警，疯狂的砸门、砸后窗。闯进我家，强行把我拉到村委，李勇逼供，我不配合。晚上两个警车鸣着警笛，把我拉到市西南卞家庄前一个停车场里，内有一个旅馆，一排旧房子后面有两个大水池，地上堆积了很厚的雪。镇上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恶人和农丰派出所两恶警，将我摁在雪地上，把我用雪埋到只露出头，还气急败坏的用铁锨拍着我问：“还炼不炼了？”我只穿一件毛衣一件呢子外套，裤子全湿透了。
我们各自被锁在一间冷冻、潮湿透风的屋子里，里面只有两张单人木床，上面二个破草席子，晚上冻的根本无法睡觉，只好来回走着取暖。只要炼功恶警就把我铐在床腿上，这还不够，有两天晚上下着小雪，他们把我拉出去铐在地上的一个巨大的圆铁圈上，只能坐在地上。同修王传珍被铐在北边的一棵树上，长达二、三个小时。折磨完了又把我们拉到屋子里铐在床腿上一晚上。我绝食抗议这种残酷迫害，五天后，李勇带着医生来给我灌食。我俩在遭受非人的折磨，镇上组织看管我们的六、七个邪恶之徒，屋子里却按着取暖炉子。每天中午、晚上两顿酒席。一天一个喝得脸红脖子粗的大胖子恶警，趴在门玻璃上对我吼叫道：你在这里一天就得拿出200元钱包我们吃喝，你没钱拿，你村委拿，给你记着账，再不行就送刑事拘留。我和王传珍熬过了8天度日如年的日子，恶警才把我们放回家。
一天晚上，因我发真象资料，农丰派出所三个恶警闯到我家，把我拖上警车，拉到派出所后，喝的满脸通红的农丰派出所所长，把我按在地上，戴上背铐，疯狂的拳打脚踢、搧了我无数耳光，酷刑逼供，还叫身边的三个恶警去抓虫子，三个恶警把用纸包着的虫子，从后衣领倒在我的身上，有一个恶警对另一个恶警笑说：还有一个大的。当时我猜可能是壁虎。恶警折磨完了后，也没得到任何口供，就把我双手铐在椅子上一晚上。第二天，把我送进治安拘留所，在那里关押的有杜艳臻和王传珍，我们几个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绝食绝水8天后才放我们回家。
后来恶警又在所谓的敏感日抓捕大法弟子。我又被农丰派出所恶警无故绑架到治安拘留所。我继续绝食抗议，所长带恶警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拉到中医院，强行灌食迫害。刚下车我就看到他们把同修王传珍拉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王传珍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这时引来了很多人，我就哭着给他们讲真象。王传珍被恶警架出来后，又把我拉进去，几个恶警先把我五花大绑绑在床上，然后摁头的、摁脚的、摁手的一齐上来了，医生把管子从鼻孔插到胃里，看到我在承受着使人窒息的痛苦，一恶警幸灾乐祸的吼叫：看看是××党厉害还是法轮功厉害。把我拉回拘留所后，一晚上连鼻涕带血用了一卷卫生纸，就这样连续灌食三天，8、9天后放回家。
6月份，20几个同修在公园大门前炼功，被恶人报警，刚炼完恶警们就蜂拥而上，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塞进警车后边，后来分别拉回各自管辖的派出所、单位。同修们听到后，写了上访信，到市府上访，要求无条件放人。结果四十多个同修全部被警察包围抓捕。我在农丰派出所给恶警讲真象，一名当官的恶警，用手指着地对我说：“这是地，江××说是天你就得跟着说是天，你说是地就不行。”下午我趁机跑了出来。
同修朱平的丈夫瞿洪波到市府上访也被抓，朱平到处打听，才知道他和四十几个同修全部被绑架到市东岭，关在一大间屋子里，逼问上访信谁写的、谁组织的等等，不让上厕所。
第二天，我把自己遭受的迫害写成材料带上，和被关在单位趁机跑出来的同修王艳英一起，从潍坊坐大客车再次登上進京上访鸣冤的路。我俩买车票的钱不够，只好请司机把我们拉到哪算哪。到北京正赶上是星期天，信访局大门外很多来自各地上访的大法弟子。我们和广东的五名大法弟子、兰州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共19人，在第二天吃完早饭，一起到信访局。那里早已站满了大法弟子及各地上访的民众。信访局大门紧闭，各地警车排成一行，便衣警察到处都是。三步一问、五步一查。我和王艳英被潍坊住京办的邪恶听出了口音，好几个邪恶疯狂的把我们拖在地上，一直拖到停在路边的警车上，衣服也拖破了，拉到潍坊住京办。那里已有很多大法弟子在地上坐着，我两刚坐下就过来两个恶警搜身，我们不配合，并说他们是执法犯法。恶警把我们俩单独拖進一间屋里。
屋里有五个恶警，其中一个给了我一张纸、一支笔叫我写。我在上面写道：“要求政府正面了解法轮功、撤销对师父的通缉令、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五个恶警一看，一齐向我扑来，拳打脚踢、电闪般的耳光“啪啪”的打在我的脸上，象踢球一样把我在地上从南边踢到北边、从北边踢到南边，来回踢来去，后来我被踢在地上昏了过去。一个恶警把我从地上拖起来，使劲抠我肩周穴位，另一个恶警用烟卷烧我的手，还有一个恶警拿起我的胳膊用衣服擦鼻子和嘴里淌出的血。酷刑折磨了一个多小时，把我拖到外面的大理石地面上。我眼睁不开，摸了摸自己的脸，已肿得变了型，全身疼痛难忍，手被烧起一个大泡。过了一会儿，当慢慢睁开眼时，看到王艳英被恶警拖到了我身边，我看到王艳英被折磨的遍体鳞伤，痛苦的对我说：“我对不起你，我实在受不了了，也说出了你的地址。”说完她让我看她的臀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臀部全是紫黑色，没有一点好地方，不敢坐只能朝一侧躺在地上。我喊来一个恶警，脱下她的裤子露出整个臀部叫恶警看，并对恶警说：“这是叫你们四、五个人用棍子打的，把你们当官的叫来，你们是执法犯法，残酷迫害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你们还有一点良心吗？出去上访我们也要告你们的。”这个恶警一声不响走开了。旁边还有很多同修坐在地上，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恶警的酷刑折磨。晚上同修都睡在大理石地上，只要谁炼功，恶警就拖出去打。
第二天上午，有一个20多岁的男同修，刚一下车就围上来一群恶警，对他拳打脚踢，这些被特殊训练的专业打手，专打人的要害处，这个男同修被踢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我再也看不下去了，禁不住大声喊道：不许打人，打人犯法！这时全体大法弟子都跟着喊了起来。恶警们这才停下了罪恶的手。我们开始炼功、绝食抗议迫害。只要邪恶想迫害谁大家都一齐制止。和我们在一起的有潍坊两个年轻女同修，是拿着自己给总理写的上访信，步行十四、五天才到达北京的，在中南海被抓，后又送到住京办的。有一位男同修50多岁，是潍坊司法系统的，也挨了打。还有潍坊五个同修（四男、一女），步行十三、四天到达北京的。
第三天晚上，我和王艳英去上厕所，看见大门没上锁，看门的恶警也象睡着了。我对王艳英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受迫害，我们跑出去上信访局。”于是我们轻轻的敞开大门，刚跑几步，没想到外面停着四、五辆警车，五、六恶警飞快的追了上来，抓我俩。那个看到王艳英被打的警察，把她拉到原地坐下，没吱声（看来那个警察还有良心）。另几个恶警一齐向我扑来对我拳打脚踢，扇耳光，问我：谁出的主意？跟你一起跑的那个是谁？不说就打死你。结果他们得不到半个字，又把我拉回原地。
第四天，把我们二、三个大法弟子用大客车拉到潍坊公安局，高密恶警连夜又把我俩拉回当地，往回来的路上，一个恶警气急败坏的说：把你俩扔到河里。不知道王艳英被拉到哪里去了，我被拉到农丰派出所，后又被拉到农丰村委，我看到镇上、村委的一堆人在那里，我两眼紧闭一句话没说。晚上门卫恶警手铐把我铐在铁床上。第二天早上上班后，村委栾书记对我说：“看你身上都有味了还不吃饭，做个小买卖也不容易，还有钱上北京？咱老百姓说话谁听？村里为你向上边交了7000多元了。”然后我就放回了家。村委的人都了解我家的情况，也知道我们是好人，不忍心参与这种邪恶迫害。可是邪恶的独裁者江××，利用权力、地位、金钱、工作从上到下一级一级知法犯法，残害善良。
我被四次非法治安拘留期间无人照料儿子，因没钱，放学回家后，每顿饭他只啃二个冷火烧和一包干海带丝。我过后问儿子：不犒人？善良懂事的儿子说：不。邪恶的迫害使我们一天不得安宁，每逢恶警认为的敏感日，派出所的警察开警车上门骚扰、监视，说是上级命令，有时逼迫村委的人上门整天守候。每次邪恶疯狂砸门，儿子吓的脸都变了色。有一次，派出所的五、六个恶警把我们家大门上的锁砸开，门框都砸晃动了。邪恶的迫害给我们的生活、精神上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就连这个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恶警也不放过。
四、2001年我和其他同修遭受的迫害
2001年10月27日中午，我在家做饭，派出所五、六个全副武装的恶警，闯进我家强行把我绑架到治安拘留所关押十天。在10月7日那天，把我铐在警车后边非法送到王村四分所(这个邪恶的四分所不到一年，就升级成为“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劳教三年。他们回去后才通知我儿子，几天后，儿子和一女同修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坐落在山沟里的劳教所，来给我送被子和衣服。
刚来的第一天下午，恶警给我们很多同一天来的同修照了像，再一个个的检查登记被褥、衣物，搜身检查，全身里外连鞋垫底下也不放过。我被检查完后，在一边站着，我突然看到一同修背着毛永芳，一边一个同修扶着上厕所，我顿时就哭着问怎么回事？同修毛永芳微笑着朝我点点头说没事。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高密刑事拘留所坐铁椅子坐的，两腿瘫了不能走路。
毛永芳是11月3日被非法劳教的，她在二大队，我分在三楼（四大队二班）。那时全所关了近500名学员，几天后增加到上千人。邪恶的劳教所真是人间地狱，在那里强制不让炼功，每人一个小木板凳，排成二行，坐在小板凳上，必须坐直、两手平放在膝盖上、两眼直视前方、不准说话、不准闭眼，每天从早上6点半坐到晚上10点半；每天除了在地上吃三顿饭外。就是到走廊里逼迫看谎言、造假，污辱大法的“焦点谎谈”，每天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同修中年龄大的有70多左右岁的老人，小的有20岁左右的姑娘，都在承受着这种酷刑的折磨。每个人都坐的臀部疼痛难忍，去了一层又一层皮。晚上只要我们一炼功，恶警队长就通知管教把我们一个个往被窝里摁，不听的就拖出去用酷刑。有一次因一班有一学员不背所规、所纪，说：我们不是犯人。恶警通知管教，一群恶人每人一手拿一根高压电棍疯狂的上了楼，当我们听到电棍发出嘶嘶的声音和被电学员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时，学员们一齐拥向门口，却被早已准备好的两恶警顶住门，紧接着恶警们一齐撞進我们班，电倒好几学员，有的电肿了嘴，还有几个班的学员大声制止恶警使曝行恶，被他们拖到禁闭室里遭受电刑。
第二天，恶警召集全大队开会，邪恶的管教科们一个个拿着电棍，杀气腾腾的来到会场，邪恶王所长手高举电棍，嗥叫着：“我就是不干了，也得制服你们。”我们班有三名学员拉到了禁闭室，遭受电刑折磨。其中烟台地区两个，有一个叫陈红霞30多岁；另一个叫王丽辉（20多岁大学生，她的姐姐王丽宣母子在北京被恶警迫害致死），王丽辉曾经九次去北京为大法上访、鸣冤，全家都修大法，她的弟弟被迫流离失所，她的妹妹和母亲都在王村劳教所，她父亲在王村男劳教所非法关押。还有一个是济南有一个50多岁的学员叫张伟，几天后回到我们班时，三个人的胳膊、两小腿、脚都被电烂了（一个个脓包流着血水，不敢走路，不敢脱衣服，用卫生纸垫着）。寒冷的冬天，一个多月伤口还在流脓水。
老年的学员以前多数是疾病缠身，炼法轮功炼好了。在这个邪魔窝里，不让学员炼功，再加上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很多老年的学员病又复发，病情严重的被拉去医院急救。我们刚到劳教所时，很多学员没有被子，恶警就登记从劳教所里买，一床被子90元钱，买一床褥子可能是60元钱（里面的棉花用网网着，又黑又脏）。长时间不让洗澡，我和班里的学员张可丽（20多岁的小姑娘），每人长了两个大红疮，我在背上，她在肚皮上，疼痛难忍，还流脓水，衣服都不敢脱，好了后留下两疤。
一个月后（12月份），全所开始大转化，从外所请来了一些人。把全所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中起来，在大厅里，几乎全所的恶警一齐出动，这还是第一次。台上三女二男，讲了一些完全和师父、大法背离的邪恶的东西，邪悟的谬论。为了叫学员们放弃修炼，恶警们绞尽脑汁耍花招，四、五个人围攻一个。单独一间屋，24小时坐在小木板凳上，不许睡觉（熬大鹰），有的靠墙站着不许动，灌输邪悟理论。他们的目地就是想拖垮人的意志，摧毁人的精神，不管时间长短，直到转化为止。就在这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有的学员渐渐的被邪恶谎言腐蚀了大脑，在强压、迫害下，写保证书的人越来越多。签了字和没签字的被分别关在不同的班。
这个邪恶的四分所不到一年，就升级成为“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搬迁后，全所粉刷一新，并安装了高科技监视设备，在电视上就能看到全所各个角落，七个大队各装一台监视器，恶警在办公室里就能从电视上看到各个班学员的情况，学员们在那里每天都要干很多加工活，忙时晚上加班到深夜。
我们班一个临沂的学员叫范同芬，修炼前她因病造成下肢瘫痪，三年来基本是躺在医院里。炼法轮功后她奇迹般的站了起来，而且走路一身轻。范同芬后来在强压下签字后，她的身体渐渐的又回到了她原来的病态，开始她的腿麻木，后来肌肉萎缩、胃也闭缩不能進食，身体急速消瘦的不象人样，所里把她送進医院，治疗不见好转才通知她丈夫拉回去所外就医。我在的大队老人占比例很大，每天都有到狱医室的，有时一天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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