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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4-28: 内蒙古赤峰市平煤公司风水沟煤矿大法弟子遭迫害纪实
我叫徐谦,是内蒙古赤峰市平煤公司风水沟煤矿水电队的一名普通工人。于1998年3月喜得大法。得法前,我曾在1985年一次工作中不小心被运煤车挤伤,当时口吐鲜血,送到医院半年多不能动。从那次工伤以后,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情绪也非常低落,每日以抽烟、喝酒、泡舞厅来打发时光。正当我百无聊赖,人生渺茫的时候,有好心的邻居向我推荐法轮大法,说法轮功是佛家功,叫人向善的,我的父母及家人也都希望我能学好,约束约束我放荡不羁的性格。

1998年3月的一天,我终于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转法轮》,当时我一口气就读完了一遍《转法轮》,我一下就意识到这是一本天法,真正按著书中说的去做,一定能修成正果的。此刻,我才真正明白做人的真正目的,毫不迟疑地坚定地走上了修炼之路。

得法当天,我就戒去了抽烟、喝酒、泡舞厅的不良习惯,身体也一天天的好转,从100多斤,不到一年就长到140多斤。不论在工作上,还是在家中,人们看到我的变化,不禁喜形于色,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这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直到99年7月20日那天早晨,我又去炼功点炼功,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告之,今后不许再来点上炼功。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这么好的大法,在中国洪传7年之久,全国各地有上亿人在炼,可都是在做好人哪。江××却为了一己私利,出于小人的妒嫉,在一夜之间就说不好,不让炼了。那些日子我寝食难安,心里一直在想,过一段时间,他们会了解到大法对人民是有益的。然而事与愿违,不但不让炼,还进行史无前列的疯狂地抄家、毁书和对所有炼功人的残酷迫害。从电视上看到的大量的大法书籍、音像制品被非法焚毁,我的心在流血……

我想我应该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于是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过大年那一天,我本着善念,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前,打开了我自制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发自肺腑地高声大喊“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叫人做好人的!”当即就被在场巡视的前门派出所的警察抓去,送到了北京海淀区看守所。

刚到看守所,那里的犯人就开始迫害我,告诉我说要给我洗澡,接着几个人就把我的衣服脱掉,强迫我双脚站在厕所里,放着凉水,又一盆一盆地接水从头给我浇到脚,浇了半个小时,他们才停止。

一个被关押的人开始问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我是学大法的。他告诉我,他是因为家里开的旅店住了几个炼法轮功的才被抓,他是受了牵连,已经进来两个多月了。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说了许多我炼功受益的情况,我又说,常言道“大难过后,必有后福。”并告诉他要善待大法,一定会有福报的。后来我看到他开心地笑了,说他相信。

到了晚上9点多钟,狱警开始提审我,叫我出去,问我干什么来了,和什么人来的,我当时告诉他们,就是来说句真心话,大法好!过了一会儿来了五、六个恶警,他们什么也不说,过来就对我拳打脚踢,打了一个来小时,打累了,就开始用电棍电我,一直电到电棍没电了,他们就去另外一个屋迫害别的同修去了。

这时屋里只留下一个女警,她过来就打我的脸,打了30多下,后来又把几本书圈上打我的脸,跳起来又打了50来下,不打了,象是没事一样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个恶警,他们把我的衣服扒下,只留一个秋裤,把我拉到外面,当时外面正下着小雪,我赤着脚站在雪地里,四面是一堆一堆的雪,他们把我的秋裤撑开,往我的秋裤里面灌雪。开始他们用手,后来他们拿来舀子灌,雪一直在下着,雪花落到我的身上就化了,那些恶警就用纸壳给我煽风,灌了一会儿把我的秋裤也扒了下来,把雪灌在我的裤头里,这还不够,还把我按倒在地,用雪把我埋起来,只留下头在外面。

当时和我一起被迫害的还有两位同修,也是外地的,他们两个都是带着背铐,也被恶警用雪埋起来,大约过了20多分钟,那两个同修就休克了,被拉了回去。

过了45分钟,那个恶警说行了,45分钟了。就把我从雪里拉出来,用枪指着我说,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我看了看他没有说什么。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叫那恶警去吃年夜饺子,他才把我带回监室。大约过了2个多小时,他们又把我拉出来,用同样的方式又迫害我一次。

正月初三那天上午,当地的风水沟矿派出所所长徐晓光等四人把我从北京接回,直接送到平煤公安处,到了那里,局长王力问我为什么上京?为什么修炼?我便向他洪法、说明真象。后来他们把我关进了元宝山区平庄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两个半月。

同年4月我被送到了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到了劳教所,所有的衣服都要检查,就连行李都得撕开,规定不许和同修说话,被强行洗脑半个月。狱警告诉我,只要不“转化”,到期也不放,还要加期。赤峰的一个大法弟子当时已被非法加期了八个月,还要加期,强迫出工干活,每天要干10个多小时的农活。

2001年5月,劳教所把23名大法弟子,关进一个教室里洗脑,当时我们全体大法弟子正念抵制,全不配合。恶警恼羞成怒,开始伸出黑手单个进行迫害,先是抓进小号,并单独关押,分别进行吊铐毒打折磨,有的同修被一直吊了半个多月。

我们开始集体绝食抗议,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不出操等,警察开始把我们一个个拉到操场,叫我们跑步,我和姓高的一个同修在前面不跑,当时我俩说坐下,所有的同修都坐下不动。

有一个姓单的同修开始背师父的《洪吟》,大家都大声的背,警察就把姓单的同修抓走吊到四楼宿舍的床上,抓走一个,就有人带头背,就这样把楼内的每个监室都吊一个大法弟子,最后还有我们六人,被拉到大墙边站着,就这样被迫害了三天。

劳教所当时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第一,到期无条件释放,第二,减少劳动强度(半天劳动),第三,有通信自由,允许看新闻联播等等。

第一个被加期10个月的坚修的大法弟子王晓东正念闯出了劳教所。在劳教所里每次针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都是正面抵制。

2001年8月,恶人所长段和平来到教养所,指挥恶警要强制洗脑转化,对所有的大法弟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先从底楼开始体罚,面对墙站着,一个接一个的给大法弟子上绳,一人一回上四、五次。一个大法弟子当时就把腰给上断了。

一楼的迫害完了,再上二楼,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给上绳,有几位60多岁的老同修,其中有一个叫李义,一绳就上昏过去了。

我住在三楼,当时有一姓刘的老同修去质问那些恶警,为什么要这么迫害我们。管教大队长张亚光曾经写过书面保证,说在劳教所内不会再有打人的事情发生,同修当时去质问他,张亚光恼羞成怒,打了老刘20多个嘴巴子。

下午同修小陈又去问他们为什么打人,恶警什么也不说,上来就打,打了两个小时,把人抬回来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我也去问他们为什么打人,我告诉他们我要绝食抗议,不参加所里的任何活动。一个姓钟的警察什么也不说,手握着胶皮棒子,就向我的头部打来,打了不知多少下,我被打昏了。

醒来时已经早上8点多了,满屋里全是警察,问我能不能参加所里的活动,我说不参加,不参加就打;打一会儿再问,再打;过了一个多小时,让我回去想。

我回到监室内,跟我的一个刑事犯对我说他们也太狠了,打你打这样。当时我的头上全是包,额头前有一条很高的青血条,身上到处都是胶皮棒子打过的长长的血印,我的右肋可能被打断,喘气的时候就象针扎的一样痛,晚上睡觉时不敢动,早上起床时得拉着床才能慢慢的起来,过了两个多月才好。

2002年8月份,恶警又一次对我强行洗脑,早7点去一直站到晚7点,和五个中队及大队专管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去谈话,我和他们谈了我修炼大法后身体和精神多方的受益情况。谈到第三天,大队长张亚光问我,能不能“转化”,我坚定地说“不能”。张亚光气冲冲地过来对我说,你是不是欠打了,过来打了我十多个嘴巴子。

就这样谈一会儿,打一顿,到了第五天晚上时,告诉我说不“转化”要加期的,就叫我回去了。

我在劳教所的两年期间,每次针对邪恶的迫害,我都绝食抗挣。绝食十多次,最长的一次一个多月,遭到了灌食迫害。就是这样我们都是无怨无恨地本着善心去对待,出现问题时,先找中队干警谈,再和大队去谈,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去正视恶人,抑制邪恶,减少迫害,正念抵制。

2003年1月17日,我提前7天回到家中。

回家后,警察还是不断骚扰。2003年3月初,单位王书记叫我去赤峰法制教育学习班(实际为强制洗脑班)。我说我又没有犯法,我不去。他就叫来派出所的两名警察把我强行绑架到赤峰进行迫害,到那第四天我就正念闯出去了。

2003年6月份,当地警察把我从外地绑架回来,正值非典期间,所长徐晓光把我关进一间屋里隔离半个月后,又把我送到平庄看守所非法关押半个月,7月份又再次绑架到赤峰,强化洗脑迫害半个多月。

2003年12月8日,平庄公安处610主任王力等带人又来我家,说有事要找我核实,我被迫跳窗出走,现漂泊在外,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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