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28:我叫星星，今年15岁。1999年4月，我9岁时有幸跟父母修炼了法轮功。由于我从小体弱多病，急诊、抢救、住院是家常便饭；因为我是个极特殊过敏体质的人，生病、发高烧都不能用药，无论西药或者中药，只要稍一接触立刻会出现从头到脚红肿，整个人会急速的变形，甚至连洗了脸涂点脸霜都会导致整个头部肿大而住院。因此，医生对我这个不能用药的人没有办法，只能一而再的让我转医院。从小吃了不少苦的我特别懂事，总是暗暗地为

2005-08-28: 我叫星星，今年15岁。1999年4月，我9岁时有幸跟父母修炼了法轮功。由于我从小体弱多病，急诊、抢救、住院是家常便饭；因为我是个极特殊过敏体质的人，生病、发高烧都不能用药，无论西药或者中药，只要稍一接触立刻会出现从头到脚红肿，整个人会急速的变形，甚至连洗了脸涂点脸霜都会导致整个头部肿大而住院。因此，医生对我这个不能用药的人没有办法，只能一而再的让我转医院。从小吃了不少苦的我特别懂事，总是暗暗地为自己有这样的体质而苦恼，父母总是为我担心受怕，操尽了心。

得法后，我明白了炼功不但有祛病健身的特殊神效外，同时也能使人心向善。于是我每天一清早，就跟随父母去炼功点炼功、打坐。平时认真按照师父说的“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自从修炼后，我再也没有上过一次医院。我很高兴，法轮功修炼使我这个医院见了也头痛的疑难体质的人消除了所有的痛苦，从此能和正常儿童一样快乐的生活、学习。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李老师对我的救度之恩。

可是，好景不长，江××出于个人的妒嫉对法轮功发动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镇压运动。1999年7月20号早上，我看到炼功点的马路边上停着好几辆警车，好些警察全副武装，挥舞着警棍，气势汹汹的不让人炼功，谁炼功就要被抓到警车里去。那时我实在想不明白，我们炼功强身做好人多好啊？又没有碍着谁，为什么连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小孩都要欺负？想到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又要让我回到过去生病住院的痛苦中去，我心里很难过。在回家的路上，妈妈告诉我，共产邪党又要对百姓制造一场恐怖的血腥镇压了。

为了保护师父的法像不让邪恶之徒抢去，那天下午，妈妈和我流着泪，请师父的法像从客厅转移到壁橱里。就这样，失去了炼功点后，我只能每天拉开橱门，撩开挂着的衣服，在师父的法像下打坐。

第二天，7月21号，我家来了一大帮子人，大吵大嚷着逼着父母说不炼了，当回答“不可能”后，他们更是凶相毕露，拍桌子骂街的要我们把书交出来。那天家里一共来了4批人，妈妈公司的领导、里弄、街道、警察。

从那天起，那些人总是来我家捣乱，坐着不走。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社区干部和警察也经常把我父母拖到派出所提问，一去就是一晚上，我孤独一人在家很害怕，钻在被子里面哭。我同时还受到来自学校的压力和同学的歧视。有一次，老师逼我写骂法轮功的文章，并限制第二天要交，因为我不愿意骂人，更不愿意骂法轮功和李老师，我要做一个符合“真、善、忍”这个宇宙特性的好人。结果第二天一早，我的半个脸肿了起来，得了常人所说的“大嘴巴”，但丝毫感觉不到疼痛，我和妈妈悟到了这是师父为我解难，不到中午，我的脸已经恢复正常了。

2000年1月，我跟妈妈去了香港洪法，那里的大法弟子可以在九龙公园里炼功，我在那里呼吸了一个月自由的空气，深感自由的可贵。在香港同修的大力帮助下，我们为本地区的同修带回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2000年10月1日，为了说明真象，为了争取能有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我和妈妈还有几名同修一同去北京和平上访。在从北京回家后的日子里，我家更是被不停的骚扰、监视，警察闯进门就坐在桌子上，见了什么拿起就吃，还不时地上我家敲诈索取。

2000年11月24日，妈妈在说明真象时，被一群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那天我正好在读书没和妈妈一起发真象资料。当天半夜两点，突然一群人冲进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的搜索，把我的衣服和学习用品翻得乱七八糟。第二天一早还要去上学的我，被折腾得一夜未眠。他们抢走了我们家的许多东西，特别是抢走了我精心珍藏的师父法像、师父讲法录音和指导我修炼的书籍等等。那时的我真正深刻的明白了“强盗”的意思，他们让我亲身体验了被抢劫的恐怖。而且这种经历还不止一次，我记忆中就有四次。他们每次都是半夜两点左右来，这足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见不得光的。

从那天开始，每天放学一进门就习惯的喊“妈妈”的我，不见了妈妈的踪影，爸爸也不停的被叫去问话。天黑了，仍不见爸爸回家，我肚子饿了，想着妈妈含着泪倒在床上睡着了……

2000年12月23日，在妈妈的正念、爸爸一再的向他们要人的情况下，妈妈被释放了。邪恶之徒对她一个月的残酷迫害，已经使妈妈瘦得简直让我不敢相认，我心里难受极了。妈妈回家了，我总算放学回家后有正常的饭吃，能和别的孩子一样过上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生活了。

2001年9月的一天，妈妈接了一个电话后被逼离家出走了。从这天开始，我又回到了漫长的两年零四个月与妈妈分离和盼妈妈回家的心酸历程。

2002年1月5日，突然得知妈妈在乡下又一次被绑架，我的心被揪了似的为妈妈担忧。因为不久前，邪恶之徒策划了让恶人有意用摩托车将我妈妈撞倒在马路中央，左手给撞断，左边满脸青肿，左大腿伤痕累累。在这样的重伤下，恶人仍不肯放人，居然把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一心想做好人为别人着想的人又一次送进了拘留所，甚至被毫无根据地判处了两年的劳教。

妈妈被判后，我度日如年。许多同学都问我：“你妈妈呢？”我强忍住泪水无法回答。新年到了，同学们都由自己的妈妈陪着去买新衣服，而唯独我没有妈妈。为了生活，爸爸每天很晚回家，家中多数时间只有我一个人。爸爸不在家的时候，饿了我就到外面店里买个馒头充饥，也算一顿过去了。我是没妈妈的孩子象棵草，这一切都是江××和中共邪党强加给我和家人的迫害和灾难。

六年来我一直象在恶梦中，直到如今仍心有余悸。为了躲避恶人的骚扰、监控，我们只得一次次的搬家。上个月，爸爸又受到了国家公安部派来的人每天上门欺负和电话恐吓等，想到父亲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当时妈妈所受的种种“厚待”，那时候我真为爸爸担心。

现在，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自由的日本。来日本后，我非常珍惜可以自由学法炼功的机会，我会更加精进，每天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利用各种途径说明真象救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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