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 保定 定兴县 >> 钟东梅(钟冬梅)

女, 48
紧急成度:
家庭地址: 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
个人近况: 已释
立案日期: 2005-05-30
案例分类: 农村人  洗脑班  奴工  非法拘留/绑架  非法庭审/监狱  毒打/体罚  掠夺财物/经济迫害  家人/朋友被迫害  剥夺睡眠  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骚扰/恐吓/长期监控  禁止入厕  受迫害程度:酷刑

案例描述   全页显示

2017-09-06:河北省保定市钟冬梅被警察骚扰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九点三十八分,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村委会杨洪彬,带领杨村乡政府官员刘昊和杨村乡派出所杨建民等三人,到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法轮功学员钟东梅家门口敲门、录像。 钟冬梅开门一看是他们,问:“有事吗?”他们问:“钟冬梅在家吗?对了,这就是钟冬梅,还炼法轮功吗?” 这时有人拿录像机在录像,钟冬梅关门准备拿手机把这些人录下来,可她不会,

2017-09-06: 河北省保定市钟冬梅被警察骚扰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九点三十八分,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村委会杨洪彬,带领杨村乡政府官员刘昊和杨村乡派出所杨建民等三人,到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法轮功学员钟东梅家门口敲门、录像。

钟冬梅开门一看是他们,问:“有事吗?”他们问:“钟冬梅在家吗?对了,这就是钟冬梅,还炼法轮功吗?”

这时有人拿录像机在录像,钟冬梅关门准备拿手机把这些人录下来,可她不会,打电话给老乡说明情况,要学拿手机录像,老乡就一步一步教她,她试试会了。就打开录像去开门,可没见到人了。

二零一七年九月五号二点三十分,定兴县杨村乡派出所杨建民伙同另一派出所人员,开着警车又来敲门,钟冬梅一开门他们立即夺门而闯,钟冬梅拼力阻止,最后在门口他们拿着录像机,对着钟冬梅问:还炼没炼法轮功。

这时邻居们都出来了,钟冬梅大声地揭露他们:“你们这种行为是在犯法!杨建民你还记得吧,你怎样凶狠地打我的吗?你是怎样拿电棍电我吗?你电了我右边又电我左边。你今天还做这违法的事?”

他立即低声道:“我哪打你了?是政府打的。”钟冬梅说:“你没打?你打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暴打!”

这时跟他一起来的人,急忙往警车上走,一边走一边吓唬他说:“快走啊!还不快走。还不够丢人的。”他们就急急忙忙上警车走了。这时邻居们都笑了。

杨建民:男,五十多岁左右,家住定兴县杨村乡房家庄村,是河北保定定兴县杨村乡乡派出所的警察,打法轮功学员非常残暴,常抄法轮功学员的家,他常说他是江泽民的狗,守在江泽民的大门口,让他怎么走,他就怎么走。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7/9/6/河北省保定市钟冬梅被警察骚扰-353434.html

2016-01-14:河北定兴县农妇钟冬梅控告江泽民 现年四十八岁的钟冬梅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并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钟冬梅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苦难生命 我在得法前,我们家是非常贫困的四处有借款的农民,一九九二年因为计

2016-01-14: 河北定兴县农妇钟冬梅控告江泽民

现年四十八岁的钟冬梅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并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钟冬梅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苦难生命

我在得法前,我们家是非常贫困的四处有借款的农民,一九九二年因为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又四处借钱。所以丈夫拼命挣钱想努力还欠款,可是他由于过分劳累病倒了。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腰肌劳损、坐股神经痛、腰间盘突出等,使他瘫痪了很长时间。我为他四处求医,跪爬求助,还是没有起色……我忙里忙外,一个人种好几亩地,上有老下有小,还得照顾我那病重的丈夫。

可时间一长我累倒了,病的也像瘫痪症状似的,躺下不能动弹,全身不听使唤。全身风湿性神经痛、长期性胃病、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综合性精神衰弱,综合性官能症神经疼,身上好几处都长有骨瘤,再加上生育和做绝育时的后遗症、气管炎等等,全身末梢神经都非常痛。常常疼得昏死过去,常常吓得我们全家抱在一起痛哭,几经求医问诊,医生都说:“这个人废了,没救了。就算华陀在世,也难救啊!”还怪我丈夫没有早些给我就医,可苦了我那幼小的一双儿女,大的四岁,小的才刚出生不久。

我被病魔煎熬了近一年,全家人痛苦难耐,四处求援,却四处碰壁,没人肯帮我们,借钱给我们,都怕我们还不起。即使这样,我们当地政府的基层机关干部还照样收我们的这个税、那个税,而且不管我家人的死活,强逼我们不能少交一分钱……

大法救命

一九九七年的七月底,虽然是三伏天我却还盖着厚被子等死,可怜的小儿子见此,给找来了大法书,我一看是师尊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无私无我真正的好人,一个造福于人类造福于社会的人。从此我努力按照师尊说的“真、善、忍’去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也按照师尊的书学炼功,虽然我站立不起来,可在孩子们的帮助下我背靠墙,右腰侧斜靠在炕沿上,双腿颤抖着吃力的炼起了第二套功法来,虽然时间很短可我感觉很舒服。没想到三天后我的病不翼而飞了。这真是幸得师尊救度,把我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从此我变了,我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变得更愿意帮助别人,教育孩子也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对他们好了。

丈夫见我身体很健康,像没生过病似的,非常高兴。我把师尊教我们怎么样做好人等等告诉他,他说“我再也不做坏事了,我也要学做好人。”两个孩子也从此变了,也不再怨天恨地了,还乐意助人、帮助老人。为此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十八年来,从没有沾过一粒药片。

我们用健康的身体服务于社会:怕路人行路不方便,把路上的乱石头、树枝、玻璃片捡开,洼的地方填平;常常拾得钱,不管是多少都如数还给失主;买东西,有多找给我钱的,我都善意的告诉他,并如数退还;有一次,我的两个孩子在一个酒店门口拾得一个钱包,里面有好几千元现金,还有两个银行卡、身份证和学生证,和一些个人资料,我们毫不犹豫的找到失主电话,给他打电话,把失主的一切东西如数还给失主;善待街坊四邻,朋友,也从不和他们斤斤计较了;过去恨世忌人的心没了;我的思想观念也转变了,变得更加明白做人的不易了,也更珍惜世上的人了,常常因看到他们的苦而心疼得流泪;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人人都能幸福生活……等等等等,我只想用自己身心健康后的一切行为告诉人们:“我得真善忍宇宙大法了,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务于社会。大法的美好会照亮人们的心灵的!”

从此,我们家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还还清了几年来看病借的债。

突遭迫害

正当我们沐浴在这宇宙大法给予的美好幸福中的时候,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残忍于一身的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动用其邪党的宣传机器:电视、报纸、广播等满口胡言欺骗各国人民,诋毁法轮功,诬蔑我们的师尊,迫害大法弟子。情节十分严重,尤其是伪造“1400例”、言语攻击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

当我听CCTV说是中央领导下令,不许人们炼法轮功等等的一些话,我觉得是他们不了解我们,不能让这那些还不了解真相的人们听信这些诽谤大法师父的谎言。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亲身体验的受益者,我想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后,不再诬蔑恩师,不再诋毁大法、不再迫害大法弟子;给我们一个合法修炼的环境。

“七·二零”,我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广场警察非法抓捕我们到当地派出所。当时还有其他各地大法弟子。他们欺骗我们说有什么事就写信给信访局,要我们留下姓名和地址。让我们写自己的心里话给信访局。写完后,就一一的把我们交给了当各地县公安局。在天安门派出所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警察打人,还把一些敢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拖出去拳打脚踢,主要攻击学员的胸部、背部、腹部,样子凶残恶毒。当我们齐喊:“不许打人!”后才稍有收敛。

很快我被河北省定兴县公安局接回当地,“接见”我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副局长。当时,我还没见到人,就被一阵拳打脚踢,他们猛烈的攻击我的头部、耳部、眼睛和脸等,直至我昏死过去。在我意志还不清醒时,又逼问我的姓名和住址、为什么去北京等等。

当我清醒时,就告诉他们:“我去北京就是想告诉国家领导人,法轮大法有多好:他教人向善;使人人身心健康,道德提高,对人民、对国家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我就是大法的亲身体验者,希望中国的领导能耐心的听听我们的真言和心声”。

到了深夜两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强行非法把我关押到了定兴县拘留所。我把真相告诉拘留所的所长。所长摇摇头叹声说道:“现在公安这样做都是违法的,将来他们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中央领导这样做又像当年文革,最后倒霉被制裁的还是我们这些执法人员”。这是第一次被非法关押,被敲诈了380多元。

非法关押  暴力折磨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我第二次进京,被乡政府从北京天门广场劫持到乡政府。路途中,他们不停的打我们耳光,还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随身物品和三百多元钱抢劫一空。 到乡政府时,硬把我们拖下车,强逼我们跪下。一群恶人(乡政府官员)此时还对我们拳脚相加。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之事,始终没有跪下。他们十几个人就凶狠的用脚踹我的脚踝和小腿。当时,就听到“喀嚓”一声,再看我的脚,踝骨处已经断开了,骨头都扎出来,清晰可见。当时我无法站立,他们才收手。他们看此景,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后来我炼功炼好了。可是为此至今我走路都一高一低的,不能干重活,不能长立。)却又把我拖到一间屋子里审讯、立案。

酷刑演示:拳打脚踢
酷刑演示:拳打脚踢

后我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我绝食抵抗,在绝食的第五天,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这样来回在拘留所与定兴一个旧武装部之间共三次。

第四次他们依然把我从旧武装部洗脑班绑架到拘留所,我依然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到第27天深夜,我已经奄奄一息了,“六一零”指示拘留所伙同武警部队的许多人来拘留所砸门,就像无耻下流的土匪一样,凶恶的强迫硬把我拉到看守所,不管我的衣服裤子被拉破拉掉。接着乡政府的“六一零”绑架到乡里继续对我迫害。在乡里“六一零”政法委副书记段平德、房利民见我这样,栽赃的说是我想死。找来家属给我灌食,遭到我拒绝后,就说输液,在确认输不进去液,就向我们的每位家属勒索两千元,才放我们。家里没有钱,拿不出来,他们见我只剩一口气了,又怕我死在乡里,担责任。就逼我家属给他们打两千元欠条,才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秋收季节,我与丈夫正忙着在园子摘花生,累到凌晨三点才躺下休息。刚躺下,就被闯入家中的乡里“六一零”政法委书记、乡镇司法所所长赵常亮等绑架到乡政府会议室。

我们全乡近六十名男女老少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关押在一间乡政府会议室,大家都善念给他们讲真相。我们被一个一个的叫进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去讲真相,每个大法弟子进去都给他们讲,可他们不仅不听,还把大法弟子们一个个用手铐从背部反铐起来,或是把两手分开分别铐在两个床架上。接着,就是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他们还用一种七根以上一米长的电线拧成的麻花鞭、军棍,橡胶棍等凶狠的抽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们被打的遍体鳞伤,大法弟子们回来时一个个都脸歪嘴斜,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看到这些,我想把我修炼法轮后受益的亲身经历给他们说说,却被打手王华叫去乡政府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给他们讲。我刚一进门,司法所所长赵常亮与政法委书记任金田、打手王华、耿长军、房利民、许言等一群打手就对我凶狠的拳打脚踢、打耳光,打累了,就用手铐把我反背铐起来罚站,还逼我骂师父。我不配合,他们就用几根电线扭成麻花状的鞭子、橡胶棍、狼牙棒、军棍抽打、同时“六一零”政法委书记任金田用酒瓶子凶狠的猛砸我的双脚的踝骨内外,累了就用烟头烫我嘴唇,烫我被反背铐起来的手背,很长时间。他们累得动不了了才罢手。

还有一次,政法委书记任金田在乡政府会议室(关押我们的地方),拿着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书和报纸念。念完后,同乡政府官员和司法所的打手们逼迫学员们骂师父。还咆哮的大喊:“不骂的就到院子里挨他们打去!”然后就象一群邪魔疯狂的笑着,却带着的讥讽的声音。然后,他们把一个个学员拉上台去逼迫骂师父,不服从的又拉出去用军棍、竹棍、皮鞭和七根电线拧成的麻花鞭等抽打大法弟子。

我看到这情景,昂首起身,想制止住这一恶劣行为,没等我开口,以任金田为首的三四十个彪形大汉(“六一零”的),一帮打手蜂拥而至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凶狠的踢踩在我身上,同时用棍棒、皮鞭、胶皮棒一齐打我全身。我顿时不省人事,这时前任乡长张伟星要报复我去北京他被辞职,凶狠的抓起我的头发,拼命的向墙菱角上撞,直到我昏厥三次,又换两个拳头,疯狂地猛击打我两耳和整个头部,直到累了才罢手。之后我两耳出血失聪,昏昏懵懵好长一段时间,后来炼功好了很多,直到如今双耳听觉也不是很好 。

就是这样,这一帮打手仍旧天天晚上逼迫我们骂师父,不骂就天天挨打并且不许吃饭,不许喝水,不许大小便,不许睡觉。白天还强迫干重活。如:白天强迫到地里干重体力的农活,除草扛玉米秸和搬砖铺地等等。晚上,专找茬羞辱或用棍棒皮鞭、橡胶棍,军棍和七根以上的电线拧成的麻花鞭抽打大法弟子。深夜12点以后,也不让休息。常常把我们折磨到深夜两三点。

我们看到洗脑班侮辱、戏耍年轻的女学员。如:强迫女学员洗衣服,连内裤都有,强迫女学员晚上给他们揉腿;共产邪党干部,白天当着其他大法弟子就调戏女大法弟子,晚上他将一个女大法弟子打昏,单独拖到司法所长住的屋子里关了好几天。

二十多天过后,家属刚秋收完就来看望我们,看我们打成那样,瘦成皮包骨。怕再下去命都会没了,只好找村支书帮忙保我出来。恶人威逼说:“上北京的拿六、七千元钱,没去北京的最少也得五、六千元钱,五十多人一个也不落。”家中实在没有,后来在村支书(我堂兄)帮助下再三的说好话求他,才被勒索五百元才让回家。在这非法关押期间我们身体,精神都受尽残酷摧残。回家第二天还强迫交一百六十元,说是订阅《保定日报》,一份是160元,有的甚至叫订两份,可是到现在谁也没见到一份报。

从此,县“六一零”政法委书记等人,到乡“六一零”政法委书记等人,经常到我们来家骚扰。乡“六一零”政法委副书记任金田凌驾于乡政府之上,指派乡政府的官员监管各村大法弟子,并指使乡干部房利民监视我,和监管我村其他大法弟子,同时用两百元钱一个月,雇我村一女的孙逸仙(化名)邻居暗中盯梢:举报一次两百到六百不等;见到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见面,举报一次两千。她说她不接,那些邪恶之徒还会找别人,所以她接下来了。还说让我出门注意点,别叫他们暗算了。

从那以后,房利民经常来骚扰我们,所谓敏感日更是天天骚扰不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1/14/河北定兴县农妇钟冬梅控告江泽民-322197.html

2010-01-28:河北定兴县钟东梅遭迫害 有家不能回 钟东梅,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农家妇女,今年四十三岁。曾经被病魔折磨得几乎瘫痪的钟东梅修炼大法后,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进而,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务于社会。就在大法遭邪党迫害后,钟东梅以亲身经历向中共政府讲真相,遭到的却是无尽的关押、毒打、酷刑折磨,2005年,钟东梅不得不流离失所。至今仍有家不能回,不能孝敬二老,不能教育子女,房屋破烂凄惨。下面是钟东梅自述

2010-01-28: 河北定兴县钟东梅遭迫害 有家不能回

钟东梅,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农家妇女,今年四十三岁。曾经被病魔折磨得几乎瘫痪的钟东梅修炼大法后,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进而,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务于社会。就在大法遭邪党迫害后,钟东梅以亲身经历向中共政府讲真相,遭到的却是无尽的关押、毒打、酷刑折磨,2005年,钟东梅不得不流离失所。至今仍有家不能回,不能孝敬二老,不能教育子女,房屋破烂凄惨。下面是钟东梅自述其遭遇。

(一)幸蒙师尊救度

一九九七年,幸得师尊救度,把我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那时的我多病缠身,全身风湿性神经痛、长期性胃病、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痛、综合性精神衰弱,身上好几处都长有骨瘤,再加上生育和做绝育时的后遗症、气管炎等等,全身末梢神经都非常痛。几经求医问诊,医生都说:“这个人废了,没救了。就算华佗在世,也难救啊!”我还怪我丈夫没有早些给我就医。

其实丈夫的身体更差,瘫痪了很长时间,我为他四处求医,跪爬求助,还是没有起色,后来的我病的也像瘫痪症状似的,躺下不能动弹,全身不听使唤。可苦了我那幼小的一双儿女,大的七岁,小的才三岁。

我被病魔煎熬了近一年,全家人痛苦难耐,四处求援,却四处碰壁,没人肯帮我们,借钱给我们,都怕我们还不起。即使这样,邪党还照样收我们的这个税、那个税,而且不管我家人的死活,强逼我们不能少交一分钱……

正当我几近绝望时,师尊的手招向了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儿子从外边跑回来,对我说:“妈妈,炼法轮功吧!他会让别人身心健康,也会让你健康起来!来,我教你。”说着就做起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来了,盘着腿结印,闭上眼坐着,那样子太美了,美得像活佛再现。我说:“好,妈妈学!”我找来书,自学起来。一个星期后,奇迹出现了:我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了。

丈夫见我身体很健康,像没生过病似的,非常高兴。我把师尊教我们怎么样做好人、以及中间存在着因缘关系等等告诉他,他说“我再也不做坏事了,我也要学做好人。”从此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十几年来,从没有沾过一粒药片。

我们用健康的身体服务于社会:怕路人行路不方便,把路上的乱石头、树枝、玻璃片捡开,洼的地方填平…等等只想用自己身心健康后的一切行为告诉人们:“我得真善忍宇宙大法了,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务于社会。大法的美好会照亮人们的心灵的!”

从此我们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还还清了几年来看病借的债,正当我们沐浴在这宇宙大法给予的美好幸福中的时候: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残忍于一身的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动用其邪党的宣传机器:电视、报纸、广播等满口胡言欺骗各国人民,诋毁法轮功,诬蔑我们的师尊,迫害大法弟子。尤其是CCTV做江××爪牙栽赃法轮功,伪造“1400例”、言语攻击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

(二)为法澄清事实 北京上访 遭迫害

当我听CCTV说是中央领导下令,不许人们炼法轮功等等的一些话,我觉得是他们不了解我们,不能让这些不了解真相的人们听信这些诽谤大法师父的谎言。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亲身体验的受益者,我想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后,不再诬蔑恩师,不再诋毁大法、不再迫害大法弟子。

“七•二零”,我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广场警察非法抓捕我们到派出所。当时还有其他各地大法弟子。他们欺骗我们说有什么事就写信给信访局,要我们留下姓名和地址。让我们写自己的心里话给信访局。写完后,就一一的把我们交给了当地县公安局。在天安门派出所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警察打人,还把一些敢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拖出去拳打脚踢,主要攻击学员的胸部、背部、腹部,样子凶残恶毒。当我们齐喊:“不许打人!”后才稍有收敛。

很快我被定兴县公安局接回当地,“接见”我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副局长。当时,我还没见到人,就被一阵拳打脚踢,他们猛烈的攻击我的头部、耳部、眼睛和脸等,直至我昏死过去。在我意志还不清醒时,又逼问我的姓名和住址、为什么去北京等等。

当我清醒时,就告诉他们:“我去北京就是想告诉国家领导人,法轮大法有多好:他教人向善;使人人身心健康,道德提高,对人民、对国家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我就是大法的亲身体验者,希望中国的领导能耐心的听听我们的真言和心声”。

到了深夜两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强行非法把我关押到了定兴县拘留所。当我把他们非法关押,我把真相告诉拘留所的所长。所长摇摇头叹声说道:“现在公安这样做都是违法的,将来他们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中央领导这样做又像当年文革,最后倒霉被制裁的还是我们这些执法人员”。这是第一次被非法关押,被敲诈了380多元。

(三)第二次进京 遭乡县不法人员迫害

第二次进京是99年9月初,扬村乡政府的一些不法人员(一个姓李的、一个姓蔡的、还有一个人,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把我和另一大法弟子从北京天门广场劫持到乡政府。路途中,他们不停的打我们耳光,还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随身物品和300多元钱抢劫一空。

到乡政府时,硬把我们拖下车,强逼我们跪下。一群恶人(乡政府官员)此时还对我们拳脚相加。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之事,始终没有跪下。他们十几个人就凶狠的用脚踹我的脚和小腿。当时,就听到“喀嚓”一声,再看我的脚,踝骨处已经断开了,骨头都扎出来,清晰可见。当时我无法站立,他们才收手。他们看此景,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却又把我拖到一间屋子里审讯、立案。然后,又把伤痕累累的我强行转到当地乡派出所。

接待我的是乡派出所的杨建民,他又逼我在他们编造好的颠倒是非的材料上签字、按手印。我不配合,并指出他们的恶劣行径。杨建民就说,如果不配合,就用电棍电我。电了我之后,又用硬竹棍(直径10几公分,一米长)打我。我依旧坚持我的原则无畏不屈。他们就把我非法送到了当地县拘留所。当时县拘留所所长见我满身伤痕拒收。杨建民把县拘留所长叫出去谈了一会,还立了字句,然后把我非法推进拘留所,扬长而去。

这次拘留所里非法关押了全县各乡镇的大法弟子,有70多名,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年纪大的有70多岁,年龄小的还未满13岁。在拘留所非法关押期间,有的大法弟子经常被公安强暴拉出去严刑逼供,回来时伤痕累累,被打的青一块、黑一块、紫一块、红一块的。最突出的是一位百楼乡的大法弟子马淑慧,恶人逼她跪在玻璃碴上,再有两个大男人踩在她身上压,脚背上被恶人用铁片烫,身上被烧伤的泡一片一片的,使她坐不得,躺不得,站不得,全身痛的直打哆嗦。脚上的泡大的跟馒头似的。

还有位县城里的大法弟子赵大姐被强迫拉走后,好几天才回来。回来时全身都是伤。听她说县公安、“610”、国保大队一些恶徒们没有一点人性的百般刁难她,还被恶人们逼迫长时间站直,两手向前平伸,上面还放脸盆和扫帚……等,一站就是三四天,站不好或手伸的姿式一放松,棍棒、皮鞭、军棍就一齐象雨点般似的下来。

还有大法弟子被吊铐、毒打七天七夜了。他们用军棍打、皮鞭抽、反铐在窗口让虫蚊叮咬,铐在门梁上毒打到昏过去,用水浇醒后还继续打……

大法弟子得知后,就写出三个条件:“一首先声明我们是合法修炼真善忍团体,没有犯法。我们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全体学员,包括被强迫拉到公安局受迫害的学员。二:国家有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对气功不批评。请立即实施!三:给我们合法修炼环境。不给回答,我们全体绝食直至见到答复为止”。

当我们集体绝食抵制迫害的第三天,恶人动用军队强行把大法弟子拉出去一部份,关进了高里乡一个废弃的营房里,办洗脑班。我们余下的大法弟子得不到他们的答复,仍继续绝食。

三天后,又用军队野蛮的把我们全体大法弟子拉到看守所院里和办公室,在他们三四个军人拉一个女大法弟子时,全然不知羞耻的把一些大法弟子裤子或是上衣和内衣都拉掉了,都不管。说要给我们做“工作”,然后就强行拉走一些大法弟子关进了废营房里,说是给我们办洗脑班。

(四)县洗脑班的勒索

在县洗脑班里,我们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不许说话、不许与他人交谈,不许上厕所,还被搜身,把我身上仅有的一百元抢了去。每天只给两个很小很小的馒头,一丁点菜。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张口就是骂人,满嘴都是脏话,骂我们师父,骂大法,我们就耐心的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他们不听,还用军训来找茬打我们,还逼我们写什么“保证书”,我们不写,就被拉进小屋暴打。我们就全体反对,齐声喊道:不许打人,打人犯法。他们说:“不行,就一个个上刑,就不信法轮功的人比铁还硬。”我们就绝食抗议,他们假善地说:“上面保定要来人检查,只要你们老实点,不作声,下来我们再商量。”我们全体很整齐的大声的背诵《论语》、《洪吟》、经文,不理他们,他们无可奈何的摇摇头走了。之后,保定“610”市委书记来后,假惺惺地问大家,需不需要看医生?然后一个一个的问为什么要炼法轮功?回答说“不是因为身体有病才炼功”的学员,就被拉出去体检、验血。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这是为了牟取暴利——贩卖人体器官,寻找器官来源。

绝食到第四天深夜,他们无奈,又把我们非法送回了拘留所。就这样我们三进三出于拘留所和洗脑班之间。在这期间,恶人向每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勒索1500——2000元之多。

最后一次被强行拉到了拘留所,我们依然全体绝食抗议,绝食抗议到第五天,我们已经奄奄一息,又被乡里强行把我们乡七位大法弟子连拉带拖的拖到车上,拉到乡政府关押起来。

乡里“610”政法委副书记段平德、房利民见我这样,栽赃的说是我想死。找来家属给我灌食,遭到我拒绝后,就说输液,在确认输不进去液,就向我们的每位家属勒索两千元,才放我们。家里没有钱,拿不出来,他们见我只剩一口气了,又怕我死在乡里,逼我家属给他们打两千元欠条,才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第二天,段平德、房利民他们又找茬把我强行绑架到乡政府,我公婆担心我的生命安危,又跟到乡政府。段平德又强迫我公婆拿两千元钱给他,说才能放人。最后在堂兄(村支书)央求下,段平德才答应拿一千元现金给他们,才放人。我公婆无可奈何,只好四处去借钱,到第二天才把那一千元现金借来给了乡里“610”政法委副书记段平德,最后家人才能接我回家。

(五)深夜 被乡610绑架到洗脑班 酷刑迫害

2000年9月28日,正是秋收季节,我与丈夫正忙着在园子摘花生,累到凌晨三点才躺下休息。刚躺下,乡里“610”政法委书记、乡镇司法所所长赵常亮指使房利民、耿四儿、王华带了一些打手闯入我家,硬生生把我从炕上拖到了他们的车上,绑架到乡政府会议室。

那里已经有十几位大法弟子先我一步被绑架了。恶警谎称是要等“610”政法委书记任金田从北京回来给我们开会,后来才知道是办洗脑班。之后其他一些大法弟子也陆续的被绑架来了。从此我们没有任何自由,连上厕所都要请示那些司法人员、乡干部和那些打手以及非法关押我们的看守人员。两天后任金田从北京回来了,一进门就象发狂的老虎一样凶吼:“谁要去北京?……”满口脏话及骂师尊和大法弟子的话。

我们全乡近五十名男女老少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关押在一间乡政府会议室,大家都本带善念给他们讲真相。我们被一个一个的叫进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每个大法弟子进去都给他们讲,可他们不仅不听,还把大法弟子们一个个用手铐从背部反铐起来,或是把两手分开分别铐在两个床架上。接着,就是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他们还用一种七根一米长的电线拧成的麻花鞭、军棍等抽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们被打的遍体鳞伤,大法弟子们回来时一个个都脸歪嘴邪,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看到这些,我想把我修炼法轮后受益的亲身经历给他们说说,却被打手王华叫去乡政府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我刚一进门,司法所所长赵常亮与政法委书记任金田、打手王华、耿长军、房立明、許言就对我拳打脚踢、打耳光,打累了,就用手铐把我反背铐起来罚站,还逼我骂师父。我不配合,他们就用几根电线扭成麻花状的鞭子、军棍抽打、用酒瓶子砸脚踝骨,累了就用烟头烫我嘴唇,烫我被反背铐起来的手,很长时间。他们累得动不了了才罢手。

还有一次,政法委书记任金田在乡政府会议室(关押我们的地方),拿着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书和报纸念。念完后,同乡政府官员和司法所的打手们逼迫学员们骂师父。还咆哮的大喊:“不骂的就到院子里挨他们打去!”然后就象一群邪魔疯狂的笑着,却带着的讥讽的声音。然后,他们把一个个学员拉上台去逼迫骂师父,不服从的又拉出去用军棍、竹棍、皮鞭和七根电线拧成的麻花鞭等抽打大法弟子。

我看到这情景,昂首起身,想制止住这一恶劣行为,没等我开口,以任金田为首的三四十个彪形大汉(“610”的),一帮打手蜂拥而至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凶狠的踢踩在我身上,同时用棍棒、皮鞭、胶管一齐打我全身。我顿时不省人事,这时前任乡长张伟星凶狠的抓我的头发,拼命的向墙菱角上撞,直到我昏厥两三次,又换两个拳头,疯狂击打我两耳和整个头部,直到累了才罢手。之后我两耳失聪,昏昏蒙蒙。

就是这样,这一帮打手仍旧天天晚上逼迫我们骂师父,不骂就天天挨打并且不许吃饭,不许喝水,不许大小便,不许睡觉。白天还强迫干重活。如:白天强迫到地里干重体力的农活,除草扛玉米秸和搬砖铺地等等。晚上,专找茬羞辱或用棍棒皮鞭打大法弟子。12点以后,也不让休息。

在洗脑班,听到的都是几个男青年低级、下流的污言秽语、谩骂。强迫学员骂师父、骂大法;任金田还扬言:“江泽民有指示,对你们修炼真善忍的人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政策:我叫任金田,是保定易县人,现住在定兴县城。我不怕遭报应,也不怕你们家属报复我!你们学什么真善忍,做什么好人啊。你们要是卖淫,嫖娼,偷抢赌博吸毒,我们还不管呢。我们就是专管学真善忍做好人的,都跟你们似的不抽烟不吃药,那共产党还有什么经济收入,那共产党不就垮了吗,你们不是颠覆共产党是什么?”一阵谩骂。

紧接着就开始找茬折磨大法弟子。同时,又把与我同村的大法弟子夫妻俩、邻村三位大法弟子一同绑架来,体罚他们长时间面墙站着、逼迫骂师父,不骂就用军棍、竹棍、皮鞭和七根电线拧成的麻花鞭等抽打大法弟子。与我同村的大法弟子夫妻俩被分别毒打,把女大法弟子推进乡政府会议室(关押我们的地方),用军棍毒打致晕过去,然后又拉到小屋去打,直到她不省人事才罢手。同时,她的丈夫被赵常亮、王华等一群恶徒又拖又打的拖进乡政府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十几个打手一阵拳打脚踢后,用手铐把两手分开,一只手铐一个床上,接着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他们用军棍、用一米长的七根电线拧成的麻花鞭等抽打大法弟子,军棍、都打折了好几个。他被打的遍体鳞伤。乡政府中的一女的在看守我们时,对她的一女同事愤然的说:“那些打手也太没人性,十几个打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打的满地满墙都是血,人也不省人事快十二个小时了,还不送去医院,也不通知家人送去医院。这些人早晚要招报应!”最后,下午,他哥哥前来看望兄弟夫妻俩,才急忙背去抢救。

我们看到的所谓“学习班”(洗脑班)是侮辱、戏耍年轻的女学员。如:强迫女学员洗衣服,连内裤都有,强迫女学员晚上给他们揉腿;共产邪党干部,白天当着其他大法弟子就调戏女大法弟子,晚上他将一个女大法弟子打昏,单独拖到司法所长住的屋子里关了好几天。

在这期间,我们还看到一名快七十岁的老人是杨村乡南谢村叫赵贞玉大法弟子,一次上厕所我亲眼见到她整个臀部都被恶人打得成了茧了,茧子上还有像花点似沟垄的地方肿了起来。她说是杨村乡派出所的杨建民为首的一帮打手用军棍和用几根电线扭成麻花状的鞭子抽打的,军棍都打折了,电线扭成麻花状的鞭子抽打的都成了花,裂开了。后来乡里这些打手又去打,天天打,半个月后,就成了这样。还有比我们更惨的……一言难尽啊!

一次在洗脑班上,恶人让五柳庄的一个女学员双腿跪在洋灰地上,头顶瓶子、饭碗,两手向前平伸,上面放装有水的脸盆,只要掉下来就打。还用胶皮管抽脸、用笤帚把打。参与者有任金田、赵常亮、王化、(老刚)等。

二十多天过后,家属刚秋收完就来看望我们,看我们打成那样,瘦成皮包骨。怕再下去命都会没了,只好找村支书帮忙保我出来。恶人威逼说:“上北京的拿6、7千元钱,没去北京的最少也得5、6千元钱,五十多人一个也不落。”家中实在没有,后来在村支书(我堂兄,常人)帮助下再三的说好话求他,才被勒索五百元才让回家。在这非法关押期间我们身体,精神都受尽残酷摧残。回家第二天还强迫交160元,说是订阅《保定日报》,一份是160元,有的甚至叫订两份,可是到现在谁也没见到一份报。

从此,县从“610”政法委书记等人,到乡“610”政法委书记等人,经常到我们来家骚扰。乡“610”政法委副书记任金田凌驾于乡政府之上,指派乡政府的官员监管各村大法弟子,并指使乡干部房利民监视我,和监管我村其他大法弟子,同时用两百元钱一个月,雇我村一女的孙逸仙(化名)邻居暗中盯梢:举报一次两百到六百不等;见到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见面,举报一次两千。她说她不接,那些邪恶之徒还会找别人,所以她接下来了。还说让我出门注意点,别叫他们暗算了。

从那以后,房利民基本天天都来骚扰我们,什么“7.20”啦,“4.25”、十一等等更是天天骚扰不断。

(六)遭610抄家 抢劫一空

2005 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因在朋友家有事太晚了,没回家。第二天,天刚刚亮,村里一明白真相的人告诉我说:“你千万别回去,你家被‘大头老三’(张志海)带县里的“610”人员和公安、刑警队的人,深夜亲自翻墙,打碎玻璃窗,钻进屋里,翻抢你家的财物,还歇斯底里的骂你。你家都被那些邪党的土匪全抄了,抢走好多好多东西,你家都不象样了。有二百多个邪恶之徒正在到处找你,只要是亲朋好友他们都去骚扰,各个路口都有公安、“610”、司法所的车和人,整个村都被包围了,正在家家户户检查呢。”

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安全走脱,流离失所到如今。事后,我家长期被“大头老三”(张志海)伙同县610等长期监视,家属常常被骚扰。

后来才知道,那些邪恶之徒在深夜两点多,翻墙砸开玻璃窗,爬进屋,把我家的柜子、衣橱、箱子,炕上被子炕席下面都翻地朝天;满柜满地都是各种大人小孩衣服、鞋、袜子、内衣、底裤、卫生用品、等等,上面还踩有许多各种皮鞋脚印,一片狼藉。把我家四套大法书籍,以及师父的法像,还有孩子的钱,加上一些周刊和家信,还有十八台复读机,塑封膜200盒,传真机,复印纸等洗劫一空,连家里婚嫁时的大红箱子、学生用品也抢走了。

当时吓得我七十多岁的公婆直哆嗦。因为找不着我,那几个邪恶之徒还无耻的住在我家,想等我回去。

几天后,乡亲们见他们太嚣张都用愤怒的眼光看他们,有的开口说“人家二老都七十多的人了,你们这样折腾,出了事你们谁负责!”在乡亲们的众怒斥责之下才搬到院子门口,又呆了半个多月,才慢慢的撤去。

事后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每年的“敏感日”,他们都到家去骚扰。使我有家不能回,颠簸流离不能孝敬二老,不能教育子女,大女儿无助失学,房屋破烂凄惨。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28/217089.html

2005-05-28: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受到迫害后,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中共不法人员抓人、抄书、毁书,并不允许大法弟子出外打工,强行收缴身份证。蔡双菊被抓,先是在乡政府遭到毒打,又被送进县里非法关押,直到过了99年10月1日以后,由乡派出所的人带回乡里继续关押,其中县拘留期间罚款800元,到乡里又勒索交保证金1千元,后来乡里再勒索罚款1千元。李秀芹、王红英等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被警察抓捕送到保定关押一天

2005-05-28: 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受到迫害后,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中共不法人员抓人、抄书、毁书,并不允许大法弟子出外打工,强行收缴身份证。蔡双菊被抓,先是在乡政府遭到毒打,又被送进县里非法关押,直到过了99年10月1日以后,由乡派出所的人带回乡里继续关押,其中县拘留期间罚款800元,到乡里又勒索交保证金1千元,后来乡里再勒索罚款1千元。李秀芹、王红英等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被警察抓捕送到保定关押一天。李晓娈去北京讨个说法,被非法关押两天后,由乡政府劫持回送去定兴县拘留所关押了40天,勒索罚款900元,被送往乡政府又被勒索1000元。

大法弟子李银花,59岁,以前身体有多种病,最后到全身浮肿,生活不能自理,多次去医院治疗总是反复,花钱不计其数,也没治好,家人发愁,自己想不如快死,免得连累别人跟着麻烦。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96年3月开始学法轮功,学炼时间不长,几十年的病全消失了。1999年7月23日乡派出所不法人员到李银花家抄走了电视、录音机、炼功图和全部书籍;25日又到她家骚扰,非叫写什么不炼功的保证书。李银花不想干对不起良心的事,被他们劫持到派出所并要一千元钱。所长郭定全到她家要钱,吓得她不敢在家呆了。9月10日乡里房立明等几个人,又从李银花姐姐家把她抓到乡里,非法关押40天,书记段平德勒索1000千元钱才让回家。从此以后,不断来家干扰,使他们无法正常生活,半夜三更敲门,有时抓人,每年如此,有时把家人吓病了。

2000年9月正在秋收期间,28日,乡派出所不法人员又到李银花家抓人。30日晚上12点左右正在睡觉时,一群人像恶狼一样把钟东梅家门撞开,不容分说就把钟东梅拉上车,带进了乡会议室,不许睡觉,当时的政法委书记任金田,从北京回来后气势汹汹,天天轮番毒打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并指使打手(用钱雇来的)要狠要毒,打服一个奖金多一倍;司法所的人公开说:“江××有指令,对信仰真、善、忍的人要‘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等。

任金田在众人面前还说:“你们要学真、善、忍,当好人,江××不让你们当好人;你们不改,就挨整治、挨打,如果你们要学坏:偷、抢、泡妞、贩毒、卖淫,我们还不管了呢。你们看见监狱关了什么样的人,不都关你们这样的傻瓜吗?”大法弟子告诉他:“李老师慈悲救人,一部法把我们从绝望中救回来,为人类,为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不法人员们不让我们说话,黑夜中逼迫我们骂师父,不从者就挨打。

钟东梅被一群凶手毒打了一顿,还正在昏迷中,一名叫张伟星的趁机报复,想把她整死,他说是因为钟东梅进京,他政法委的职位被撤了,他好几次凶狠的抓起钟东梅的头发拼命的往墙上撞击,双拳狠命的击打她的耳部和整个头部。任金田也亲自动手狠狠的抽打钟东梅和其他大法弟子,他还指使其他人每晚念一些诽谤恩师和法轮功的书报,还逼人人谈体会、揭批;不从者就挨打或拉入小房用刑,刑罚是:把手反铐,用军棍打全身,再用电线挽成麻花鞭子长一米多,抽打全身,直到他们都累了为止。

不法人员们先用烟头烫钟东梅的嘴和手背,然后再把她踢翻,再用酒瓶子拼命的打腿和脚的关节处和踝骨,打累了就骂一些脏话,如此折磨直到天亮。等到天亮后,还不许吃饭、喝水,还逼大法弟子给他们干重活:铺地砖、抱玉米桔、洗车等等。中共不法人员白天逼迫大法弟子们给他们干活,晚上折磨,四五点才吃一点东西。如此往返,几周后,家人见大法弟子们伤痕累累,人瘦得皮包骨,向他们要人,任金田还勒索500元(有罚票为证)。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5/28/102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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