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05: 我叫张兰英,今年45岁,是河北省抚宁县人,因坚持信仰,五年来被江氏集团多次残酷迫害,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拘留4次,被骗取钱财数千元。
我是一个曾经患有类风湿、哮喘、气脉心虚(严重时全身无力,有时甚至昏死过去一、两个小时),药大把、大把的吃,各种医治无效,药费花了无数的人。我家原本是一个勤俭节约,省吃俭用的四口之家,由于我的身体状况,使我的家庭失去了欢乐,尤其是我的脾气变的越来越暴躁。也使我感到生不如死,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
正在我走投无路时,1997年春节回家给我母亲过生日,喜得大法,获得了新生。从此,我从一个心躁不安,病痛缠身,生不如死,变成一个心胸开朗乐于助人,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对生命充满了希望,告别痛苦,与药无缘的人。我决心把大法的超常转告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及身边所有的有缘人,人们也正朝着道德回升的光明大道走来时,1999年7.20,一场无理的邪恶迫害席卷而来,从此我失去了人身自由。我真是想不通,这么好的功法,利国利民,为什么不支持反而被迫害呢,我决心利用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合法上访,却遭到江氏集团追随者驻操营派出所的恶警多次绑架迫害。
1999年7月20日,我和很多大法弟子进京上访,被抚宁县驻操营派出所半路截回,在派出所看管三天,让我们看中央电视台诬蔑大法和李洪志老师的所谓的新闻。逼写不炼功的所谓的保证书,才放回家。自从那以后驻操营派出所的恶警们隔10天8天就到我就家骚扰一次,抄家,搜书。
有一次,我正在建筑队上干活,驻操营派出所的恶警杨印龙、李国志、常迎伟,又来我家骗钱,叫我跟他们走一趟,我跟他们去了,他们叫我按全手的、手心、手背、全脚印,由于没有文化,学法不深,认识不到是迫害,配合了他们。
1999年秋天的一天,驻操营派出所的所长王保和、副所长盛政委,来到我家问我还炼不炼功,我想“我修炼‘真、善、忍’没有错,要说真话,要证实大法,应该向他们讲真象,救度他们。”我就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为什么不炼呢?我要永远修炼下去。”他们说:“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所长有事跟你说。”我说:“我不跟你们去,有话从我家说。”他们骗我说:“不能从你家说,要到所里说。”这样被他们骗上了车,直接把我送抚宁县拘留所。他们背着我,骗我丈夫说什么:“你拿点钱,让张兰英跟我们学习几天,对你有好处。”因为我丈夫不是修炼人,由于社会的压力使他变得不支持我炼功,就找出150元钱,他们看到我家实在困难,就拿走100元。到了拘留所已经有十来个大法弟子在那里了,她(他)们和我一样都是骗去的。在拘留所期间,有一天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报纸,让我们用手拿着,然后给我们录相,我们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回到家中,才听有人说,我们上了秦皇岛电视台,说我们几个炼法轮功的,改造很好,都不炼法轮功了,这也是我以后澄清真象的事实之一。
1999年9月的一天,夜晚驻操营派出所所长王保和,副所长盛政委,常迎伟,潘雅兴,杨印龙,还有几个不知道姓名,一群人突然闯入我家,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并非法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很多大法书籍。把我铐在派出所的走廊里一夜,次日送往抚宁县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逼迫我家交纳伙食费300元。
2000年12月17日,我又一次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我和妹妹一起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信访局,可是到了信访局,一群便衣警察在那里,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炼法轮功的,是来上访的。”他们问我们姓名地址,我们不告诉他们,他们就连踢带打,强行搜我们的身,搜去了我们带去的大法书和手抄经文本,由于手抄本上有我的电话号码,查出我们是秦皇岛的,被秦皇岛公安局驻京的山海关恶警把我们踢进了警车里,拉到他们租的宾馆,几个恶警轮流毒打,手打累了,脱下皮鞋打,打嘴巴用皮鞋,拖鞋打了有无数下,把我们双手背扣起来,让我们跪着,他们打累了就歇一会儿,然后再轮番毒打,到了晚上8点多钟,被抚宁县公安局接回,直接送往抚宁县拘留所。当时我身上有140元钱,也被抚宁县政保科科长党保贵搜去,说什么:“张兰英,你的钱我替你保管。”实际上是他自己贪污了。在拘留所一个月,交纳伙食费600元,被党保贵、茹鸿喜向我丈夫勒索钱财3000元。
2001年元月,也就是腊月23日上午,天刚刚下完大雪,恶警王保和、潘维兴,闯入我家,把我强行绑架到驻操营派出所,恶警杨印龙、潘维兴,把我的两只手臂呈十字形,铐在派出所院外的大铁门上,把两只手铐的很紧,手一会儿肿起来了变成黑紫色,痛的我真是难以忍受,我就背师父的法,“能忍、能忍”,才感觉手不那么痛了。在零下(—14°)度的冰天雪地里,铐了我六个小时。围观的人们来了一群又一群,我就向围观的人们讲真象,叫他们不要相信电视上的造谣欺骗,法轮功是冤枉的,法轮大法好是正法。有的人说:“国家不让练了,就别练了,何必受这罪呢?”我就告诉他们:“这是千载难逢的好功法,是度人的,对谁都有好处,是政府个别人用手中的权力搞起的,是非法镇压。”有一个善心的老大娘看我很可怜,找来一块木板垫在我的脚下,说:“踩着他,别着凉。”我对她说:“谢谢大娘,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善恶有报。”大娘说:“唉!这年头,好人难当啊!”下午3点多钟把我从大门上放了下来,这时我的手被手铐铐进很深,我用手摸一摸,被恶警杨印龙连打带踢,一直打到屋里,潘维兴和杨印龙两个就轮番来,一个人做笔记,一个人毒打,一边问我口供,问我还炼不炼,还串联不?一边做笔记。一直打到晚上七点多钟,王保和从外边进来,看见两个恶警打我半天也没管用,我还是坚持说炼。就上前打我的嘴巴,一边打一边说:“我的两个孩子打你半天,你还说炼,政府不让炼,你还炼,不让串联,你还串联,我让你炼?”一直打到8点,我也没松口,他们就给我丈夫打电话,当我丈夫到派出所时,我被打得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丈夫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在家呆的好好的,他们就把我抓到这里,在大门上铐了我6个小时,就一直打我到现在。”恶警王保和指责我丈夫,说我丈夫不看好我,让我炼功,到处走。我丈夫是个老实人,什么也不敢说。恶警很晚才放我们回家。
2001年农历的正月初九,恶警王保和、潘维兴等几个人,又非法绑架我,直接送往抚宁县拘留所,非法拘留23天,交纳伙食费460元,在拘留所里我们炼功,讲真象,受拘留所的恶警电棍电击和强迫扒冰的迫害。23天后,有被非法送进看守所,又非法关押了40天,交纳伙食费250元,又被送进唐山开平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我多次绝食抗议,被劳教所的恶警用大树吊、电棍电、强行灌食和药物注射等多种形式的迫害。
从劳教所被释放后,抚宁县“610”伙同政府政法委和驻操营的派出所的恶警们,几天就来我家骚扰一次,我没有几天好日子过。有一次我正在捡煤,派出所的恶警和乡政府的江氏帮凶来我家又要强行绑架我去洗脑班,我当众揭露他们的迫害,从7.20讲到从劳教所出来,他们几次如何抓我,如何欺骗,如何迫害,全部揭露出来,“我们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犯的是哪条法,是你们执法犯法,不让老百姓过安宁日子,为了你们自己的生命永远不要再助纣为虐了!”当时由于在场的人多,讲得他们无话可说,灰溜溜的走了。第二天恶警带着七、八个邪悟的犹大又来我家,企图让犹大们转化我,我一边发正念清理她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向她们讲真象。在我家里足足一整天到晚上,恶警们接她们回去,其中有两个犹大还要把我强行拉走和她们一起去洗脑班,我死活也没跟她们走。
第三天,恶警们不死心,又来抓我去洗脑班,我决心藏起来不见他们,告诉我女儿:“如果他们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家,不知哪里去了。”我女儿按我说的去做。当他们来时,见我不在家,问我女儿:“你妈妈上哪了?”我女儿说:“你们整天找、抓,我妈没办法走了。”这一下他们可吓坏了,转身就到我丈夫上班的煤矿上找我丈夫,,我丈夫不知内情,被他们逼着带他们带青龙县我娘家、两个姐家、妹妹家去找,找了一天也没找着,以为我上北京了。由于他们天天来我家骚扰,我丈夫和两个孩子都承受不了了,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指责我,说什么:“你不要炼功了,都是你惹的祸,我们可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家不象家,算什么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没炼功前是什么样的人,炼功后又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都清楚,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们炼功做好人,修炼‘真、善、忍’,犯的是哪个法,只能对别人有好处,没有坏处。一切都是镇压者造成的,如果不镇压我们,我们也没必要上访,讲真象,再说,我在家炼功又妨碍谁了呢?他们三番五次抓我,是他们在执法犯法。”一番话说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无话可说。
第四天,恶警们又来了,这时我丈夫和两个孩子再也不怕他们了,我丈夫拿着镰刀站在我家门前,大声对他们说:“我看你们谁敢上屋来,我就砍死谁,我们家犯的是什么法,你们三番五次抓我们,不让我们过安宁日子?”结果真把他们吓住了,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到我家里直接骚扰了。他们以后每次来都是把车藏到村外,偷偷看看我在不在家就走,或者去村干部家打听打听,村干部经过我给讲真象,也不给说坏话了。
2003年春节期间,抚宁县政府,把我们被劳教过的大法弟子,,使用过伪善的手段哄骗我们,也许是迫害过分觉得心理亏,怕我们把他们的丑恶曝光。一天抚宁县的“610”头目和驻操营镇镇长,带着一袋白面和十斤花生油来我家说什么:“张兰英,我们带着粮和油来看你来了。”我一看是邪恶的伪善,我正好向他们讲真象,我说:“我不要你们的东西,只要你们了解法轮功,相信法轮大法好,不要助纣为虐,不要找、抓我们这样的好人,让我们过个平安日子就行了,现在困难户特别多,请把这些东西给困难户吧。”我把我从7.20开始,一直讲到他们来我家,如何抓我,如何迫害我,使我家妻离子散,没过一天安宁日子。他们给我说了好多道歉的话,临走时,把面和油坚决留下,我坚决不要,我说:“如果你们今天不把粮和油带走,我明天给你们送抚宁去。”我亲自把面和油给他们装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