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13:山西大同市七旬法轮功学员戴秀荣遭非法判刑
山西省大同市七十岁的法轮功学员戴秀荣女士，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被大同市云冈区法院非法宣判冤刑两年。这是她第二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她还曾两次被非法劳教。
遭绑架、诬判经过
戴秀荣一九五二年生，退休工人，住大同市云冈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午，大同市云岗区公安局和口泉派出所一车特警外带一辆救护车，冲入仍在狱中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艳琴的住处，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戴秀荣。
戴秀荣是李艳琴的大姑姐，由于李艳琴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戴秀荣帮忙李艳琴照顾家和孩子。戴秀荣质问警察原由，对方狡辩称是扰乱公共秩序。警察的突然绑架，造成戴秀荣血压升至130/200，心律达130-140。戴秀荣坚决抵制无理迫害，于当晚十点左右被放回家。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大同市公安局云冈区分局警察对戴秀荣做了所谓“取保候审”；二零二一年四月六日，大同市云冈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戴秀荣，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大同市公安局云冈区分局警察绑架戴秀荣，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大同市云冈区法院对戴秀荣非法宣判两年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戴秀荣坚持法轮大法修炼，曾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等迫害。以下是戴秀荣叙述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及遭中共迫害的事实：
修炼法轮大法 全家获新生
在娘家我们姐妹兄弟六人，父亲一九八零年得膀胱癌，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过两次大手术。母亲体弱多病也常住医院。两个弟弟陆续成为盲人，一个妹妹住院打卡那霉素中毒成为聋哑人。这个家是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在家中我是老大，所以从小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一切事务我挑大梁，从小理财理家。养成了吃苦耐劳、争强好胜、刚强、倔强、视恶如仇、宁死不屈的性格。
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是一个多病缠身的人。婚后因为感情不和，夫妻之间矛盾很多，家庭暴力时有发生。日积月累落下一身疾病，胃病、贫血、低血压、低血糖、严重的妇科病、脑血管扩张、关节炎、心绞痛、常年头疼头晕，晚上吃冬眠灵药也睡不着。也曾得过肾炎、美尼尔综合症、抑郁性神经症。痛苦不堪，曾多次萌发自杀念头，只想一死了之，后因自杀未遂，又看着幼小的女儿，最终放弃了自杀，可我活得好苦好累。
父亲从一九八零年得了膀胱癌后，每年都要到北京看病。当时我拖着病弱的身体，带着幼小的孩子。为父亲治病，奔波于医院与旅馆之间，身体的劳累还可承受，内心痛苦的煎熬使我彻夜难眠。
一九九四年初，父亲突然病情恶化，当时是刚刚拔掉输液管就赶火车。二月二十八日我们从北京回家，三月一日父亲、母亲、妹妹和我坐车到石家庄参加李洪志先生开办的法轮功学习班。
修炼法轮功后，我们全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从此再没有去过北京看病，母亲也从此再没有吃过药、住过医院，给国家节省了太多的医药费和差旅费。我与丈夫的关系也融洽了，家庭和睦了，身体健康了。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中共迫害 遭绑架、拘留、劳教、判刑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教人向善，使人道德回升，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因为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操控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对法轮功实行灭绝式的打压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在口泉公园，我还没有晨炼就被口泉派出所警察带走，他们没收功放机、喇叭、条幅、简介等物品，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中午老父亲步行两里多路送的午饭。派出所警察说：“上级有命令不许炼法轮功。”我被非法关押十几个小时后，傍晚回家。
一九九九年九月有人说，在北京你只要说是炼法轮功的就抓起来，我不相信。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我想怎么可能？怎么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呢？我不信，果真如此不是没有王法了吗？我要到北京去看看。我去了，还没有走到天安门广场，一个持枪的巡逻警察问我：“你炼法轮功吗？”我没有回答。他说：“你没有炼法轮功，你就骂李洪志。”我说：“我们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骂人不是好孩子。你一个堂堂男子汉，头顶国徽，在广场上让人骂人，你不羞吗？”这时，他边抓着我不放边打步话机说：“这里有个法轮功。”马上过来好几个便衣，然后把我推到车上。车内已经有好几个被抓的人了，我们都被送到天安门派出所，之后被驻京办接走。九月十六日被非法关押在大同市矿区拘留所，说是关押二十五天，实际关押我一个月。行政拘留规定十五天，超期关押已属违法。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我第二次上京，当时被非法关押天安门派出所，后送石景山看守所关押。之后被单位接回大同直接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被关押期间市看守所政委指使他人给上背铐，而且是几人连铐，我昏死过去。后又被多次戴背铐，去除背铐时胳膊都不会动，只能靠别人把胳膊慢慢搬到身前。
在看守所期间，警察多次逼单位、丈夫、子女、兄弟姐妹来说服我放弃修炼。他们说：“只要你写个保证不炼了，就马上放你出去。”我拒绝了他们。当时外孙四岁多点，从小一直我带。因为孩子母亲身体不好，有病没奶，从满月起孩子一直我抚养，一天单位拉来他们一家人。孩子从粗粗的、冰冷的铁栅栏钻进来，抱着我的腿哭着喊着：“姥姥，回家吧。咱们回家吧，你怎么不要我了？”女婿满眼含泪说：“妈，写个保证，咱们回家吧。在家您偷偷炼。孩子一到晚上就哭闹说要找姥姥。您是咱们家的太阳，家里没有您，我们都不知道该咋办了。”女儿只有哭的份，伤心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丈夫也捂着脸痛苦地蹲在地上。他们利用家庭、亲情，摧残人的精神与良知，邪恶至极。
二零零零年年初，我从看守所回家。同年三月八日我单位公安处用车把我接去，说是有事情核实。下午直接送到太原新店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同年年底回家。
回来后我再次进京，刚进天安门广场，一个警察问我：“你炼法轮功吗？”我说：“我炼不炼法轮功与我站在广场上有什么关系？”“唿”一下当时围过来四、五个便衣就往车上拉我，我不上，他们就揪着我的头发、连打带踢，把我拖上警车。当时广场到处是警察和便衣，警车就在广场上停着，真是红色恐怖一片。这次我又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一年底回家。
在两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我被二十四小时包夹、监控，多半宿多半宿坐在走廊里“转化”你，不让睡觉。一段时间把我单独关押在另一处，并且强制洗脑“转化”。一天，几个吸毒犯在指使下用衣服蒙着我的头拳打脚踢，还说用针要穿住我的嘴。被打后起不来床，每天只能拉着床边的暖气管才能慢慢起来。一个月后腰腿还是疼痛的。对法轮功修炼者各种方式的“转化”，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迫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是一种更邪恶的迫害。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在怀仁毛皂发真相资料，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送到怀仁看守所。当时我身体出现不适，看守所不想收，毛皂派出所要让收押。看守所叫来狱医（姓麻）他大致看了看、问了问说没事。就非法关押在怀仁看守所。半夜我心脏病突发，被送到医院急救。在怀仁看守所我心脏病多次突发。一次半夜又突发了，麻医生不让送医院，让其他关押犯把我抬到一间房里。我虽然心脏跳动极速，不能说话、睁不开眼睛，但我意识清醒。麻医生用大拇指压住我脖子一侧的大动脉，很痛、很难受。我当时只感觉心脏快不跳了。生命的本能使我用力挣扎，终于挣脱了他的魔手。我想如果那天真的让他害死，他一定会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可周围当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的险恶用心。（麻医生几年前车祸死亡）
看守所通知十月二十一日开庭，丈夫为我聘请了律师，庭上律师的意见没被采纳。法庭诬判我六年。本人不服，上诉。
遭残酷精神打击 两家人去世
第一次警察到家抓我时，幼小的外孙受到了惊吓。在以后的当地派出所警察、社区居委会的骚扰中，孩子一见生人就抓住我的衣服寸步不离。特别经过市看守所的经历后，孩子的心灵受到深深的创伤。特别是警察穿着警服进家，孩子就吓得躲在我身后紧紧抱着我不放，唯恐他们再把我带走。
父亲在法院工作多年，我第一次被非法行政拘留时，父亲精神上受到打击，开始担心不安。我被非法劳教后，父亲的精神就彻底崩溃了，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在雪地里走来走去，担心、害怕、思女心切，父亲终于病倒了。我在家时，父母的生活基本上是我在照顾，家里家外的事也大部份是我操持，此时二老受到的打击有多大，有多痛苦。
听说我要从劳教所回来了，父亲早早地就到路口等着，一趟一趟又一趟，从九点到下午一点半，还不见我回来，父亲喃喃自语道：“骗我呢，骗我呢，回不来了。”瘫坐在床上。午后我突然出现在老父亲面前，他抓着我的肩膀，从头上看到脚下，又从脚下看到头上说：“我以为你回不来了，他们骗我呢。吃饭，吃饭，赶快吃饭。”这时的全家人才有心思吃饭。
我几次被非法抓捕、关押，对父母亲的精神打击太大了。长达几年的精神打击，老父亲身体又出现了膀胱癌的症状，一便盆一便盆地尿血，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于二零零三年离开了人世。
我在被绑架、关押的同时，丈夫也受到了株连。他从一个刑侦科长，被调到民事调解当一名职员。当我再次从北京被接回的路上，单位公安处长说：看我回去怎么收拾贺连生（我丈夫的名字）。当我第二次被非法劳教回来前，丈夫就被彻底踢出公安处，到退休办公室当一名职员。对他的种种打击，都默默承受了。丈夫说：“我知道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你能平安回来，什么我都认了。”他在单位曾多次被评为先进，是受过三等勋章的人员。因为我的个人信仰，他身心竟然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二零零九年他得胰腺癌，现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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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