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3:全家八口人遭迫害 内蒙古多伦县曾显东控告江泽民 内蒙古多伦县曾显东女士，全家八口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江泽民及伙同犯罪参与者的肆意拘捕、非法关押、酷刑虐待、奴役，甚至是精神虐杀。四十五岁的曾显东本人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四年；她的父亲、二妹、二妹夫、三妹、小妹各被非法劳教一次，累计五年；母亲两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四妹被非法关押看守所一次。全家至少五次被非法抄家；居住地长期被监视，

2016-04-13: 全家八口人遭迫害　内蒙古多伦县曾显东控告江泽民

内蒙古多伦县曾显东女士，全家八口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江泽民及伙同犯罪参与者的肆意拘捕、非法关押、酷刑虐待、奴役，甚至是精神虐杀。四十五岁的曾显东本人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四年；她的父亲、二妹、二妹夫、三妹、小妹各被非法劳教一次，累计五年；母亲两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四妹被非法关押看守所一次。全家至少五次被非法抄家；居住地长期被监视，电话被监听。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曾显东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给她的全家带来这种灾难的元凶江泽民，“两高”已签收。

下面是曾显东女士的《刑事控告书》的部分内容。

一、修炼法轮大法受益的事实

我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前，我经常头晕、头痛，经常感冒、胃痛、神经衰弱，夏天手也因血热爆皮，一层一层的脱皮，甚至脱到手指肚、手掌能看到红肉，脚发热，尤其是夏天，热得无法入睡，睡前得放在冰凉的凉水里好长时间，才能睡觉。

整个学生时代，平时常吃药，寒暑假对学生来说应该是休闲、娱乐的日子，而对我来说却是喝汤药的苦日子，而且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当时才二十多岁的我，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活力，心情压抑，苦不堪言。自从炼功一段时间后，身体上所有的病状都消失了，而且浑身轻松，生活也充满了阳光。

我的母亲季兰荣也是经常吃药，心肌炎，心绞痛，不能干累活，后来她的小腹处长了个硬包，经常疼痛，因为家里生活比较拮据，还要供五个女儿上学，所以有时只吃点止痛或消炎药硬挺着。一九九六年，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身的病也全部消失了。母亲和我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一家人其乐融融。家里人看到我们的变化，相信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也相继开始炼法轮功。

二、全家人受迫害的事实

1. 全家遭骚扰 曾显东、母亲和妹妹被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正在上班，松山区派出所指导员王景合（音）还有两个警察，拿着他们编好的保证书，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字，我拒签，他们强行把我带到派出所，到了下午他们捏造罪名，把我和几个学员送到赤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演示图：电棍电击

在看守所期间，我和几个学员因在那里炼功，受到了看守所警察的酷刑折磨，有个姓王的女警察轮番打了我们耳光，当时我的牙被打出血，有一个姓苗的警察，用了全身力气打我们，当时我的脸被打的失去知觉，脸上留下他的手印一天后才下去。他们一边让我们炼，一边拿着电警棍电，并且冷笑着说：“看来你们还没炼好，这回让你们炼个够……”直到电警棍没了电。

另一监室里的法轮功学员也因为炼功，受到了看守所警察的毒打。赤峰市看守所有一种叫“量门”的酷刑，两只手从铁门上下横梁上穿过，倾斜抱着铁门，然后在外面用铐子铐住两手，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猫着腰，蹲不下，也站不起来，有个叫白景珍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只因炼功，就被用过这样的酷刑；另一种是一只手在上（手被控了起来），一只手在下，抱着铁门，斜铐在铁门上，只要稍一动，铐子就会越来越紧。

有一次，我炼功时，一个姓马的警察把我铐在电门上，铐了几个小时，上面那只手被控得发紫，同监室的其他人看了后都急了，有的掉下了同情的眼泪，哀求所警把我的手铐打开，说再不打开，手就残废了，警察看看我，问我还炼吧？我说炼，他摔门就走了，一直到换另一班时，才给打开。当时我的手已无知觉，后来我的小指发麻没知觉，一个多星期才恢复。

再有把手铐竖起来，一边挂上走廊墙上方的暖气管子上，另一边铐在手腕上（胳膊向上举起），脚尖着地，一直铐到手和胳膊发麻了，才给放下来。

在赤峰市看守所期间，除了炼功受酷刑外，每天还要被迫做奴工“挑豆子”，从早挑到晚，从豆子里往外挑杂质和残品，有时还要把豆子按颜色分，一天下来，眼睛看豆子看得两眼发花，看哪都是豆子。这一次，我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

二零零零年三月初，我和母亲、二妹、四妹、小妹及市区的几个学员去北京上访，在北京滦平火车站被劫下火车。回来后在松山区公安局遭到国保大队长梁占廷的辱骂、拳打脚踢，警察薛洪军的侮辱、电棍电击。并将我们身上带的所有钱约三千元左右全部抢走，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母亲和三个妹妹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近一个月（当时四妹和小妹还在读高中，被非法开除了学籍，一个多月后，才恢复学籍，四妹那年正好要高考，耽误了一个多月课），而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当地派出所强行和我父亲要走了四百元，说是我的劳教费用。有一个警察趁机拿走了一个祖上留下来的古董花瓶。

二零零零年四二五和十月一日前后及二零零一年的四二五，当地派出所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我母亲和妹妹非法监视居住，他们说这是上边的政策，母亲和妹妹二十四小时被监视。每天派五、六人轮番在家住，还让全村人轮班管饭，后来村里人都骂，父亲也不想给村里人添麻烦，就在自家吃。后来村支书记看不过去，才决定村委会买菜，前后估计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些人白吃白喝逍遥自在，晚上打麻将到半夜；而父母及妹妹白天到山上干农活，晚上很累，还要听乱七八糟的麻将声，干扰了我们家的正常生活和休息。后来派出所又在村里找了四、五家邻居监视我们一家人，并扬言说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2. 曾显东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

我先后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四年期间被非法劳教两次，累计四年。在劳教所期间，身心受到了摧残，每天面对的是超负荷、高强度的劳动及精神上的摧残，而且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安排两个吸毒人员长期包夹，时刻跟随。

当时主要是干包筷子的活（包筷子卫生特别不合格，根本不讲究卫生，这些产品都流入市场）。劳教所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变本加厉的榨取劳教人员的血汗。时常加班，从早上五点多起床有时甚至更早，晚上要十一点多才收工，每天一万双筷子的生产任务，有时甚至更多，好几次手被筷子磨得出血，只好用胶布缠上。特别是来了一大车筷子，让我们往车间里扛，当时有好几个老年法轮功学员，她们也要象年轻人一样扛筷子，干着超体力的活，有的被迫害得出现了高血压、心脏病等病状。

而且还要遭受着强制放弃信仰，每天被迫听他们诽谤法轮功的话。目的达到强迫写“三书”（所谓的与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而后还要继续改造人的思想，直到将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逼迫学会骂人、造假，她们才认为过关。如果不听从他们的指挥，面对的就是关进小号遭受酷刑折磨、加期的迫害，队长滥用权利，一句话就会被加期三天、五天甚至更长时间。

在这期间，全体法轮功学员还被带到呼市一家医院有目的地进行体检，说这是上级的要求，体检项目：测血压、验血、胸透CT、B超、心电图。当给我做B超时，医生和劳教所警察说了句这个年轻，岁数不大。后来当活摘器官被曝光后，才知道是在建立器官库，为活摘器官做准备。

3. 全家遭磨难：身份证被扣押、遭跟踪、监控、绑架关押

二零零一年年前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松山区国保大队和当地柳条沟派出所时常对我及家里人进行骚扰，并且无理扣押我们全家的身份证。有一次，我家人要用身份证，去派出所去拿，在我拿回刚走到半路上，便被一片警要回，说这是上级的指示，你要用，我们陪你去。当地派出所警察还时常晚上来我家骚扰，有一次，半夜来敲门，敲门声把左邻右舍都给敲醒了，不给开，他们就翻墙而入，又砸屋门，父亲实在忍无可忍，说你们这叫执法犯法，他们才翻墙出去。

他们曾把我叔叔叫到派出所，要让我叔叔拿他家土地作担保，并和我家里人说，如果再炼，就收回你们家的土地。并暗中派村里几个人监视我们全家，一个村民喝多点酒，对我家里人说：“你们信吧，我一个举报电话，就可以得到三百元。”个别村民受利益诱惑，时常打报告，所以我家来人他们都会监视，每次我出门，后面都有警车跟踪、录像（这些是我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被绑架后，松山区国保大队警察自己说的）。十一月中下旬，一法轮功学员家属（未修炼法轮功）给我打电话，说他妻子已被关进（监狱）去了，不要到她家去，因电话被监控，这位家属被当地公安带走，敲诈勒索五千元才放回。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左右，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区公安局、红山区公安局、当地派出所去了四辆警车，将近二十人，其中有好几个武警（都不认识），又去非法抄家，一家六口被绑架：我、父亲（曾兆宽，迫害发生后放弃修炼）二妹夫（赵凯相信大法好，未炼）、二妹（曾显忠）、三妹（曾显波）、小妹（曾显慧），非法关押在赤峰看守所，二妹夫新买的农用车也被扣在派出所。一个月后除了我，他们被放回，被敲诈勒索三千元。回来后，听知情人说，车子坏了，是他们用车拉土，后来掉路边沟里摔坏的。在松山区公安局，我们被逼供、罚站、跪拖布杆。

二零零二年三月份，当地派出所欺骗家里人说去市里开个会，结果直接把他们（有父亲、二妹、二妹夫、三妹、小妹，当时小妹才十九岁）送到松山区拘留所，第二天就把家里六口人都劳教，父亲（已放弃修炼，在劳教所被迫害致血压高达二百多，二零零四年含冤离世）、二妹夫被送到五原劳教所非法关押、我及三个妹妹被非法送到呼市女子劳教所，他们都被非法劳教一年，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此时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二妹家的五岁的孩子，四妹正在读大学，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母亲除了照顾家，还要供四妹上大学。在那种生活艰难的情况下，警察还要继续迫害我家，当时二妹家里还种着大棚，菜急等着卖，还养着好多乌鸡、猪，需加工饲料。而母亲已没时间看孩子，只好让孩子奶奶家人接走，母亲每天步行来回走十多里路，背上饲料到二妹家喂鸡、猪。

就这样还没多长时间，派出所警察诬陷母亲背着袋子发放资料，把她绑架到派出所，拳打脚踢、电棍电，铐在派出所里，深夜母亲走脱，被迫流离失所。因全家都被绑架，妹妹家里的蔬菜大棚因无人经营而荒废掉，二妹家的鸡猪因无人喂，鸡死的死，丢的丢，有的飞到猪圈里，被猪给吃掉了，两头猪饿的自相残杀，把猪尾巴都吃了，惨相目不忍睹。后来邻居知道了，家里的活物才没被饿死。

4. 呼市女子劳教所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六月，江泽民下达了新一轮的迫害政策。呼市女子劳教所在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下开始对全体法轮功学员实施了无所顾忌地全面迫害，几乎实施了所有的酷刑折磨手段：法轮功学员除了长期被吸毒人员长期包夹外，学员之间不许说话，甚至连互相看一眼都被看管；对坚持信仰的学员，长时间不让睡觉；经历了一天的劳动后，晚上要休息时让全队所有劳教人员陪着罚站，激起其他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和辱骂；关禁闭室，唆使其他劳教人员拳打脚踢；高压电警棍电；冬天铐在窗户上冻；吊铐；上大挂等等。在这种让人恐惧的压力下，我再次被迫放弃信仰，事实上被主动转化了的人都学会了欺骗，为了不再受迫害，被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心灵被迫害的严重扭曲，有的人甚至被变成了打人、骂人的行凶者。

法轮功学员在一个多月内多数被强制“转化”。而且被迫强制要求写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每个法轮功学员，每个星期都要被迫写思想汇报。当思想符合真善忍不符合劳教所警察的要求时，就要被谈话，继续强制洗脑，而且每次开会只要有不同意见的学员，甚至学员刚站过来，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劳教所男警察拳打脚踢，高压电警棍打倒在地，然后拖走，继续实施更惨烈的酷刑折磨……，正因为这种更为惨烈的酷刑折磨，才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疯、致残甚至失去生命。

在劳教所里，除了被强制洗脑，无工资的高强度劳动外，生活用品比外边要高两倍，还要自己花钱买床单被罩及劳教服，而且这些都是被循环使用，循环收钱。当时我们四姐妹身上带的一点钱，都被劳教所给克扣成床单被罩钱，生活用品都是其他法轮功学员帮助买的。二零零三年，我三个妹妹出所时，法轮功学员们给凑够了路费，却被劳教所克扣成了劳教服钱（劳教服钱二百多，劳教服在解教前都被收回，再卖给新去的），劳教所警察说是拿解教证就能坐上车，结果三个妹妹被撵下火车，当天在火车站过了一宿，后来打电话找到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借了钱才回到家。

再说说劳教所被劳教人员的伙食，夏天吃的是五方六月的臭韭菜，冬天吃的是白水煮酸菜土豆，油水很少，上边一来检查，才逢场作戏，改善生活，营造出对外宣称花园式的学校氛围。每天中午去吃饭时，各队都要按劳教所的要求唱歌功颂党的歌，如果声音小就被队长叫停下来站在那唱，无论严寒酷暑。有一次本来收工就晚，又停下来唱歌，结果吃的都是凉饭，吃饭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吃的快的，饭是倒下去的，吃的慢的好多人都吃不饱。

二零零二年夏季，我家因全家六口被劳教，没有生活来源，四妹在上大学，她省吃俭用，一天只吃两个馒头，眼看四妹大学快毕业了，四妹的学费还没邮到，母亲好不容易攒够了学费，到柳条沟乡邮局去邮寄，柳条沟乡邮局工作人员因受恶人指使，几次三番，以各种理由（说邮编或地址不对）不给邮寄，给退回来。无奈之下，后来让三婶去市里邮寄，才把钱给寄到。

四妹是一名小学教师，工作兢兢业业。然而在二零零三年四妹刚刚毕业上班不久，由于恶人诬告，她两次遭到松山区柳条沟派出所非法盘查，她所教班级的每个学生和全校教师都被调查。二零零四年夏，四妹又被恶人诬告到“中央组织部”，上面又一级一级派人调查，赤峰松山区教育局及局领导给四妹施压，要求写“思想汇报”及“保证书”。

在我被劳教期间，当地派出所注销了我的户籍。回来入户时，文钟镇派出所和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曲英辉要求我写“保证书”、“悔过书”，派出所还让我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装入他们的重点人口档案袋，也就是他们的“黑名单”里。

5. 两个妹妹被勒索了至少七万元

二零零五年在我出嫁到多伦不久，赤峰市文钟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曲英辉（音）又两次给我丈夫打电话骚扰。

二零一二年十月，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分局五、六个警察闯入二妹家，抄走法轮大法书籍，从三妹家里抄走了小锅、电脑、打印机等物品，并绑架了她们。扬言要把我们全家都抓进去，并且到处搜找我二妹夫（未修炼法轮功），无奈之下，吓得二妹夫被迫流离失所一个多月才回家。两个妹妹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被送到洗脑班，又被勒索了至少七万元，才被放回，这对两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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