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14: 河北省高邑县公务员王巧萍控告元凶江泽民
原河北省高邑县粮食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巧萍，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警察非法拘留二次、非法抄家一次、遭强行灌食迫害、被勒索钱财、被停止工作、停发工资近十五年；在巨大的压力下，重病的母亲含冤离世。王巧萍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邮寄《刑事控告状》，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并于六月二十二日收到最高检察院确认于签收邮件的短信。
以下是王巧萍女士叙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经历及遭中共迫害的事实：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抱着好奇心看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九讲看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人生中许多不解的问题都解开了。从那天开始，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我按照大法的法理，修心向善做好人，加上五套功法，时间不长想象不到的困扰我多年肾虚、神经衰弱、三四节腰椎骨质增生、腰肌炎、月子里落的左胳膊酸痛、左上颌窦炎、盆腔炎、美尼尔氏综合症、坐骨神经痛等多种医院治不好的慢性疾病，都奇迹般的好了。从此，再不用吃一粒药，没有休过一天病假，不但为国家节省了医药费，在工作中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又被推荐为粮食局后备领导干部。都知道公务员连续三年优秀就可晋升一级工资，可我被评为优秀公务员的第三年，因人事局说指标超了，要求下来一个人，当时我主动要求把自己去掉了。失去了晋升一级工资的机会。我还把上级给的奖金买成办公用品或用作会议费。
可是心胸狭小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嫉之心及对修炼人数众多的恐惧，其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之上，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的国家恐怖主义，致使数以千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致使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亲属、朋友、同事和单位受到株连，全中国受到谎言诬陷的“洗脑”。正是在它的策划、指挥下，导致我遭受到了如下迫害。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江泽民指使中共控制的媒体与宣传机器，公然编造谎言，侮辱、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迫害法轮功善良的修炼群体，通过对法轮功与其学员的诽谤故意误导中国民众，如将法轮功修炼者诬蔑为“罪犯”“自焚者”“精神病患者”“害虫”“蛇”等。如：一次一同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没了工作还能过，可千万别去自焚。我告诉他：那是栽赃，《转法轮》讲了炼功人不能杀生。
被非法拘留二次，非法抄家一次，遭强行灌食迫害，被勒索钱财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县组织部任群柱副部长和一名工作人员到单位找我谈话，副部长问我法轮功是什么，还炼不炼。我如实向领导反映了我修炼法轮功的一些真实情况，那位副部长当时就说：国家不让炼了，不放弃要进公安。就在这天下午下班后我连晚饭还没吃，被公安局警察张金龙和另一名警察叫到公安局，公安局警察冯连社和另一名警察就问了两句话，承不承认法轮功是“×教”？还炼不炼？只因没说假话，就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行政拘留。我问政保科长耿锦书，什么叫扰乱社会秩序？耿锦书支吾说：“别说了，没法说。”
当晚我们被送进了赞皇县看守所（我的妹妹、妹夫也一同被关押）。在看守所我看着锁着的铁门，彻夜难眠，精神上的打击难以想象。四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星期一上午，单位领导和我的伯父、我的丈夫去看我，我的伯父气得指着我的鼻子尖喊我，我的丈夫哭的泪人一样，告诉我，本来说好的周六买个熏鸡回家给老人拆洗被褥的，八十一岁的公爹（原县人大副主任任文甫）一下承受不住了，血压升高在家输液。我心中五味俱全，想不到做个好人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在此期间公安局政保科长耿锦书向我家属索要二百元罚款，二千元押金，非法关押十天才放回。上班后又被纪检以“被行政拘留”为罪名给了我“行政记大过”处分。
我丈夫任宗璞原在高邑县民政局任副局长。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九点多，高邑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玉辰给我丈夫打电话说：梁（新民）局长叫你到他那商量事。我丈夫不解的对我说：我刚从他那儿回来，这么晚了，不知有什么事。我说快过阳历年了，是不是为我的事（因为每到逢年过节和所谓的敏感日我都会被骚扰）。丈夫带着疑惑往外走，一开门被早已等在门口的十多名公安警察蜂拥而上，一边将我丈夫控制住，一边上楼将我围住，政保科长牛胜彪下令给我戴上背铐，几个人架着我的胳膊连拖带拽将只穿着毛裤拖鞋的我拖上停在八十米以外的汽车上，绑架到高邑县看守所。公安局副政委薄春元和多名警察又非法抄了我的家，从我家搜走了一本龙华经。在看守所有一警察告诉我要对我判刑。在看守所我绝食绝水抗议迫害，被七八个男犯人强行把我抬出去并死死按住，医务人员从鼻孔里插管，强行灌食三次，第四次又把我抬出去，弄得我全身抽搐，狱医给我量血压、听心脏后，告诉我别动，说快要休克了，才把我送到医院。第二天狱医又要给我输液，因找不到血管未输成，狱医告诉我，我的肾脏出了问题，回去花一万元也治不好。在二零零二年元月五日傍晚让犯人把我背出去，在门口接我的丈夫看到我时，一下就哭了，问看守所的警察，几天时间她怎么成了这样了。在往回走的路上，开车的司机不断地喊我：嫂、嫂。生怕我死过去。
被停止工作、停发工资近十五年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我正在粮食局办公室上班，被粮食局局长翟贵兴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劳动人事局李俊梅（干部科长）电话通知不让我上班了。我说为什么不让我上班，翟局长说，姜（欣河）书记（县委副书记）说过，先让她（指我）回去，以后再让她回来。回家后，我曾连续三次去找姜欣河副书记，不但没找到，却招来了政保科长带几名警察到我家骚扰。我就这样被无辜停止了工作，停发了工资。我无数次的申诉无果。原因是江泽民授予610领导小组极大的、超越了现有的党和政府行政范围的权限。各级领导自始至终一直在听610的指使，条件是所谓的“转化”才能给我解决。
二零一零年，我已到了退休年龄，至今连退休也办不了。在无奈的情况下，我们两次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想通过法律解决，特别是最高法院改革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的通告发表后，我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再一次向高邑县法院递交了诉状，结果又被拒绝及不立案又不给文字东西。其根本原因是罪魁祸首江泽民的邪恶指令还在实施中，江泽民害了多少还在执法犯法的公检法及政府官员。所以江泽民这一践踏法律的罪魁祸首不绳之以法，不解体这个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何谈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无数次被骚扰，七次非法入宅欲绑架
从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开始，我就成了被迫害的重点，被公安警察无数次的骚扰，电话被监控，每到所谓的敏感日，被限制人身自由，就连我在单位值班，警察也要到单位去看看我，不让我出县，那时我的精神压力极大，一听到电话响、警车叫心就跳个不停。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日上午，警察到我家欲绑架我，当时我没在家，他们走了。十点左右我刚回家，公安就来我家敲门，丈夫没给他们开门。为了躲避迫害，他们走后，我从后面小道想尽快离开家。可刚从家中出来，走到北街村边，被蹲坑的警察截住，在去公安局的途中我走脱。公安就在我家附近安排眼线监视我。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我回到家中，被监视我的眼线看见，二十二日晚政保科长耿锦书带领四名打手窜到家中要绑架我，我以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为由而拒绝开屋门。耿锦书手执板凳将我所在的屋门上面的窗户玻璃砸坏，将门弄开，他们追到我二楼楼顶，逼的我要跳楼时，才停止追我。但还不罢休，并恶狠狠地叫嚣：今晚我们就不走了！指使打手回去叫人，并嘱咐穿上大衣，守好楼后窗户，我想法走脱，才未被抓走。
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姜欣河将我的丈夫叫到县委，要丈夫与早在县委等着的几名男女公安警察一块去我家中，要绑架我到河北省洗脑班。因我没在家，警察在我家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才走开。我被迫离家出走，被610、公安不法人员到处追捕，还逼着我的丈夫带着610办公室主任李爱军和公安局副政委薄春元等多名警察到我的亲戚家找我，还挑拨让我的丈夫给我离婚，还找到我的母亲逼，因没找到人，才未得逞。
二零零二年七月九日早上五点左右，县公安局警察十多人到我家欲绑架我到河北省洗脑班，当时警察有在我家厨房顶的，有在院子里的，有在门外的，我不配合他们，随后县委副书记李连平、副县长李艳菊、公安局局长李清章、检察院检察长也来到我家，要绑架我去洗脑班，我坚决抵制，并揭露他们对我的违法犯罪行为，才未得逞。
二零零二年九月一个星期四的晚上约八点多，公安局政保大队长牛胜彪带一伙警察到我家欲行绑架，幸亏我没在家，才未得逞。还在我家周围安排人监视我。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我回到家中，二十六日上午政保大队长牛胜彪领多名警察闯入我家要绑架我，在家属的严厉斥责和保护下，未被抓走。他们在离开我家走到家门口时，牛胜彪出手用拳头杵在我丈夫的右脸上，当时丈夫被打的右脸火辣辣的痛。后来我得知他们把我已报批劳教，公安一直在企图绑架我，公安警察为了抓我，牛胜彪等人曾在我家胡同口附近蹲坑十天，我被逼的有家不能回，流离失所三年。
大约是二零零一年，多名警察半夜翻墙到我家要绑架我，因为我没在家未得逞。警察多次到我家欲绑架我，我的家属整天提心吊胆，在恐慌与悲愤中度日。
丈夫提出离婚 母亲含冤离世
二零零一年七月底，高邑县610、公、检、法、组织部、纪检委等部门参与，强迫全县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不写就被绑架看守所。我为躲迫害离家出走，县委副书记姜欣河让不修炼的丈夫任宗璞找我，找不到。姜欣河副书记让民政局局长梁新民通知丈夫不让他上班了。梁新民还在民政局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丈夫被停止了工作。
我丈夫在民政局工作了二十年，本来业务熟练、威望高，人们都认为是接替局长职务的丈夫，曾在厕所里要上吊，而且民政局多次会议上都提到法轮功，使他更抬不起头来，二零零二年五月被调出了民政局。
丈夫受到极大的打击，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上要抚养年迈的老人，利益上的损失，名誉上的伤害，面对这残酷无情的迫害，丈夫痛苦至极，无法承受那样的压力，被逼的走投无路，只好找到我的母亲，提出要跟我离婚。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和母亲申保英一块到北京上访，半路被劫持到北京大兴看守所，我被一女警强行搜身，连内裤都被搜查。后被装进囚车送往丰台体育场，母亲吓的浑身发抖。不知又往哪押送时，半路走脱。回家后，我和小弟王根强、妹妹王俊平被劫持到公安局，母亲被公安局警察劫持到县招待所非法关押。从此我们家成了被迫害的重点。母亲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公安对我多次的抓捕，使她整天提心吊胆，一听见警车叫心就跳，致使她吃不下饭，身体越来越弱，后来两眼看不清东西。二零零五年八月又患脑血栓住进医院。一次在医院看见我在她床前，她哭着要我立即离开，怕恶人把我抓走。睡梦中老人多次惊醒，说邪恶又在迫害，一次她大喊着“邪恶（指七、八个恶人）追到门口来了，邪恶在抓我！”七十一岁的母亲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含冤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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